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开始在滁州，自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知陷阱在前，也勇往直前而不顾。几次被放遂流离，志气并未消磨。当他被贬到夷陵时，因无所消遣，遂取出旧的案卷反复观看，见其中的冤枉差错多得数不清，于是仰天长叹说：“以这样荒僻小城，尚且如此，天下的事由此可知。”从此，遇事不敢忽略。读书人求见，和他们谈话，未曾涉及文章，只谈政事。他认为文章只能有益于自身，政事可以有益于老百姓。他先后任职几个地区，虽看不出显著政迹，也不求声誉，作事务求宽简以不扰民为准，因此所到之处人民都得到便利。有人问他：“您做事既宽且简，而事情也不松弛不废置，是什么原因？”他说：“以放纵为宽，以粗略为简，那政事必然弛废，老百姓受害。我所谓‘宽’是不作苛刻峻急的事；所谓‘简’，是不作繁琐的事。”他自幼失去父亲，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常常在灯下整理案卷文书，屡次停下叹息。我问他，他说：‘这是死刑犯的文书，我要寻找可以不杀的根据，找不到啊！’我说：‘既已判死刑，怎能再找到不杀的根据呢？’他说：‘寻求生的根据而不得，则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恨。常常为他们找生路，尚且有冤死的失误，而世间办案却是寻求判死罪的根据。’他平时教育其他子弟，常说这番话，我听熟了。”欧阳修听到后终身恪守这个原则。
欧阳修写文章率性自然，详略得当。语言简要而明白，准确而通达，广泛征引事物以说理，努力使人心服。他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越众人，所以全国的读书人都以他为中心，尊他为师。他奖励引导后进者，唯恐做的不多，只要他赏识的，一般都成了有名气的人。曾巩、王安石、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都曾经是平民，住处好象隐蔽着，没人知道他们。欧阳修就到处称赞，以扩大他们的声誉，说他们日后必定显名于世。他对于朋友情深意厚，朋友活着时尽力扶持举拔，死后则照顾他们的家属。
欧阳修还特别喜欢研习古代文化，凡是周朝、汉朝以来刻在铜器、石头上的文字，以及断残的书简，全都收集起来，研究考察他们的异同，在旁边写上自己的见解，非常清楚准确，名为《集古录》。他又曾奉皇帝诏命纂修《唐书》中的记、志、表，自己撰写《五代史记》，章法严谨，用词简约，多采取《春秋》的文意。苏轼为他的文章作序时说：“论述基本道理像韩愈，议论事件像陆贽，记叙事物像司马迁，所作诗赋像李白。”见识高明的人都认为这是最了解欧阳修的话。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嘉二年（1057）中进士。调福昌主簿，授凤翔府签书判官。治平二年（1065）入京师，任登闻鼓院判官，经过考试，得以直史馆。熙宁（1068～1077）年间上书，指出王安石新法不合实际，因此，被赶出京师，任杭州府通判，又先后调任密、徐、湖三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因作诗讽刺新法，下御史台狱。出狱后，以黄州团练副史安置。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元二年（1087）兼侍读。四年（1089），又出任杭州知府。六年（1091），召还为翰林承旨，不久又出任颍州、杨州知州。七年（1092）召还，官至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哲宗亲自执掌政权，又派他出京任定州知州。绍圣初年，御史劾奏他掌管皇帝诏令时所作文词“讥斥先朝”，被贬谪到惠州、琼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常州病逝。
他学识渊博，文章广大深沉，纵横恣肆，为我国“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还擅长诗词。又是著名的书画家。他著述很多，诗文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外地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人物成败得失，他能说出其中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因感慨而叹息，苏轼问：“我若是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准许还是不准许？”程氏回答：“你能如范滂，我难道不能为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博通经史，撰写文章一日可得数千字，喜爱贾谊、陆贽的奏议。又阅读《庄子》，赞叹道：“我先前有所思想，嘴说不出来，今天读到此书，正与我的心思符合。”嘉二年（1057）到京应礼部考试。正值当时文章为追求奇特而不惜割裂文义的弊病盛行，主持考试的欧阳修早想纠正这种弊病，现在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又惊又喜，要拔擢为第一名，因试卷糊名，还怀疑是自家客人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只好放在第二名；苏轼又以《春秋》答题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欧阳修见到他的书信，对梅圣俞说：“此人文采将比我高出一头。”听到这话的人开始反应强烈，都不满意，日子久了才信服。
