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阳光里,半眯着眼,静静地看着树上最后一片叶子掉落,尽管手里拿的是一杯淡青色的粗茶,依然像个绅士一般惬意。
邻居家的两只狗忽然大叫起来,呼啦啦地围着一个人上下窜跳着。有人笑了起来,“嗨,狗也分得清疯子呢。”我的手没来由地一抖,茶水溢到虎口处,烫得有些痛。
但狗也只是虚张声势,却并不真的下口。我受不了那聒噪,呵一声,“天天在这儿走,不认识了么。死畜生,还不快滚,剁了你们。”
两只狗还是卖我的面子,毕竟我也每天会丢一两块骨头给它们,虽然有戏耍的意味,但还是改善了它们的生活。再者,两只狗是极聪明的,也似乎觉得与一个有毛病的人闹得没意思,便借着这个台阶而下,讪讪地走远了。
被称作疯子的是一个女人,五十好几了,身子黑瘦,剪着参差的短发。她是我们村的,却像与谁都不认识,不论走到谁家门前,都不与人打照呼。她整日在村子里转,不哭不笑,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她的眼却四处骨碌着,哪儿有一只塑料瓶,她会捡起,挤瘪了往腰上一插,哪儿有废弃的纸皮,她会叠好放腋下一夹。往往转到两只狗那儿,她前胸后背鼓鼓囊囊,两只臂膀已张成两只翅膀样。
两只狗见了,像见到怪物,嗤啦嗤啦叫个不停。
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已经掉了,李亮没有回来。树上最后一片叶子已经掉了十次了,李亮还是没有回来。
我呷了一杯苦茶,算了算,李亮今年应该二十五岁了。在我们这儿,这个年纪,最起码应该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他的父母,不,他的母亲至少应该是一个孩子的奶奶了。
他的父亲在他出世五个月时,在石头窠里,被炸药炸得脸不是脸,身不是身,当然,命也不是命了。他的母亲穿起衣服下地,解开衣服奶他,一件对襟大布褂浸满了汗味,泥土味,烟火味,更有奶香味。
他在母亲的背上伸直了脚,在母亲的怀里发出了声,在田埂上挺直了腰板,在河道里倔强了灵魂,在母亲的殷殷叮嘱中踏进了学堂门。
他受过苦,也不怕苦,并将这种劲头用在学习上。他的成绩让母亲的脸上常年挂着笑,有笑容的脸格外红润。
进了初中后,各个乡的孩子聚到一块,人多了,思想也杂了,各种攀比盛行,李亮成了被人嘲笑的对象。
那时还没实行义务教育,各种学费,杂费加在一块,成了压在他母亲身上的一座大山。他的母亲没有半句怨言,只是起得更早,回得更晚了,将一分钱两分钱捏得更紧了。
初三上学期时,李亮经不住同学的冷嘲热讽,也向母亲要钱买运动服穿。交了那么多学费,偏偏那年大旱,花生也减了产,母亲一时拿不出几十块钱出来。
李亮觉得母亲太没用了,只能自己想办法,竟与村里的同学在邻村偷了一条土狗,准备第二天卖给狗贩子。
半夜里,母亲被悽惶的狗叫声吵醒,披衣起来,发现李亮居然不在学校,家里还多了一条狗。母亲百般询问,李亮才吞吞吐吐,讲清了原委。
母亲将嘴唇咬得出血,终于还是说了他几句。不该偷盗,不该那么残忍,不该虚荣心太盛,趁早将狗放了,明天一早去上学。母亲最后让他延缓一些时日,她去山上采草药,一定会将买衣服的钱攒足。
李亮当时也答应了,蒙上被子就睡。
第二天清晨,母亲起来喊李亮上学,却发现李亮和狗都不见了。母亲以为李亮自己到学校了,舒了一口气。
哪知,中午老师就捎来口信,问李亮怎么没去学校,还有村人在路边看到李亮上了一辆朝省城开的班车,以为他放假了呢。
母亲这一下慌了神。自家省城那个方向根本没有亲戚呢。
各个同学家问了个遍,没看到李亮。
母亲央求本家的叔伯,兄弟,沿着公路找了几天,还贴上寻人启事,没有消息。
母亲又四处打听谁家有在那个方向打工的人,是否看到过李亮,同样没有一丝消息。
“他走的那天,穿着海军蓝的褂子,沁黑的裤子,灯芯绒的布鞋。他手上从哪儿来的钱呢。那一天,门口梓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我眼巴巴地看着它掉下来。”
母亲见着一个人,就扯着一个人的衣服说。
一年过去,两年过去,母亲的话越来越少了。田地荒芜了,菜园荒芜了,母亲只在村子里转悠。
她开始捡起塑料瓶和纸皮了,开始人们问她干什么,她说买衣服,慢慢地,人们再问她,她什么也不说了。
再后来,她不会哭,不会笑,好像谁都不认识。她家院子里堆满了塑料瓶和纸皮,如果卖了,应该可以买好几件衣服。她从来没有卖,偶有收破烂的去问,她会捡起石头砸人家。
村人说,她在等李亮。
每到冬天的某一天,她会盯着门口的梓树,当那最后一片叶子掉落时,她又哭又笑,还揪自己的头发。那些狗便会围着她家的院子,狂吠不止。
人们说她成了疯子。
村人将她剃了头发,免得自己揪,她又黑又瘦,外出打工的人,许多都不认得她了。前几年,邻村那只狗发了情,跑到我们村子,与她一打照面,就窜起老高。村人一边骂着“不识好歹的畜生”,一边拿起锄头撵走了它。
我坐在阳光里,半眯着眼,两只狗不知何时偎到我脚旁。我手里拿着一杯淡青色的茶,静静地看着树上最后一片叶子掉落。那边院门口那棵梓树上,已经光秃秃了,我竟然想不起它何时落了最后一片叶。
两只狗子巴结着拱了我一下,我忽然恼了,朝它们狠劲踢了一脚。两只狗嗷地一下弹起,双眼充满疑惑。
茶水溅起,烫着我的虎口,有些痛,我发觉,我并不像个绅士般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