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入城记：恰似苟且图欢日
1853年1月，北京，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大风夹杂着黄沙，空旷之地被无形之手画下一圈圈弧形的波痕，枯瘦的树影透着死亡的气息，北方大地陷入生命复苏前的苍白。两湖战场上的一败再败，让久居圆明园的咸丰皇帝坐卧不宁。他终于体验到了其父道光帝的苦楚，为君不易，做大清国的皇帝更是不易。
从前方传回的军报显示，太平军正在向长江下游的富庶之地发动进攻，虽然坚固的城墙会暂时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但战争的形势并不明朗。绿营兵的战斗力在鸦片战争中已经被西方的军舰和火炮撕扯得七零八落，太平军虽然比不得洋兵，但是要依靠清军的现有实力，改变太平军的战略宏图也是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如果说，还有什么不确定的因素，那就是各地的团练队伍，尤其是曾国藩训练的那支湘军。
在此之前，咸丰帝已将向荣擢升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所有军官文武统归节制”。而借故发配吉林的前陕甘总督琦善，也同样被召回，以三品顶戴署理河南巡抚。而两江总督陆建瀛，也被授予钦差大臣，带兵西进去堵太平军。这个崇尚自由，一天都不想在紫禁城里待的帝王正在经受政治上的最大考验。三个钦差大臣，像是三颗棋子被钉在三个不同的方向。他想的是，三路合围，将太平军歼灭于湖北战场，不能再让他们四方流窜，到处点火。
年轻的皇帝沉溺于风月之事，他是在逃避现实，还是为了忘掉忧愁？尤其是老师杜受田去世之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唱独角戏的戏子被孤零零地抛在舞台中央，文武大臣、黎民百姓都成了挑剔的观众，而造反的洪秀全更是不将他放在眼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背诵那些事先拟好的台词，按照台本上的剧情设置唱念做打，即使这样，他还是无法得到观众的满意。如同这眼下的局势，他想的是三处各击，而现实却是一处着火两处观火。
向荣，这个战场上的老油子，与太平军交手三年，深知其中利害。他既不突前，也不拖后，与敌人保持能看见对方，却又不招惹对方的观望状态。而琦善的江北随太平军的攻势保持平行移动的状态，同样是观望，多了一份送君千里的不舍。
陆建瀛，这个将个人性命看得高于一切的湖北沔阳人，扼守鄂赣交接广济县境内的老鼠峡。他无可幸免地与太平军正面相遇，先头部队又不出意外地全军覆没，所幸的是他的逃生本领还过得去，驾着扁舟第一时间逃离了危险地带，并一鼓作气从九江逃到安徽省城安庆。安徽巡抚以为来了救兵，还没来得及高兴，这个被吓破了胆的钦差大臣，又只身逃往南京。
1853年1月12日清晨，武昌城下，这本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若是没有战争，人们已经沉浸于新年即将到来的祥和气氛中。坐在轿子里的洪秀全感到一阵阵眩晕，这一刻他觉得自己仿佛拥有了某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改天换命。胜利带来的喧哗与躁动，让他仿佛活在一个盛世的慵懒之中。
洪秀全是坐在一顶由十六名轿夫抬的豪华轿子里进入武昌城的，当他轻轻掀开帘子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看见全军与全城百姓以最高的礼节——跪迎他的到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湖北巡抚衙门已经被临时换作“天王府”。刚刚过完四十一岁生日的洪秀全，迎来了人生最美妙的时刻，他用朱笔书写“天朝门”“天朝殿”。他的国生来就是天朝，生来就是天国，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天王。
武昌，号称“九省通衢”“神州中央”，这里是长江、汉江交汇处，十里长街，百货充盈。眼前的花花世界，对于那些长年在农村辗转、生活的太平军将士来说是新鲜而刺激的。洪秀全没有理由不高兴，武昌是他占领的第一座省城，也是他从广西偏隅之地发兵以来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
武昌城内热闹非凡，也由此上演了一幕幕闹剧。比如设立所谓“进贡所”，勒令全城民众缴纳粮食、金银、鸡鸭、茶叶和其他物质，不放过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店，名为“上贡”，实为变相的掠夺和抄家。当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将军和士兵，打开城门，进入这个花花世界之后，看到那些饱食终日、衣冠楚楚的富人，所能想到的是动用杀富济贫的手段，让这个世界成为小农平均主义的一块试验田。
