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建国以来家乡乡村剧团的鼎盛期，大约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末。那时候，入了冬，乡村剧团便开始排练剧目了，那铿锵的锣鼓声和悠扬的琴弦声，给飘洒着雪花的寂寞乡村增添了些许欢乐的气氛。于是嘈杂喧闹的集市上，行人来往的大路旁，走亲串友的饭桌边，便有好事的人互相传告着消息：“俺村今年排某某剧，挺有意思的。”或是“某某村排的剧够味儿，看着过瘾！”那话音里，分明带着一股喜悦与盼头，因之困窘枯燥的农家日子也就显得有了滋味。
我真的很怀念、很感激乡村剧团，它不仅仅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带来了欢乐，而且给予了我戏曲知识和做人方面的启蒙。我至今仍记得家乡剧团“文革”前演出的一些剧目，诸如《拾玉镯》、《陈三两爬堂》、《姊妹易嫁》、《墙头记》、《双玉蝉》等等，尽管当时看得有些懵懵懂懂，但基本情节还是很明白的，甚至当时演出时令人发笑的一招一式，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文革”开始后，以演“古装戏”为主的乡村剧团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便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多以演出对口词、三句半、天津快板、山东快书、小演唱、小歌舞等节目为主。当到了出现“样板戏”后，有些“戏底子厚”的较大村庄便拉开了“架式”，开始排练演出“样板戏”了，当然也有将京剧“样板戏”移植成吕剧上演的，也有演出大型新编吕剧剧目的，乡村剧团至此恢复了久违的“盛况”。
乡村的“戏班子”，大约是不能称之为“剧团”的，所谓“乡村剧团”，无非是一个村子里会拉爱唱的人，凑在一起“鼓捣”起来的“野台子戏”罢了。排演一出戏，少则十来个演员，多则几十个演员，而且还要有“文武场”（乐队）人员，而一个千八百人口的村子，究竟能有多少具有“文艺细胞”的人？不过这些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只要几个主要演员有了合适人选，其它配角就“矬子里面拔将军”——拉来一些爱凑热闹的人充数而已。因此，常常在一出戏里，姊妹扮母女的有之，哥俩扮父子的亦有之，甚至兄妹扮夫妻的也不足为奇。至于演出中忘记了台词的，上错了场的，唱“跑”了调的等等，屡见不鲜——但不管怎样，有演的就有捧场的，只要开场的锣鼓一敲响，台下便有了黑压压的一片观众，这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这都是那个年代文化娱乐生活过于贫乏的缘故所致。而我就是在那些“蹉跎岁月”里，执教之余，学会了二胡、京胡、坠琴以及三弦等乐器，演出时自然居“主弦”席位，俨然成了十里八村被人羡慕的“琴手”。
那时排练一出戏，是要花费很大时间和精力的，演员几乎没有一个识简谱的，就靠乐队的人口把口一句一句地教，学会一个完整的唱段，没有几个晚上是不行的，嗓子唱“哑”了，就从“赤脚医生”（当时对村里医生的称呼）那里弄来一些“胖大海”烧水喝，边喝边学唱，常常熬至半夜，那股执著劲头，现在回想起来仍令人激动不已。有时演员为了学好一个唱段或一个动作，也会闹出一些笑话来。随便举两个例子吧：当时乡村饭食以吃一片片”（玉米面饼子）为主，其做法是用水调好玉米面，接着在两手间团成椭圆状，然后“糊”在烧热的锅沿下——熟练的家庭主妇，往往将调好的“片片”朝锅沿下轻轻地一摔即成——笑话就在这“一摔”中发生了，有一个女演员头天夜里刚学了一段“快板”唱腔，糊“片片”时她一边嘴里轻声哼唱，一边用手势做着动作，唱着做着，她大约身心太“投入”了，随手将“片片”麻利地“摔”了出去，结果“片片”一家伙“糊”在了蹲着烧火的男人脑袋上，弄得她男人哭笑不得。还有一个男演员，早晨起来后去喂鸡，他手拿盛着鸡食的小瓢，忽然想起头天夜里学的一个动作，嘴里便哼着“仓七采七”的锣鼓点，脚下就迈开了“台步”，不料一脚踩在结冰的地面上，他便在“仓七采七”的锣鼓点中一下子跌倒在地，手中的小瓢脱手而“飞”，鸡食从半空里来了个“天女散花”，而他却摔得差一点儿没闪了腰。——前些日子和家乡友人相聚时，谈论起乡村剧团的一些趣事来，我们都忍俊不禁，个个笑得前俯后仰。
学会了唱段，便要开始“走场”了，所谓“走场”，就是将剧中人物的“唱念做打”按照故事情节一幕一幕地“串”起来进行排练。那时乡村剧团没有导演，村里几个稍微懂点“戏”的人，就一边琢磨一边教，常常是“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当然“走场”时也任由演员自行“发挥”，只要符合剧情，那身段动作、一招一式看着“带劲”就行，如果大家觉得不满意，就再琢磨一个新“点子”，直到大家认可了，就算过了“关”——如此这般，日复ご日，夜复一夜，可谓艰辛至极，劳累至极，常常是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已进人了梦乡，而剧团的排练处仍然灯火通明，鼓乐连天。“走场”结束后，便进人了“彩排”阶段，也称作“试演”，那时是要请来村里的干部和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一番“会诊”的，其实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找出了“毛病”，于是再经过几次“精雕细刻’，一般到了腊月二十八那天夜里，一出戏也就总算排演结束，便单等着正月里开锣登台了。
正月里的演出，工程大多是排得满满的，一般是正月初一晚上在本村演出，算是给父老乡亲作个“汇报”，从正月初二晚上便开始走村串疃了——当然是被别的村庄邀请去的，大约要连续演出到正月十六，有时甚至会“稀稀拉拉”演到正月底。那时的演出条件很简陋，土台子上挂起大幕、边幕和背景，就算是十分阔绰的“舞台”了；演员的“行头”尽管很简单，但化妆却大都比较讲究“浓墨重彩”，因为这涉及到演员的扮相。每天下午三点来钟，乡村剧团便出发了，几挂马车，一溜自行车，颇有“浩浩荡荡”的阵势。到了演出村庄，剧团是要受到一番热情款待的，敬茶递烟自不必说，很多时候还要被“分散”到一些家庭里吃一顿“派饭”，那时农家的日子大都比较困窘，大鱼大肉是极少见的，但毕竟把冷馒头蒸热了，端来几盘热气腾腾的白菜炖豆腐之类的“大菜”，好客的主人如果再“让”上二两“地瓜干老烧酒”，便“呼呼隆隆”地喝出了气氛，吃出了豪情，那么当天晚上的演出，从演员到乐队人人精神抖擞，效果就会格外地好。记得我们村剧团那几年上演过的京剧《奇袭白虎团》、《杜鹃山》和吕剧《农奴戟》等，是颇受周围村庄乡亲们欢迎的，可谓“名声在外”。
现在回想起来仍觉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乡村剧团从排练到演出，全是自觉自愿参加的，尽管人人扔掉了家里许多做不完的营生，而且天天带宿熬夜，也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每一个参与的人却都热情高涨，劲头十足，这难道是仅用一个“爱好”便能解释得清楚的吗？——没有必要寻根问底，过去的事情永远地成为了过去，“乡村剧团”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留存在心底深处的“老照片”，这张“老照片”虽然历经岁月磨蚀而早日褪色陈旧，但它毕竟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年代里，曾经慰藉过乡亲们郁闷苦涩的心灵，给素淡寡味的农家日子带来过快乐和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