苏轼为母亲去世守孝。嘉五年（1060），调任福昌县主薄。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推荐到皇家图书馆。考试“六论”，先前人们都不起草，因此文章大多不够精细，苏轼开始起草，文义十分精彩。又对制策，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个人而已。
苏轼升大理评事，以京官身份出任凤翔府判官。关中地区自元昊叛变后，百姓十分贫穷，而且劳役很重。陕西岐山一带每年输送南山木排，自渭水入黄河，中间经过砥柱险区，损失极大，需要赔偿，使得负责此事的衙吏相继破产。苏轼调查这事的利害所在，修改衙规，让他们自已选择水工，根据时间宜进则进，宜止则止，从此损失减少一半。治平二年（1065），调入京师主持登闻鼓院。英宗在藩府时就听说苏轼大名，打算以唐代事例召入翰林院，任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等文书。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可能成为国家栋梁，日后自当为国家所用。关键在于朝廷注重培养他，使天下官员心悦诚服，都希望朝廷用他，然后再任以要职，那时人人都没有别的话说。今天骤然放置重要地位，人们未必认为任用得当，这样，恰恰对他不利。”英宗说：“暂且让他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记注与制诰事极相近，也不可骤然交给他。不如于馆阁中接近皇上地方给他以兼职事务。还请让他经过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能否通过，如苏轼不能通过怎么办？”韩琦仍坚持考试，及至考试“二论”，又列为三等，这才得以入史馆任职。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算是爱人以德了。”
熙宁二年（1069），为父丧守孝期满，还朝。正值王安石当政，安石平素厌恶他与自己政见不同，就命苏轼到官告院任职。四年（1071），安石要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兴办学校，皇帝命两制、三馆人员议论。苏轼上书反对。……神宗看了他的意见，顿然明白，说：“我原来对此就有怀疑，得轼议论，心意坦然了。”即日召见苏轼，问道：“当前政令得失在哪里？纵然是我的过失，也可直接指出。”苏轼回答：“陛下生而知之，天赋予文武兼备才能，不怕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也不怕不能独断，只怕求治太急，听取意见太广泛驳杂，进升人才太急速。愿能以静制动，待事故、问题出现，然后相机处理。”神宗当即有所警惕：“卿的三句话，朕当仔细考虑。凡在馆阁任职的，都应当为朕深入思考如何致治防乱，不要有所隐瞒。”他出来把这番谈话告诉同事。安石不高兴，遂命他暂任开封府推官，企图让他事务缠身，无暇再考虑国家大事。苏轼断决公务又精确又敏捷，声名更加远播。适逢元宵节，皇帝令开封府购置浙江所产彩灯，而且令压低价格。苏轼上书说：“岂是陛下喜爱看灯？这不过是讨两位太后的欢心罢了。可是百姓不会都明白。必定说是为满足陛下的耳目欢娱，夺去他们衣食必须的钱物。此事虽小，关系甚大。愿能够追还命令。”神宗即令停罢此事。
这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述它的不便。
他又见王安石赞美神宗独断专任，因借考试进士出对策题机会，问：“晋武帝平定吴国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讨伐晋国因独断而亡国，齐桓公因专任管仲而为五霸盟主，燕哙因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功效各异。”对此，王安石暗中非常恼怒，唆使御史谢景温论述苏轼的过失上报，可是终于没有找到能定罪的事实。苏轼知道后，就请求到外地任职，得为杭州府通判。
