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徽商曾发挥过重大影响，因为徽商不是一个单纯以营利为宗旨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为创立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所以被誉为儒商。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徽商的传统，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的文人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经商，有些则是先经商，发了财后，再习儒，有的就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徽商中大多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在经商中，喜欢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世人说，徽商走到哪里，哪里就文化繁荣。
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从明朝中叶到清咸丰年间，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三位一体，他们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深厚的新安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很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数都自觉地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他们致富以后，在继续扩大资本追求利润的同时，不忘投资文化的义举，他们把大量财富转回故乡，捐资助学，修祠堂、造宅院、修族谱、置族田、建书院，有的还规划建造一族人聚居的村镇，如具有“世界文化遗产”誉称的徽州黟县西递村、宏村，就是许多致富徽商的集体杰作，徽州的府学、县学、村塾、家塾、义塾、学馆、书院遍布城乡，据统计，宋、元、明、清徽州共建书院260所。
马曰琯、马曰璐，就是徽州商帮中儒商的代表人物，他俩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墨客。雍正年间，他俩在扬州建书院、兴文教，扬州著名的梅花书院，就是他俩出资建造的，主讲于这座书院的都是当年名满天下的学士大儒、文人墨客。他俩还在扬州专门建造了一座小玲珑山馆来广交天下名流，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江南文人，吟诗习学、收藏古籍、刻刊著述，成为江淮久负盛名的文人雅集场所。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
据说，穷困潦倒的厉鹗，就是因为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为他提供研学场所，才成名成家的。在一个大雪飘飞的傍晚，衣衫褴褛的厉鹗，来到小玲珑山馆住了下来，潜心研究宋人文集、诗话、说部以及山经和地志，最后成为学问大家，他的《辽史拾遗》、《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东城杂记》、《南宋院画录》、《湖船录》等名著，都是在小玲珑山馆写就成书的。马氏兄弟，还看他长年来往于江南之间，贫病侵寻，生活困难，年近六旬仍尚无子嗣，又为他另建宅院并取了一房小妾。此时，与厉鹗一起在小玲珑山馆研读学问的，还有一个叫全祖望的浙江才子，也一度病得很重，马氏兄弟又为他请名医治疗才保住了性命。为此，著名诗人袁枚为他作诗：“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赞扬马氏兄弟。
马曰囗本人，也多才博学，喜爱考校典籍，家中设有刻印坊，如为著名学者朱彝尊刊刻《经义考》就花去千金，还花费数千金为蒋衡装璜他的恭笔楷书《十三经》，还出资刊印《说文解字》、《玉篇》、《广韵》、《字鉴》等书，时人赞称“马版”书籍，后都成为收藏家非常珍贵的收藏精品。
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的藏书楼，藏书多达10万余卷，1772年，设立四库全书馆。马曰囗的儿子也献藏书776种，为当时全国私人藏书之最，乾隆皇帝为此褒赐其《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清史稿·文苑传》还列有马曰囗传。