洪秀全、杨秀清下令，一切财物归圣库。短短几天，就接收城中各种军需物资和府库银两，总价值一百多万两。城中许多大富人家乘着月黑风高之夜逃离，没办法带走的资财被没收，而选择留下的则要将其财产的十分之一捐入圣库。
在武昌，太平天国对民众采取创造性措施，将他们按照性别、年龄和身体状况分别送入各馆：凡年在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男子编入正牌馆当兵作战，而处于两端的老人和孩子则编入牌尾馆，女人编入妇女馆（女营），有疾病者编入能人馆，残疾人编入老疾馆。
在武昌，还有另一场闹剧。曾经屡试不中的洪秀全则在自己的王国里大开科举，堂而皇之地实现“不靠清朝试，让自己来开科取士”的誓言。为了防止没有人来报名参加，洪秀全事先命令把识字的人登记造册，如有隐瞒自己的儒生身份，一律以清妖看待，格杀勿论。考试时，又派人把考生强行押入考场充数。这样的科举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就在武昌过除夕那天，洪秀全亲自挑选女人，扩充自己的后宫，选数六十，图个吉利。于是，他派蒙得恩在武昌大选美女，作为自己的寿礼。由于缺少官服，百官们身穿戏子演戏用的戏服，络绎不绝地穿梭于“天王府”。老百姓们载歌载舞，鞭炮声经久不息，仿佛外面已经是一个歌舞升平的世界。武昌俨然成了一大剧场，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一寸多。
2月9日，农历新年刚过，洪秀全和杨秀清就决定放弃武昌，他们于这座城市，只是过客。太平天国将士们怀揣着“小天堂”的梦想在这座历史名城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天历新年。他们并不想在此做长久的停留，因为他们的目标在他们反复吟诵的圣诗里，他们的“小天堂”就在不远的前方。
江水浩荡，不舍昼夜。虽然还没人站出来公开“小天堂”究竟在何处，但从现实意义考量，它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方位之所，而是一股驱动内心的力量。太平军的规模是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对于生活困顿的底层民众而言，所谓的信仰，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对历史而言，个人命运可能隐藏在很小的一个小数点里，但对个人言，却是百分之一百的人生。”杨秀清以他的组织身份，几乎一夜之间便将涣散的民众整饬成军，太平军的兵力由湖南时的五万人增至十万人。待到他们离开武昌时，五十万大军号称有天兵百万，浩浩荡荡如水漫四方。
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洪秀全的军队对于“小天堂”的向往。而小天堂究竟在哪里？翼王石达开认为应该西去四川，可成王霸之业；洪秀全主张北上河南，取中州之地，逐鹿中原；但东王杨秀清则认为沿江而下，南京才是真正的“小天堂”。无论去往何处，轻易放弃武昌则是战略性的错误。太平军攻下各府城，大多都是穿城而过，没有留下官与兵，建立基层政权。
1853年（咸丰三年）2月9日，这一天正是太平天历的大年初二，武昌城内狂欢后的人群已经随风散去，回归于现实的太平军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他们的下一站在哪里？去四川，去中原，还是去南京？每个人的理由都充分得不容辩驳，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逼得杨秀清又闹了一回天父附体传话的把戏。天父的话至高无上，天王也只有无条件的服从，容不得辩驳。
太平军带走一百多万银两，也带走了收揽的人才和女馆人员，分水陆三路夹江东下，洪秀全乘坐“龙船”随中军行动。这艘体积庞大的龙船，整体造型极为夸张。龙头为船头，后有龙尾，整个船体金光闪闪，船上插满黄旗，两旁安设十余尊大炮。
太平军有船两千余艘，遮天蔽日，声势撼人心魄。水陆并行，五十万人的队伍首尾难见，让沿途的清军闻风丧胆。后来洪秀全乘坐的这艘有着象征意义的龙船被太平天国作为吉祥物摆在天王府侧，以此炫耀天王的丰功伟绩。
3月8日，太平军陆路前锋部队抵达南京即古金陵城下。第二天，石达开等主力部队也抵达。南京攻坚战正式拉开序幕。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的南京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曾为六朝古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此开基立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这里仍是陪都。清代以北京为都城，以盛京（沈阳）为陪都，南京改为江宁。当时文人墨客又习惯于用古名金陵。让人遗憾的是，在此建都的朝代享国都不长，只有东晋达到103年，其他都不超过百年。
