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大海中遗失了什么（一个你或一个我），
我们找回的总是自己。
——E.E.卡明斯[1]
艾希：龙虾为什么会变红？
艾迪：我不知道。
艾希：因为大海撒尿了。
我最讨厌父亲的一点是，他讨厌我。
他有很多理由讨厌我。
不过我们都对那些讳莫如深。
父亲的眼眸是冰冷的浅蓝色，上一秒可以充满厌恶，下一秒却会哀伤地让人同情。我无法忍受怜悯他的感觉。每当我看着他，喉咙里就感觉好像有蛆虫在扭动。要克服这种令人作呕的瘙痒，唯一的办法是屏住呼吸，拼命将其往下咽，直到快要昏厥。最好的办法是不看他的脸或眼睛，更好的办法是压根不要看他。
幸运的是他几乎不怎么在家。他要么在外面跑步，让镇上的女人们对着他雕塑般的明星下巴发花痴，要么就待在因弗内斯他上班的银行里，或者在苏格兰到处出差放贷款。不要误解，他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相反，他总是发牢骚，抱怨他的客户们只关心自己拥有多少汽车和电视机，却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可怕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无动于衷。“黑岛的雨季没那么可怕，”他总是说，“想想那些年年都要发大水的偏远小村庄，那里的人能怎么办？”或者，“有些国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被蚊子叮了而死掉。”蚊子多的季节，我如果抱怨被叮了，他就会喋喋不休地念叨这句话。（蚊子爱吸我的血。）
我妈妈对他说：“等你发现怎么治疟疾，一定要通知我们。不过现在你儿子就要考试了，他需要抓紧时间看书。还有，你女儿的校服又嫌小了。”我真希望她不要用我的体重问题来引起他的注意。她为什么不提煤气欠费或者我房间返潮需要处理？
在父亲的床头柜里放着一本被墨水笔涂满的地图册。蓝色的点是他去过的地方，红色的点则是他的梦想目的地。地图上的澳大利亚被涂了一个大大的红点，涂得太用力了，红墨水印到了下一页的地图上——太平洋的中间。其实他二十岁的时候差一点就去了澳大利亚，那时他在游轮上当吉他歌手。我们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讲睡前故事，讲他旅途中的故事，他的声音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轻柔。雅加达港口的故事是他最喜欢讲的：那天，天气闷热、雷声滚滚，他乘的船正要离开港口，下一站就是澳大利亚。恰巧那时他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我的大哥——迪伦出生了。他说：“我太惊喜了，差点从船上掉下去，不过后来是我自己跳下船游回岸上的。”
妈妈说那不是真的，又说他其实想留在船上。我常常想，如果他当时留在船上，又或者他真的是高兴地滚下船去的，现在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对父母在我出生之前的生活片段大概知道一些，大部分是外婆去世前（还有她和妈妈闹翻之前）告诉我的。我的父母在迪伦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搬到了在麦凯伦大道的家。这是福特罗斯最便宜的房子，可能在整个黑岛也是。它便宜是因为房子的墙壁已经快塌了，而且屋后紧连着一片墓地。当时我父亲想回船上再多工作几个月，那样他们就能攒够钱搬到城里去，但妈妈无论如何都不肯放他走。她觉得他一定会一去不复返。
可他的确去努力挣钱了，去因弗内斯的各个酒吧里当驻唱歌手。但房子一直没钱修，账单也一直没有付清过。
一天，他们收到催缴欠款的最后通牒，当时妈妈正怀着孕，激动地押着父亲去了最近的银行，逼他填了银行职员的求职申请表。（这是他说的。）最后终于有一天，父亲挣够了钱，全家准备搬回城里去了。那天我们已经打包好行李，每人都分到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箱，里面装满各自的衣服和玩具。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我弟弟失踪了。
“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在我们本该搬走的那天，妈妈透过卧室窗户，望着外面的那些墓碑喃喃自语，“现在我的儿子也在那里。”
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事实。他不是真的埋在那里，我们只是在那里立了一块刻着他名字的墓碑。
我们再没打开过那个属于他的纸箱。妈妈用胶带把箱子封得严严实实，确保什么都掉不出来。我有时会想起阁楼上他的旧玩具：一只叫戈登的灰色毛绒海豚，那是他在海豹馆里耍了一通赖皮后我父亲才给他买的；一架木琴；一个巴布工程师的神奇画板，上面用黑色波浪线写着他的名字——如果被擦掉他一定会哭的；还有他收集的数百根松针（是枯死的柔软的松针，因为新鲜的会扎手，现在可能已经变成堆肥了）。我试着不去想他的衣服，衣服都被叠起来打包好，一定已经受潮变得皱巴巴。那些只是让我想起，他再也穿不上那些衣服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衣服都被叠了起来，努力不去想那些衣服将会变成其他人的烦心事。
注释：
[1]美国著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