以义取利的徽商舒遵宪吴鹏祥
舒遵宪，徽州黟县人，吴鹏祥，徽州休宁县人，均是清朝“以义取利”的大徽商。
“利义之辨”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命题。《论语·子罕》中说：“子罕言利”，意思是说，孔子是很少言利的，徽商一贯信奉孔子的儒家思想，人称儒商，而商人是要求利的，那么，作为儒商的徽商又是怎样来处理“利”与“义”的矛盾和关系的呢？
徽商舒遵宪说得好：“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他还进一步比喻说：“钱，就好比是泉，如果要想钱像泉水一样不断地流，就必须有源头，以欺诈生财者，就等于是自断泉源。”他把“义”和“利”的关系说透摆正了。商人是要利的，但必须以义取利，不能以利取利，这里的“义”是前提，如果要违背“义”时，则应放弃“利”。为什么？因为“义”是“源”，“利”是“流”，有“源”就有“流”，无“源”之水，是“流”不长久的。以“利”取“利”是自断其“源”，则自断其“流”。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就是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从长远来看，有“源”才有“流”，则有“义”才有“利”，无“源”之水，不能长“流”，不“义”之利，不能长“利”，所以商人应目光远大，不能贪图近利而损长远利益。以“义”取“利”，有时也可能使眼前利益受损，但因取信于民（客户），将获得长远利益，这正是儒商的高明之处。
吴鹏祥在汉阳经营粮食生意时，有一年，汉阳大灾，米价暴涨，一天翻了好几番。这时吴鹏祥从四川运来数万石大米，恰恰运到码头，这本来是赚钱的大好时机，有人劝他趁机抬高粮价，但他却不听，毅然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所有运来的大米，按平价出售。他的义举，平抑了当时暴涨的粮价，使汉阳饥民度过了大灾之年。吴鹏祥此举虽然放弃了巨额利润，但他的义举，却大得人心，使他在汉阳名声大振，因此，湖南巡抚和汉阳知县都给他特别嘉奖，为他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他虽失去一时的小利，却得到长远的大利。因此他的商业信誉愈来愈高，所以后来的生意就愈做愈大。还有一年，吴鹏祥到四川采购胡椒，一次签约收购了800斛，就在他交完货款后，却发现采购来的是一批毒椒。这时，卖货的货主恐怕奸情败露把事情闹大而影响自己的生意，就百般央求他不要声张，并要求全部退回原货以终止签约。结果，吴鹏祥为了防止这批毒货流入市场损害他人，竟不惜成本，并断然以重金将这货主手里的所有毒椒全部买下，然后一把火烧了。当时，一斛是十斗，吴鹏祥的损失不言而喻，但他竟能牺牲自己的利益而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此种义举，恐怕当今商界也是少有的高尚商业行为。
像舒遵宪和吴鹏祥这种以义取利的商贾，在徽商中很多，“以义取利”、“仁心为质”（商人在其经营活动中，以“仁爱”之心及人，追求高尚的个人品质），这就是儒商，这就是徽商。
徽商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中，势力最强、时间最长、影响最深、意义最大，个中原因，就在于此。
胆略过人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徽州歙县湖里村人，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23年）。
胡雪岩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从商生涯中，由于足智多谋，胆略过人，因而操纵市场，垄断金融，涉足各业，纵横南北，从放牛娃变为红顶商人，号称“天下第一商”，拥有家财银子2000余万两，田地万余亩。
中国古代出了两个活财神，北有陶朱公（名范蠡），南有胡雪岩，一个出在最早的春秋，一个出在最晚的清末。那么，胡雪岩的传奇人生，又有哪些值得圈点的呢？
借助贵人
胡雪岩，幼年家境贫苦，以帮人放牛为生，十几岁时，由堂舅推荐到杭州当学徒，后得店主赏识，提拔当“跑街”，练就一身本领。咸丰十年（1860年），店主病危，临终前，因无后代，把全部家产都送给了他。从此，他独立门户，开办阜康钱庄。
结交官僚
胡雪岩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但他的发迹秘诀，还在于结交官僚，借“船”出“海”。
对胡雪岩一生起决定作用的官僚有两个，一个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一个是晚清大臣左宗棠，前者帮他成大老板，后者帮他成红顶商人。