南京是当时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为清国管辖苏、皖、赣三省，兼理漕、河、盐三务的两江总督的驻所。杨秀清将“小天堂”所在地放在这里，也是因为他了解这块地方。而此时，那个将身家性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两江总督陆建瀛已逃回南京，躲进衙门，每日诵经念佛，他信奉的是观世音菩萨。
他甚至向周边寺庙招揽僧人，还专门派人前往九龙山恭请武僧，而太平军得悉，便让将士们剃了光头混入南京城，伺机而动。他并不指望用现实的武力改变一切，他相信超现实主义才能够改变现实，他请人在城门旁边糊了一个两丈多高的纸张，一帮和尚超度那些无法安息的灵魂，保佑南京城完好无恙。
原来赶到南京协防的江苏巡抚杨文定见到如此场景，预感大事不妙，也出城而去，他要去防守南京后方的镇江。陆建瀛、杨文定的做法让咸丰帝大失所望，他立即下旨将陆建瀛革职逮问送刑部大堂治罪，授江宁将军祥厚为钦差大臣署理两江总督，组织南京城的防御。几日后，心头怒气仍难消除，又追加一旨抄没陆建瀛的全部家产，并将其子刑部员外郎陆钟汉革职。
皇帝的愤怒，陆建瀛再也没有机会领受。当坐在轿子里的他，被太平军将士从轿中拖出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自报家门，身体就被刀捅出了几个窟窿眼。这个胆小怕战的清国官员一路逃到南京，还是没有逃过太平军的刀斧。
死在太平军刀斧之下的又岂止陆建瀛，还有已经授职尚未奉旨的继任钦差大臣祥厚。如果说前者是怯懦保命者的代表，而祥厚却是一个随时做好牺牲准备的勇敢者。在太平军凌厉的攻势下，他们还是走上殊途同归的道路。
陆建瀛、祥厚的死带来的扩展效应正慢慢发酵，守军放弃了抵抗，四散而逃。这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攻防战，太平军展开猛烈攻击，踏着同伴的尸体逐级而上，不眠不休，南京城在冲天的血光中沦陷于太平军之手。
这些日子以来，咸丰帝总是处于极度焦虑之中。他在批阅奏折的时候，显得漫不经心。他既想知道来自南京的讯息，又害怕收到更为不利的消息。这种复杂的心态，与他的父皇道光帝当年差不多。时至今日，他在政治上的所有努力，都与他当初的愿望相反。太平军的表现完全打破了他的政治构想，那些夸大其词的奏折，像是故意在挑战他的底线。惹得他不是把奏折狠狠掼在地上，就是长叹一声，把它扔进奏折堆里。
当南京城沦陷的消息传来时，咸丰帝居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站在原地，陷入长久的沉默。这个时候，他会想到谁？难道是他的父亲——道光帝？如果那个资质平庸的皇帝还活着，他会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在自己的血管里，永远存在一条与他联系的秘密通道，不管他愿不愿意。
咸丰帝落泪了，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虽然他不愿意待在紫禁城，但是圆明园的风月情怀，始终无法将他的内心照亮，相反，正逐渐将他推进深不可测的黑暗中。
1853年3月28日，太平天王洪秀全乘坐六十四抬的大舆在千军万马的拥簇下进入这座帝王之城——南京。洪秀全，这个从广东省花县官禄布故乡出发的男人终于走到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19世纪的中国，所有的变化都猝不及防，甚至洪秀全本人，在他走入南京城的途中，他一定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那个屡试不第的乡村书生，那个在《劝世良言》里寻求精神慰藉的中年男人，终于走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洪秀全对于他的帝王角色没有丝毫的不适应和不习惯，生为天王，人间帝王又算得老几。他身穿黄绣龙袍，足蹬黄绣龙鞋，轿夫也是清一色的黄马褂，头戴黄礼帽，大轿前数百面旗帜，上百面锣鼓开道，大轿边是两百名赐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后面跟随着上万名“天王府”的牌刀手，在百余万天国子民与开国诸王的跪迎下缓缓行进。这是何等气势，何等辉煌的排场。这位“上帝次子”当起人间帝王真是有模有样。时人汪士铎记录：“（太平军）皆红巾，短衣窄袖，或红或黑，赤足，红绿长巾，又以花巾绕项，持刀矛，或骑或马，亦间有戴竹盔者，以二十五人为一队，队伍甚肃。”
洪秀全进入金陵后，宣布建都，改为天京。天京的一切遵循“小天堂”的规则，军队称“天军”，老百姓称“天民”，法规称“天规”，其后，又创造了“天将”“神将”等“天”字辈的名词。杨秀清为表示建都南京的无比正确性，将太平天国的高级笔杆子们找来，就建都天京乃出自天父之意，各自著文立说。那些为利益而驱的文人将天意与洪秀全的天国做捆绑式推销，有人在文中写道：“天降非常之人，必界以非常之任；天定非常之任，必界以非常之珍以佑之。”“今日建都于斯，实天父大作主张，天兄有担当，故名之曰天京焉”，等等。这些文字都被录入《建天京于金陵论》，印刷出版。殿前右史何震川因参与撰写，而被连升三级。当洪秀全再度提到要迁都河南，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责骂洪秀全说：“你要迁都河南，就是想变妖，该打屁股。”在迁都这件事上，洪秀全又一次败给杨秀清。
