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普拉提在单位很忙，又出了几次差。到了年底，还要搞年终总结之类的，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无论怎么忙，那件他们全家人的心事儿总会让他想起来。“等忙过这阵子，我一定继续处理这件事儿。”他常这样想。
这天早上，他正坐在办公室里写个人总结，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无论他怎么问，她都不告诉他名字。
那女人告诉他，他母亲没有心脏病，是给他母亲麻醉的那个麻醉师手术前喝了酒，结果麻药过量导致患者死亡。那麻醉师是院长的小舅子。事故以后，医院谎称患者自己有心脏病，死亡纯属意外。不久麻醉师就被派往北京进修了。当时在场的一个护士目睹了手术的全过程，她由于想不通，给几个知心的同事说了这件事儿，她就被抽出来参加了派往南疆的医疗队。医疗队条件艰苦，又没有多少补贴，谁都不愿意去，医院往往只挑那些刺儿头的医生护士去。
普拉提听了这些，并不感到震惊。因为这和他们当时的猜测基本差不多，只是他们一直没有证据。现在他终于从另一个人的嘴里听到了这些话，证明他们的猜测是对的。他想起将近一年前，在行政大楼听到的那两个小护士的对话。
“那个麻醉师现在哪儿？”普拉提迫不及待地问。“他从北京回来有两个多月了，估计应该上班了吧。”“他，他家在哪里？”
“你等等，我马上回来。”电话里出现了嘈杂的声音，好像有人来找那个女人办什么事儿。不一会儿，电话挂断了。普拉提焦急地等了很长时间，可是电话铃声再也没有响起来。
那个女人是谁呢？她说的是事实吗？她为什么告诉他这些呢？他觉得搞清楚这个女人的身份，是他目前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儿。可是怎么找呢？对了，电话号码！他翻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器。他惊呆了，电话是从南疆打来的！莫非这个女人就是那个被派到南疆的小护士？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她！他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要他到南疆去找到那个护士。
第二天，普拉提就赶到了南疆的喀什。通过电信局他很快查出，这个电话是一个医院的外科病房。他找到了这个病房。当他飞速地走进这个病房时，巧得很，有一个姑娘正拿着包往外走。
“请问，这个病房里有没有一个是从达瓦医院来的护士？”普拉提甚至连礼节都不顾，没有向她问好就直接问她问题。
“你是？”那姑娘疑惑地看了他一会儿，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拔腿要跑，普拉提一把拉住她。
“我问你，你是不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姑娘？”她不再跑了，点了点头。
姐娘名叫帕提曼，二十二岁，护校毕业后分配到达瓦医院刚刚两年。普拉提母亲手术那天她目睹了全部过程。
姑娘将全部真相向他倒出，并告诉他那个麻醉师的家庭住址。临告别，普拉提拿出两千元给她以表示感谢，但她坚决拒绝，并眼含热泪地对他说：
“我只求你不要把与我见面的事儿告诉任何人，因为我还要工作，还要生存。”
普拉提当天就飞回了乌鲁木齐。他在心中发誓，总有一天一定报达那位好心的姑娘。
第二天晚上，普拉提和夏丽潘来到了麻醉师马木提的家门口。普拉提按了一下门铃，没有声音。
“一个残存的家，门铃坏也不修修！”站在普拉提背后的夏丽潘大声地说。普拉提马上用手势制止了她。
他们已从那个护士小姐嘴里得知，马木提由于常喝了酒回家打老婆，早在几年前他老婆就与他离婚，还带走了刚刚四岁的儿子。此刻，夏丽潘看到他的门铃连个声音都发不出来，已想象出了这个家的破败景象。
“砰砰砰！”普拉提使劲地敲了几下门。过了很长时间，门开了，一个身材微胖、脑袋半秃的中年男人探出头看了看普拉提，又看了看夏丽潘说：
“你们好，你们找谁？”
“你就是马木提吗？”普拉提懒得向他问好。
“是的，你们是谁？找我有事吗？”马木提问得很平静，显然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两个人是两年前死在他手里的那个患者的子女。