王有龄，年轻时一度贫困潦倒，流落杭州。一天，他遇到“跑街”胡雪岩。胡雪岩见他气度不凡，同情他的遭遇，就经常接济他。王有龄曾获捐纳盐课大使之衔，只因家贫无力去京城补缺，胡雪岩得知，又拔刀相助，他冒着风险把为东家钱庄收进的银子500两借给他。王有龄担心以后还不起怕连累他，就不敢要。胡雪岩安慰他说：“我只有一条命，没有牵挂，东家不会对我怎么样，你以后官场得意了再还我。”王有龄进京之后，果然得到户部右侍郎何桂清的荐举而被委任为浙江总台办，后来，又提升为浙江巡抚。王有龄不忘旧情，立即连本带利把银子还清胡雪岩，并保举他任粮械总办。从此，胡雪岩一手办粮饷军械，一手办钱庄业务，亦官亦商，虎上添翼，生意兴隆，成了大老板。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攻杭州，王有龄派胡雪岩到上海采办粮食，以固守杭州，但不久，杭州城被李秀成攻破，王有龄上吊自杀，于是胡雪岩押运的20余艘船军粮和军火到钱塘江不敢靠岸，正在左右为难时，碰上朋友蒋益溢，蒋建议他去拜见左宗棠。左宗棠是当时的余杭督军，开始，由于认为胡雪岩与王有龄守城不力，冷落胡雪岩。后经胡雪岩解释，并将停在杭州城外江面上的10万石军粮捐献给左，此时，左宗棠正为筹不到军粮而发愁，于是心中大喜，并宴请了胡雪岩。从此，胡雪岩又找到了新的靠山。左宗棠接任浙江巡抚后，委任胡雪岩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并协助左宗棠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负责采购外商机器、军火及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光绪三年（1877年），由于胡雪岩的鼎力相助，帮助他筹集大量军火和军饷，左宗棠平定了新疆的分裂势力，他为报答胡雪岩为他新疆平叛立了功，极力保举胡雪岩为官，胡雪岩最后被朝廷授予“一品顶戴”，从此成为红顶商人。
大智大勇
有一次，王有龄接上级巡抚命令，需要筹集一笔巨款购置500条毛瑟枪，时间限定一个月。王有龄正在发愁时，忽然想到了胡雪岩。胡雪岩一盘算，500条枪，需要25000两银子，如果回扣一分利，这笔军火生意可获利2500两银子，当下就立即拍板答应。
此时胡雪岩打听到太平军已与洋人初步达成协议，也要购几百支毛瑟枪，因此，他恐怕自己的货一个月内办不成，就想把太平军的订货半路易手，以便自己先拿下这笔生意。主意已定，立即行动。胡雪岩来到上海，他从手下了解到太平军是向英商麦得利购买500条毛瑟枪，但麦得利一时没有那么多货，正在急电向国内催货，下月初可以到货。胡雪岩一算时间刚好，就立即找到英商麦得利联系，麦得利因已与太平军签约，感到为难，胡雪岩立即提醒麦得利，如果麦得利与反对清政府的太平军做生意，他们在华的利益就不受清政府保护。这一下击中了要害，麦得利知道胡雪岩是全国有名的大富商，于是拍板成交。胡雪岩在这笔军火生意中，不仅得到了王有龄的赞赏，而且还赚了几千两银子。
诚信义利
光绪二年（1876年），胡雪岩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他重金聘请江浙名医，收集古方，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个，精制成药“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热销海内外。胡庆余堂所用药材，均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
为了保证药物质量，有一味镇惊通窍药，按古方要求，不能用铜或铁器熬煮，胡庆余堂就专门打造一把银铲和一口银锅来熬煮。
胡庆余堂非常重视伙计生活，实行阳俸与阴俸制，阳俸，就是对胡庆余堂有过贡献的，年老或生病无法工作的，照发工资，直至去世。阴奉，就是对有贡献的伙计，死亡后可按工龄长短领取抚恤金。有重大贡献者，还给“功劳股”，从企业盈利中抽出二分作为特别红利。
胡雪岩把“忠诚不欺”作为治店之本，并亲自撰写八十字《戒欺铭》，制成戒欺匾，挂在胡庆余堂药店里，以警示药店伙计作为恪守“以义取利”的店规。胡庆余堂药店，每年入伏头一天，还免费向杭州市民供应大量药茶，以清凉解暑。
郁郁而终
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逝世，胡雪岩失去官僚保护，同时，遭遇外商竞争攻击，阜康钱庄倒闭，胡庆余堂破产易主，加上朝廷下令查抄治罪，胡雪岩大势已去，郁郁而终，一代巨商，就此了结人生。胡雪岩的失败结局，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力的牺牲品，是时代的悲剧。
由此可见，要发展产业、繁荣经济，必须政治稳定、国家强大、天下太平、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