由于权力的不受制约，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投奔享乐的步伐，也没有人会善意地提醒他们，在革命尚未取得成功之前，这种享乐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陷落于建都南京所带来的狂欢之中无法自拔，有清醒者看到了太平图景背后所蕴含的不祥之兆。比如，功勋卓著的罗大纲就看到了其中的隐忧：“过早建都，从军事上讲，不仅给了清廷喘息休养的机会，也使南京成为太平军北上夺取政权的一个沉重的包袱，太平军的战略，将因此由攻转守；从政治上讲，则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变成了一个矛盾丛生、贪欲横行的官僚系统。”
天堂就在身边，这的确容易让人产生幸福的眩晕，让人迫不及待。天王洪秀全已经顾不了太多，他兴奋地在第一时间颁布了诏书：
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
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任逍遥。
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陷入瓜分胜利果实的疯狂之中，那些从广西一路追随而来的兄弟成了管理这座城市的新主人。一万名工匠花了六个月时间，将两江总督府衙改造为富丽堂皇的“天王府”，这里成了天王生活起居的地方，而天国重大的事务处理都在“东王府”。那些在阳光下排列的廊柱和重叠的飞檐，赤裸裸地展示着它的气派与奢华，而欲望和欢乐，则藏身于每一个角落。
南京城里，天王表现出毫无节制的奢华，对每一个身边人来说，都是一种刺激和腐蚀。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建成的天王府方圆十余里，比明清故宫大一倍多。“外为太阳城，内为金龙城。自金龙殿至最后面的三层楼，共九进，表示九重天庭之意。墙壁用泥金彩画，地面铺大理石，门窗用绸缎裱糊，栋梁俱涂赤金。里外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极其气派豪华。”
为了让天王在人间“小天堂”享受到天堂的待遇，“天王府”配备了庞大的官员队伍，左右侍臣四十八人，职同检点，左右史官四人，专门负责记录天王言行，职同检点；掌朝仪二人，负责制定礼乐，职同检点，左右通赞八人，负责传达天王的诏旨，职同检点。这样在天王身边具有“检点”职务的高官就有六十二人，还有职同指挥、职同将军的管马、管车、管膳食的官员，总数超过一千六百人。除了这些，还有后宫庞大的女眷队伍。
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后，一直实行男女“分营”制度。本以为来到“小天堂”，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但一如既往地严苛。平常人包括情欲在内的一切私欲都受到禁止，即使是夫妻，每个星期也只能见一次面，还有旁人在旁边监督，夫妻之间行房事要被双双斩首。许多妇女被编入军事单位，各有战斗岗位。而这样的规定只是针对普通天国官员与百姓而言，对于洪秀全以及其他上帝的子女，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这样告示天国中的男女：“众弟兄当努力杀妖时，非苟且图欢之日。”
洪秀全宣称婚姻天定，娶美女是听“天父”的旨意，所以起义一开始，就大肆搜罗美女，充实后宫，在永安时，妃子就达数十人，定都天京后，后宫的人数更是大大增加，据其子洪天贵福被俘虏后交代，说有母后八十八人，而另一种说法是一百零八人，宫女则有上千名。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给予民众的惊惶，更甚于物质上的不平等。而此时，洪秀全、杨秀清正沉浸于权力带来的无限自由中。
2.北伐记：是生路，还是死地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咸丰皇帝一下子乱了方寸。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年轻的皇帝在遇到烦心之事时，已经发不出一个帝王的咆哮之声，他习惯于站在圆明园九洲清晏的台阶上，沉默地望向西天的云彩。1853年1月的这个傍晚，当他又一次站在某个台阶固定的位置上，心里一遍遍默念着的，是一份已经酝酿了很久的《罪己诏》。
在用过各种办法之后，这个在史学家看来命有些苦的皇帝期冀用这样一份《罪己诏》的诚意感动上天，其中有言：“朕为天下之主，不能察吏安民，致令盗贼肆行，闾阎警扰……每念生民涂炭，抚育无方，即：再三引咎自责，亦属虚文。惟又恐惧修省，叩吁昊苍，省予之辜，拯我穷黎。”
这份看上去略显诚意的《罪己诏》经由礼部和各地大员刊刻誊黄，宣示中外。
