我相信一切都是主决定的。登上商务航班离开沙特时，这个信念也在支撑着我。渐渐地我已经爱上了沙特，就像热爱我的出生地叙利亚一样。
我对主的挚爱和我对丈夫的信任是分不开的。我非常非常信任我的丈夫，我确信他所有的想法和安排都是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着想。毕竟，在过去17年里，奥萨玛为他的家做了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没有理由怀疑我丈夫告诉我的任何事，也不用提防他为我做的任何选择。
从孩童时期起，我就没有办法伪装我的情感。我对丈夫绝对的信任也体现在了我的脸上，我表现得很平静，这产生了令人欣慰的效果，我的孩子也被我感染了。一路上他们难掩好奇和兴奋之情，大都把这次旅行看做一次摆脱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的冒险。
我们的私人物件用货轮经由沙特长长的海岸线运往目的地。与此同时，我们的飞机翱翔于吉达靛蓝的天空中，飞越了广阔的沙漠。
我们一共有十八个人。每位妻子和她的孩子都有指定的位置。我们之间还坐着陌生的乘客，但我们都不予理会。几个妻子会隔着面纱不停地交换眼神，前后观望，安静地用眼神询问是否一切顺利。想到我们都嫁给了同一个男人，这么多年来我们变得非同寻常的亲密。
奥萨玛的第一个家庭里有我和八个孩子。我亲爱的大儿子阿卜杜拉很爱护他的弟弟妹妹们，当时他十五岁。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十三岁，大家都知道只要有什么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会全身心地扑进去。两个大儿子都十分安静，让人感到踏实安心。
十二岁的萨阿德很喜欢闲聊，也很爱开玩笑，他的兄弟都叫他“玩笑王”。像往常一样，看到自己能有这么多无处可逃的听众，萨阿德显得很高兴，抓着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就说开了。
奥玛今年才十岁，内心最为敏感，已经是兄弟姐妹热心真诚的小顾问了。他直直地坐在那，神情紧张。母亲的直觉告诉我，奥玛还在担心我们农场上那些母马的命运。我的这个四儿子很喜欢动物，心里总是挂念着这个或那个小动物。
八岁的奥斯曼和六岁的穆罕默德正兴高采烈地嬉闹着，两人说着我不知道的事，地笑得摇来晃去。
四岁的女儿法蒂玛靠在我旁边，看上去是那么娇小可爱。我心爱的一岁大的小女儿伊曼模仿着姐姐的每一个动作。这两个女儿是我快乐的源泉。
奥萨玛的第二个家庭是赫蒂彻和她的孩子们。她和她的儿子们离我只隔着几个走道。大儿子阿里七岁，是个认真可爱的小男孩，二儿子阿米尔才两岁，很招人疼。
奥萨玛的第三个家庭是哈丽雅和她三岁的儿子哈姆扎。这几位妻子中，我和哈丽雅关系最亲密。她密切地关注着调皮的哈姆扎，这个小家伙，总能搞出好多可爱的小把戏。
奥萨玛的第四个家庭是西哈姆和她的三个孩子。她漂亮的女儿卡蒂娅四岁了，三岁的儿子哈里德整天乐呵呵的。还有那个和我的伊曼同一天出生的早产儿小米里亚姆。感谢主，他现在健健康康的。
我们——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很快就能见到我们唯一的丈夫和父亲了。
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我丈夫的脸。我急切地想见到他，自从他那次神秘地离开沙特后，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自那以后，除了他那句令我吃惊的：“纳伊瓦，连一个盘子都别留在沙特。”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我们抵达的时候，奥萨玛会等在那里迎接我们。我向主祈求，愿冥冥之中，我丈夫遇到的所有难题都已经有了合理的解决办法。愿主能在适当的时机，递给我丈夫钥匙，来打开沙特刚刚锁上的大门。这样我们就能回到那个我们刚离开不久的家了。
我的注意力全被我的思绪和两个好动的女儿占满了，所以感觉两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飞行员已经通知我们准备降落。
离新家喀土穆越来越近，我从飞机的舷窗向外张望，这是个我从未到过的国家，但现在它就是我的家了，一切显得那么新奇。
我把脸靠在玻璃上，透过面纱，模模糊糊地看到地面渐渐上升，极小的房屋和细线一般的公路慢慢变大。我很快发现喀土穆与吉达大不相同。
原来的小镇在过去十年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达现在已经是彻彻底底的现代化城市，高楼林立，现代化公路穿行其中。而在喀土穆，却到处是晒干的泥砖搭建的房屋，顶多也就几层。从我看的角度，我还不能确定，但似乎好多公路都是泥土路。我们快降落的时候，尘土也多了起来。
虽然沙漠也一直侵蚀着吉达，但沙特人下定决心挡住沙尘，不让它悄悄地潜入这座城市。但在喀土穆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我想也许苏丹人没有吉达人那么幸运，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