当时实行新政的命令几乎每日下达，苏轼在执行新法过程中，以便民为准，百姓赖以安宁。又调到密州任知州。在任期间，司农实行“手实法”，并规定不按时实行的以违制论处。他对提举官说：“处以违制之罪，若是命令来自朝廷，谁敢不从？出于司农，这是擅造律令啊！”提举官很吃惊，说：“您暂且缓办。”不久，朝廷知道此法害民，罢除了它。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漫到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如果水只能上涨而不能及时下泄，城墙将会倒塌。当地有钱人争相出城避水患。苏轼说：“有钱人一走，百姓都会动摇，我还和谁守城！我在这里，决不能任水败坏城池。”苏轼到武卫营，告诉将士们水的危害，请求武卫营帮助护城。卒长说：“太守尚且不避泥水，我们这些当兵的理当效命。”遂即率领部下带着工具出来筑东南长堤。从戏马台起到州城止。雨日夜不停地下着，城墙在水面上仅剩下三版。苏轼住在城上棚子里，过自家门而不入，派官吏分段把守，州城终于得以保全。又请求朝廷调来当年的工役筑老城，修木岸，以防水再来，得到了批准。
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谢恩。在这期间，苏轼看到有些事对百姓不便，又不敢说，只好以诗寄托讽劝，希望有利于国家，御史李定、舒直、何正臣摘引表中的话，又任意曲解他的诗句，加他以诽谤朝廷的罪名，把他逮捕到御史台监狱，定要置他于死地，然而罗织罪名很久，也无法定案。神宗可怜他，最后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他在黄州，与田野父老结伴，活动在溪水、山野间，建造房屋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神宗几次有意起用苏轼，总是被当权者阻止。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纂修国史最重要，可以让苏轼完成它。”王珪显出不同意的表情。神宗说：“苏轼不行，暂且用曾巩。”曾巩呈进《太祖总论》，神宗有些不满意，遂亲自写书札调苏轼到汝州。上面有这样的话：“苏轼被罢黜后反思自己的过错，经历年岁已多，人材确实难得，不忍心长期废置不用。”苏轼没到汝州，上书陈述饥寒，并说有田地在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很快得到准许。他到常州，神宗死，哲宗继位，恢复他朝奉郎官衔，任登州知州，后又召为礼部郎中。
当初，祖宗时代，实行差役制度，时间长久发生了弊病，让编入户籍的平民充任无法胜任的差役，官府残暴地驱使他们，大多致于破产，小地方百姓甚至终年应付差役，不得休息。王安石任神宗宰相时，改为免役，使每户根据不同情况出钱雇用差役，执行这个办法的人往往超额索取银钱，因此又为百姓祸害。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的害处，不知道它有利之处，想要恢复差役制度，派遣官员，设置机关，苏轼为人选之一。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害处是搜刮民财，以致十室九空，聚敛财物于上，而下边的百姓总是缺钱。差役的害处是，人民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农业，而且贪官污吏得以借此为奸弊。这两者的害处轻重，大略相等。”司马光说：“你以为如何办好？”苏轼说：“法制相因袭则事情容易办成，办事情能循序渐进则人民不受惊扰，夏、商、周时代，兵农合一，至秦始皇才分开，至唐代中叶，全部变府兵为长期征战的士卒，自那时以来，百姓不了解兵，兵不了解农，农民出钱粮养兵，兵拿出性命保卫农民，天下都得到方便。纵然圣人再出世也更改不了。今天免役的办法，实在与这相类似。您想骤然罢免役行差役，正如罢长征兵而复民兵，那是不容易的。”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在政事堂又陈述这意见，司马光忿怒起来。苏轼说：“从前韩魏公要铲除陕西义勇，您做谏官，谏诤的很厉害，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从前听您说过这事的详情，难道今日做了宰相，就不许我把话说完吗？”司马光笑了。不久升苏轼为翰林学士。
元二年（1087），兼侍读，每每给哲宗读书，到历史上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哲宗虽恭敬而默默不语，却常点头肯定。有一次读《祖宗宝训》，因谈及时事，苏轼说：“现今赏罚不明，对善恶没有劝勉阻止的措施；又有黄河水势正往北流，而勉强使它往东；夏人进入宁夏固原一带，杀戮掳掠几万人，主帅却不向朝廷报告。如果长此以往，恐怕要逐渐成为国家衰落的开始。”
三年（1088），苏轼暂时主持礼部进士考选。四年，因多次批评时政，为当权者所忌恨。他恐怕不能被容忍，请求以龙图阁学士衔出外，任杭州知府。既到杭州，正值大旱，饥荒与瘟疫同时发生。他请求朝廷减免本地上供米三分之一，得到批准，又得到赐给的度僧牒，用它换米以救饥荒。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卖出常平仓米，多做厚粥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头治病救人，因此被救活的人很多。他认为“杭州，是水路陆路的交汇点，过往人多，得疫病死的人常常比别处多。”于是收集官库盈余银二千两，又拿出自己积蓄的黄金五十两，建造病坊，再积蓄部分钱粮，以备收养贫病的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