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言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时人认为梁退而保守,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字。黄炎培主持《申报》,一度拟请梁撰写特约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发表。梁此时亦坦承,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
陈书良高度赞扬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击节赞赏。”
忧国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儿时,疼爱孙儿的祖父常给梁讲些历史典故。在祖父所讲的历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对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举动印象尤为深刻。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去三忠祠凭吊缅怀,而“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这两句诗也犹如刀刻斧砍般铭记在他的心中。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时写下这样的诗句:“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为其书斋命名“饮冰室”,“饮冰”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是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国君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靠饮用冰水来纾解心中烦躁。梁启超以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做笔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军舰上,梁写下大气磅礴的《去国行》一诗:“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参加护国运动时,梁启超听闻其父去世的消息,遂回到上海居丧,悲痛之余,他自承:“还能管什么国家大事?”但二十多天后袁世凯去世,第二****便连发四电给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都督总司令,促请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
1927年秋,梁启超与学生吴其昌、侄儿梁廷灿在花架下闲谈,王抟沙匆匆进门,见梁即脱帽,搔其秃头,大呼道:“好戏!”梁笑问:“什么好戏?”“******下野了!”梁大惊,掷其半枝雪茄突然起立以足怒踏之,又颓然坐下,皱眉蹙额,连连咨嗟:“这还得了!真不得了!”少顷,又叹一长气道:“唉!中国真要乱到几时呢?我这一生,还能眼见中国太平吗?还能眼见中国再兴吗?我望了几十年想中国再兴,现在看来,中国再兴的时候,我决然已死了!共产党笑我不彻底。我自己知道,诚然不彻底。我只望国家早日的’再兴‘。”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在讲到“甲午战争”一节时,梁这样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一次,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看话剧时,颇为感慨地对黄伯易说:“拉丁美洲的红种人遭遇比黑人更惨。据统计,在美洲移民时,红种人的土著还有千万人口,现已不足百万了。据人种学家研究,红种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经南极圈移到美洲大陆的,可想当时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了。以希腊、罗马为例,中国算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梁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竟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辩护。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及,手术中做主治医生副手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最后为梁启超主刀的却是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
求索
17岁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梁便为康所折服,拜在康门下。梁启超后来追忆他与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受此当头棒喝,梁如醍醐灌顶,发现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梁马上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的引导下,梁尽弃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0年,梁启超赴京赶考,虽名落孙山,但回粤时途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为之大开。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群情激愤。1895年4月22日,时在北京赶考的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写成万言“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一千二百多名举子一齐相应,联合署名。5月2日,在康、梁的带领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聚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皇帝。康、梁在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师从康有为后,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中的左膀右臂,梁用自己的如椽大笔,为康的主张摇旗呐喊。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维新运动,又称戊戌变法。但由于慈禧太后等人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梁启超记载,戊戌年八月初六,梁正在谭嗣同处商谈,传来政变发生、康有为寓居的南海馆被搜查的消息。谭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指康有为),亦无可救,我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于是梁避往日本使馆,谭嗣同则闭门不出,等待抓捕。捕者不至,谭于次日入日本使馆与梁见面,劝梁东游,说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立,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二人拥抱而别。八月初十,谭嗣同被捕。被逮前,有日本志士苦劝谭东游,谭慨然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六君子被杀害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让梁启超换上和服,坐上其夫人的马车,外坐婢媪,卫士守护,扬言日本钦差大臣家眷回国,遂出京至津。某夜,日本驻天津领事催促梁出发。赴日军舰停泊在大沽港,须先乘小舟出港,再登军舰。是夕,梁启超被酒,睡小舟中,卧观星月如壶悬天上,晓风刺骨,忽闻人声嘈杂,又闻日领事与人分辨之声,久之乃寂。梁问同来者,则答:“官使快马轮船来迫甚急,已以计遣之矣。”随后,日领事状甚仓皇,船驶如飞,迅速登上军舰,随后送梁至日本。1912年,梁启超回国,津中人士,竞相迎迓。梁抵大沽港,见迎接之船,赫然为快马,岂知不履中土十余年,船仍如故。时黄远庸在欢迎席上疾声言曰:“快马送先生且十年,今始得迎先生归也。”
因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早年主张“尊孔保教”,黄遵宪和严复常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孔教不可保”。受二人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表示自己“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
随着思想的转变,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变化。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一度颇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直至深夜。梁、孙曾计划合作组党。梁与部分康门弟子联名致函老师康有为,劝其退休。康得知梁思想的转变后,异常生气,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并令梁马上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很有影响。于是临行前,梁请孙写介绍信,孙中山欣然照办。利用孙的关系,梁启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将当地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甚至孙中山长兄孙眉也转而服膺其主张。孙得知后异常愤怒,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又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回为改良。梁启超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国家。
梁启超一度筹划刺杀慈禧。张继日记记载,1905年夏,杨笃生、何海樵、张继等人准备从天津到北京刺杀慈禧及光绪。刺杀的款项是杨笃生从梁启超处筹来。梁当时要求只能刺杀慈禧,但杨笃生是革命党人,准备将慈禧与光绪同时炸毙。后因北京城门稽查严格,炸弹壳及制造工具无法运入北京而作罢。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对宪政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革命派在《民报》发表文章,驳斥维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启超在这场论争中处于下风。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的研究和实践中。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企图让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袁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抗衡。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在袁世凯流露出要做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梁记载道:“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欲称帝后,拟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对于帝制力加驳斥。袁闻讯,遣杨度馈赠梁启超十万金,请梁勿发表,为梁所拒。翌日又增十万金,梁再拒,并以全稿示于杨度。次日,袁再指派心腹对梁道:“先生曾亡命十余载,此种况味,亦曾饱尝。何必自苦?”梁答:“予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乐于此而不愿苟活于污浊之空气中也。”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蔡锷临行前,梁与蔡把臂约定:“事幸而捷,吾党毋以宠利居成功,不猎官,不估权,还读我书。败则以死殉之,不走租界,不奔外国。”蔡锷诺请如命。
离京时,梁启超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反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平日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曰:“上自君舅,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