我知道苏丹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国家，由伊斯兰政府统治。埃及是它的邻国，还有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我是和几个在我家工作的女孩聊天，才对这两个国家有点了解。我们离开沙特后，也不知道那些聪明的年轻姑娘会为哪些幸运的家庭工作。因为苏丹幅员辽阔，所以和许多国家接壤，有肯尼亚、乌干达、乍得、利比亚、刚果还有中非共和国。跟沙特一样，苏丹的一边是红海。
我们降落的城市是喀土穆，虽然它1821年才建立，还算是个年轻的城市，但它却是苏丹的首都。源头是维多利亚湖的白尼罗河，从东边埃塞俄比亚流出的青尼罗河，像双胞胎一样在喀土穆汇聚成为一条河，然后流向北部的埃及，在那儿闻名于世。
飞机在坑洼不平的跑道上颠簸时，两个女儿也随之颠了一下，笑了起来。我又往窗外看了看，法蒂玛也凑了过来，我们看到外面是大片的泥土地和山艾树。有几棵灰扑扑的树显得那么不协调，让人觉得它们是不经意间自己从地底下蹦出来的。每小块土地上立着间简陋的屋子，男男女女都在家周围忙忙碌碌。苏丹女人穿着宽松的，颜色鲜艳的裙子，头上裹着相配的头巾。大多数男人穿着传统的贾拉比亚，也就是长至脚踝的袍子，头上带着无边便帽，称作塔吉亚。另外一些人穿着斯沃尔和莱吉斯，即一般为同色的宽松长裤和长至大腿的上衣，色彩都比较柔和。
我稍稍想像了一下这些男女和他们的生活，接着他们就离开了我的视线。飞机已经接近候机楼了，那是一栋混凝土楼，大约三层楼高。要下飞机了，我的注意力必须放在孩子身上。
我怀里抱着伊曼，让法蒂玛待在我身边，示意六个儿子不要走远，准备下飞机。大家匆匆忙忙推搡着走向机门，走下机场人员搭起的临时台阶。
我一走出候机楼，便认出了我丈夫高高的身影。他站在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旁，就是那种通常用来搭载贵宾的车。全副武装的警卫在周围巡视，车窗按照奥萨玛家的惯例配上了黑色玻璃，以保护隐私。相似的车排成一列，等着把我们一大家子接回家。
我走向我的丈夫，我太了解他了，他什么都不说我也能看出，看到我们安全抵达，他的一颗心才算放下。除了点头示意和随意的问候，我们几乎没有交流。穆斯林男女不在公共场合表达情感或接触身体，即使两人已经结婚多年，有了很多孩子。
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得益于我丈夫的影响力，我们没有被要求接受例行的护照检查等入关手续。
大家坐好后，我们的车队和周围的警卫车队一溜烟地离开了机场。我的两个女儿摆脱了安全带的束缚，乐得手舞足蹈。我时不时望向窗外，看看黑色玻璃外的喀土穆。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地带，我看到许多漂亮的房子刚建成不久。这是喀土穆一个富裕的郊外社区，叫做阿尔·利雅德村，我们就将在此安家。这儿的房子大小适中，紧密相偎。
奥萨玛在这个阿尔·利雅德村安排了四间屋子，我们一家和那些保护我们的警卫都会住在这儿。我们家住的大房子很不错，一共有三层。 与平时一样，我住在顶楼，其他妻子分别住在楼下不同的房间。
我较大的儿子很快就选好了住的地方，而我帮较小的孩子做了选择。总的来说，我感到很安心愉悦，只要我们现在都在一起，一切都会好的。当天晚上我丈夫和我待在一起，他的陪伴让我很开心。
两周后，一切步入正轨，我们的生活变得和在沙特时大同小异。尽管奥萨玛最近暗示我应该自己照顾孩子，他还是给我找了两个当地女孩，帮我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习惯上，所有重要的决定都会由家中的男人做出。但我现在有了八个孩子，几个才刚刚开始会走路，还有的出生不久，我觉得我需要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十分坚决。所以最后奥萨玛给我安排了两个当地女孩，她们很帮得上忙，也十分讨人喜欢。
日出时我们会起床做一天中第一次祷告，然后再次入睡。休息一会后，我们就得起床，以免误了儿子们上学。入乡随俗，在喀土穆，儿子们要在学校吃早餐。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在吉达和麦地那的公立学校，儿子们过得很痛苦。所以我很高兴奥萨玛为儿子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私立学校。在喀土穆，他们将会入读“特殊教学非洲委员会”。这所学校除了周五，每天都要上课。周五是我们伊斯兰神圣的日子，二十四小时里日常的事务全部都被取消。
看到我英俊的儿子们穿着规定的校服，时光仿佛倒退了十几年。我的思绪回到了曾经那段岁月，突然之间觉得好遥远。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我每天都悲伤地看着我年轻的丈夫，穿着小心熨好的校服离开我去上学工作，留下我独自在家中思念他。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痛苦依旧清晰。
现在英俊的儿子们也要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了。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奥玛、奥斯曼，还有最小的儿子穆罕默德，每天早上吵吵闹闹地穿好他们深绿的裤子，浅绿的衬衫。如果他们的父亲不在，他们闹来闹去也没关系。我会笑着看他们扭作一团，闹着冲出我的房间去找阿里——赫蒂彻的大儿子。这七个小伙子争先恐后地跑到住宅区的路边，在那等待白色的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