帝王的“罪己诏”折射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家危难，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罪己诏”诚然有欺骗性的一面，但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诚的忏悔。咸丰这么做，显然已经意识到清国的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已经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地带，不然一国之君何至于此？
咸丰帝下定决心颁布《罪己诏》，以图消弭天怒人怨，挽回世道人心，匡扶江山社稷于风雨飘摇。这已经不是咸丰帝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去年春天（1852年）他就已经颁过一次，求上天宽宥，民众原谅，臣子尽心用命。而这一次语气更为恳切，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诚意并没有让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反而愈演愈烈。随后不久，沿长江东进的太平军先后攻破九江、安庆。自洪秀全的军队从广西金田起义以来，咸丰帝已先后从18行省调集外省兵丁84700人，连同本省兵丁近10万人，随时雇募的壮勇还不包括在内，而为此投入的军费银更是高达2510万两。咸丰和他的官员们并不是无所作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方略部署，并投入实施，但最后还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失望的君主将参与前期剿杀太平军的官员挨个处罚，甚至下令让广西巡抚劳崇光派人密访太平天国各首领家族的祖坟，“尽行掘发，以消逆焰而除戾气”。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幼稚行为，并不能改变烂糟糟的时局。
对于咸丰帝来说，最让他头痛的是手中能够调遣的兵力越来越少。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仅十天，紧随其后的是钦差大臣向荣率领的1.7万绿营军，在城东南孝陵卫绵延而下十八座大营，它就是长年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几天后，又一钦差大臣琦善，也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与英国人谈判的两广总督，他率北路清军赶到扬州附近扎下达营，直接威胁扬州和天京，它就是“江北大营”。南方各省可以调遣的兵力，除已溃散外，尽归于江南大营，而北中国的部分兵力集中在琦善的江北大营。两大营的任务是攻克洪秀全的巢穴——天京，咸丰帝自然不能过分削弱兵力。
对于咸丰帝来说，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太平军已经将长江中下游的各省清军，狠狠地扫荡了一遍，各地驻防的军队越来越少。他们虽然拼尽全力保住了南昌，但九江、安庆、庐州（今合肥）先后落于太平军的手里。洪秀全、杨秀清在这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建立皖赣根据地，并以一部分兵力攻入湖北。
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咸丰帝也承认在某些关键岗位的关键环节用错了人。可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在《罪己诏》里为自己找到更为客观的理由。对于排兵布阵的战争部署，已详尽到何处设防何处进兵；对于太平军将领和士兵的处置，他也尽可能地收买和利用。前方传回的奏报，他从不过夜，当日事当日毕。前方将帅要兵，便调动十八行省精兵十万，就连关外龙兴之地的部队都动用了，还有各地的乡勇；前方粮台要饷，连内务府都压缩开支。至于用兵之道，贵在赏罚分明。三年来，各地督抚换了个遍，该革职拿问的绝不含糊，该抄家的就抄家。
对于帝王来说，“罪己诏”往往是他的最后一招，若是此招无效，也只能被动地等待天命裁决，天意弄人。
1853年5月，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人，率军两万北伐，直捣幽燕之地，攻取北京。这支军队人数不算多，却大多是从广西一路打先锋的精锐部队。
洪秀全指令林凤祥、李开芳等将领，要他们“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北伐军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清军心脏地区，而不要纠缠于一城一池。即使为了军队的补给而攻城，也不能过多地消耗时间，更不能展开阵地战。北伐是洪秀全、杨秀清用来解除这种军事压力的一剂良药。时任英国领事密迪乐道出了太平军北伐的真实意图：北伐军之目的，不在于大举进攻北京，而只是作为牵制之师，分散清军北方兵力，使其不能大举南下进攻太平军。太平军北伐是在太平天国面临极端险恶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战略决策。