“没事儿我们找你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神经不正常的人！”夏丽潘不耐烦地喊了一句。
“你这是干什么？”普拉提转过身对夏丽潘训斥了一下。然后又转向马木提说：
“我们是患者的家属，听说您是麻醉师，想找您谈谈。”“请进。”马木提误以为眼前的两位是近日要动手术的那个患者的家属，就毫无防备地请他们进了屋。他请普拉提兄妹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自己到厨房去端茶了。“你要按照咱们说好的做，一句话也不许说。你只管好录音机就行了。”普拉提小声地嘱咐着。
夏丽潘开始环顾起房间来。客厅的面积很大，好像有三十平米，实木地板上铺着红色的和田地毯，但是已经很脏了。窗户上挂着做工精美的土耳其式窗帘，它本应是白色的，但此时看去也就是个灰色的。“可惜了这么好的地毯和窗帘。”夏丽潘暗自摇了摇头。她伸手摸了一下沙发靠背，手上立刻沾上一层土。
“没有女人的家的确不堪入目。”她不禁说出声来。“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不要忘了咱们的任务。今天有哪句话说不合适咱们就达不到目的。我再次警告你一次，闭嘴！”普拉提使劲地在夏丽潘的背上打了一下。
夏丽潘揉揉后背，瞪了他一眼说：“哼！你就神气吧你。”
这时，客厅的门开了，马木提端着放有两杯茶的托盘出现在门口，夏丽潘拍了普拉提一下，然后立刻把装在提包里的录音机开关打开了。普拉提“霍”地一下从皮包里掏出一把匕首，站起来对准马木提。
“你……你这是干什么？”马木提被吓了一跳，端着托盘的手有些抖。
“你不要怕，只要你说实话，我就不要你的命。如果你不讲真话，和我玩捉迷藏，那我这把刀就不认人了！”普拉提说着他和夏丽潘事先想好的话，他毕竟从未干过这种事儿，他的声音在颤抖，拿着刀的手颤抖得比马木提还厉害。好在马木提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只看到对着自己的明晃晃的刀尖所发出的凶光。他似乎已经明白了一切。
“你们是？”
“对，我们就是两年前因为胆结石手术死掉的那个患者的子女！”普拉提开始激动了。他不再害怕，手也不再颤抖。
“哪个患者？两年前的事儿，我怎么会记得？”马木提想装糊涂，看看他们到底知道多少。
“你不要装糊涂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切真相，我母亲并不是因为心脏病死的，而是因为你的过失才丧命的。你今天要不好好和我们配合，我就一刀捅死你！”普拉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顷刻间哪来的这样的勇气。
马木提的额头上有了汗水。他伸出手擦了擦，从墙边拉过一把椅子放到沙发对面坐下。
“我不想对你说很多，医学术语你们也不懂。我承认，我那天喝了一点酒，结果麻醉过量，造成了这场惨剧。不过，从那以后我接受了教训，再也没有喝过一口酒。”
“就这么简单？”普拉提收回了匕首，放进包里说。“就这么简单。其实，这两年我也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毕竟由于我的过失给一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不幸。我……我向你们赔罪。”马木提说着站起来，低头对着他们。
第二大早晨，普拉提比正常上班时间提早半小时来到院长办公室门前候着。院长上班很准时，8点差5分时他穿戴整齐神采飞扬地走进了办大楼。他看到普拉提后只是淡淡地点点头，就开门进了办公室。
普拉提一声不响地随着他进门，看着他脱去皮大衣，摘下昂贵的貂皮帽子挂在衣架上，然后慢悠悠地走到办公桌前坐下。院长始终没有和他打招呼。也许他认为眼前这个他印象中胆小的知识分子只是无事来找他聊聊。当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文件时，“啪！”一个中号信封落在了文件上，他这才抬头去看。普拉提满脸怒容地站在他的面前。他低头看了一眼信封，上写着：“与麻醉师马木提的谈话录音”。
院长似乎明白了一切。
几天后，苏莱曼与普拉提被请到医院。院里提出的条件是赔偿苏莱曼一家精神损失费十万元。这个数目和他们因失去亲人而遭受的痛苦来讲，算不了什么，但是，就算有了更大的数额又能怎么样？死去的亲人能活回来吗？既然医院已经认了错，他们也没有再和他们讨价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