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一路望风披靡，连克滁州、临淮关。五个月之后，兵锋直抵天津郊区的静海。太平军在静海驻扎期间，虽然遭到清军的包围，但仍有不少地方百姓冲破清军的封锁支持太平军。如静海西边就“有人运卖粮草猪鸡等物”接济太平军。另据清人郝福森撰《津门闻见录》载：“有大胆无知愚民，暗绕道贼营卖茶、卖点心者……可见汉奸不少。”天津城里的一些商铺户主也设法接济太平军，如“王莲品、杨长源、张、穆等姓，均与贼通，常送贼营食物”。此时，就连咸丰帝也觉察到其中端倪，他在上谕中发出疑问：“该大臣（僧格林沁）屡次奏称贼粮缺乏，何以数月之久尚能固守？况贼中枪炮尚多，可见该逆米粮、火药并未断绝，且恐附近愚民暗中接济。”
消息传来，京城里的王公贵族已经悄悄地收拾细软开始谋划自己的逃亡之路，而咸丰帝的情绪此时已降至冰点，他甚至想到了煤山下吊死崇祯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野史记载，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沮丧至极的咸丰帝曾对恩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道：“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这段不可尽信的传言虽然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已不可阻挡。此时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致书英国驻上海领事称：“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在华的外国人几乎都认定爱新觉罗的王朝行将崩溃，京城里逃亡的脚步声和暗夜里的叹息声，连远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沉浸于理论著述的马克思也听得到，他从那一份份来自东方的邮电信息里了解到比现实更糟糕的中国，他写道：“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的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约129千米）。”
前后五个月，横跨五省。太平军的凌厉之势，让远在京城享受着圆明园旖旎风光的咸丰皇帝也能感受到寒意逼人。他仿佛已听到大厦将倾时，那根撑天梁柱发出的断裂之声。情急之下，他将盛京、吉林、黑龙江、察哈尔、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绥远城、密云……[1]从京城门户之地到西北边地要塞，能动的兵马都动了，能用的将领也都用了。每天从京城发往各地的谕旨，十之八九都是调兵遣将。这难免会让人想到十三年前的鸦片战争，一样的火急火燎，一样的凌乱无序。他先是将钦差大臣一职授予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因战争失败，钦差大臣的帽子又落到了内阁学士胜保的头上。被摘了帽子的纳尔经额只落得斩监候的下场，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在一本名为《醒睡录初集》的笔记体书中，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清皇帝逃离京城的悲壮画卷：这一日，咸丰帝召集王公四辅六部九卿会议，眼睛里看见的是悲戚之色，听到的是嘤嘤抽泣之声。咸丰帝一声断喝：“哭不济事，要准备长策。”有人建议放弃京城，另图他处，或是北逃盛京，或是西去长安，或是逐鹿中原。
咸丰帝实在听不下去，慨然道：“弃大业而出奔，古所耻；谕各省勤王兵，势无及。国君死社稷，礼也。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惟遣师督兵，战而捷，则长驱直捣，灭此小丑而还；不捷，则深沟高垒，待勤王之师不迟。”
这段笔记，显然是在刻意美化君王的形象。在天崩地裂的现实面前，大清国的皇帝成了放手一搏的赌徒，在捷与不捷面前，无奈地做着两手准备。而与之相呼应的则是记录皇家档案的另一则记录。1853年10月10日，当前方误传太平军已攻占距离北京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州市），咸丰帝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仪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建刀，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纳库尼素光刀，又命六弟恭亲王奕訢参与京城巡防。
咸丰帝抬出皇叔绵愉，只是借重他的皇族声名而已，真正扛鼎之人还是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个来自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汉子虽有粗野之风，但也颇有谋略。清朝时期的蒙古地区，早已不复昔日黄金家族的神韵。尤其是在准噶尔汗国势力被彻底扑灭后，让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草原帝国，成为时间深处早已被风化变形的僵尸骷髅。
甚至在血缘上，清朝皇帝也通过联姻名正言顺地融入了“黄金家族”。清太宗皇太极的三位皇后全部来自蒙古科尔沁部（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的后裔），包括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在内的这几位蒙古皇后的姓氏（博尔济吉特氏）其实就是成吉思汗姓氏的清代译法。道光皇帝的孝静成皇后也是一位博尔济吉特氏的“黄金家族”女人，她的儿子比她更加有名，即恭亲王奕訢。
僧格林沁所在的科尔沁蒙古，则因为与清朝皇室的关系密切，成为一个王朝权力格局中不起眼的注脚。僧格林沁早年较为惨淡的人生经历，就是毫无希望的真实写照。但僧格林沁个人又是幸运的。年仅15岁的他在伯父的帮助下承袭了郡王爵，随后被接到京城居住。在爱新觉罗氏的权力机构中，像他这样的底层贵族所能选择的人生路径只能是执行与效忠。
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咸丰帝对于眼下的时局，显然是过于悲观了。那些呼啦啦奔腾而来的北伐军并没有强大到不可战胜，总共只有两万余人，又是孤军深入，长途奔袭四千余里，早已是强弩之末。到了天津附近便无力继续向前，只能在静海县独流镇固守待援。
李开芳、林凤祥的北伐军在进入黄河流域，接近清王朝腹地后，已深感兵力不足，缺乏后援。此时太平天国除了天京还有部分城防部队，此外就只有诸王卫队，各衙倌杂役、勤务人员可充预备梯队，已没有足够的机动力量。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的有生力量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精兵两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
西征大军进攻南昌，久围而不得其效，已专攻湖北，天京受到向荣江南大营的威胁和牵制，扬州则受到江北大营琦善的部队围攻。在无兵可调、无将可用的境遇下，杨秀清还是派出一支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率领的扬州撤出的守军，组成北伐军。这支不足一万人的军队有着梦幻般的开局，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先后攻占桐城、舒城、颍上、蒙城和河南永城，顺利渡过黄河，进入山东，连克单县、金乡、巨野等县城。北伐援军如入无人之境，随得随弃二三十座府城、县城，所过州县即使有人想拦，也拦不住。
这支军队的人数犹如滚雪球一般，一度暴涨至四万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沿途的捻子、盐枭、破产农民、溃勇、游民和白莲教成员，成员结构颇为复杂。当他们攻下一座城池时，会很快暴露自己的流民本色，成群结队出现在大街小巷，疯狂掠夺，然后一哄而散。这样一支队伍如同滚雪球，顺境时人员递增倍至，而遇到逆境时又快速地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
这支北伐援军一路上跌跌撞撞，虽然也曾取得过火烧五座敌营的战绩，但还是像无头苍蝇似的，寻路南逃。而在逃跑的过程中，竟然被一个区区几百人的团练打得找不着北。统帅无能，累死三军，待到这支北伐援军回到天京时，已所剩无几。据清人奏报，北伐援军在途经颍上时只有二三百人，后又经过安徽地方清军和江南大营军队的拦截，最后活着回到天京的人少之又少，几乎是全军覆没。后来李秀成将这支北伐援军，称为“天朝十误”之一。“误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纲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收回。”
北伐援军失败之后，杨秀清还打算再派出一支援军，东路拟由天津渡江北上，但因浦口失陷未能通过而不了了之；西路秦日纲率军北上，为了壮大北伐军威，更是将秦日纲擢升为燕王，以为横行“幽燕之地”。但秦日纲军至安徽舒城即南折回，向杨秀清打报告说“北路妖多”。两路援军也就在这一场接一场的闹剧中彻底画上句号。
而此时已深入天津，苦苦等待援军而不得的北伐军，只能成为一支孤军。让这样一支孤军去完成推翻清王朝的任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做法。有事后诸葛亮式的人物做出了种种假设，比如太平军全力经营江南之地，现实谋取南中国，再与摇晃的清王朝做最后的战略决斗，谁先倒下去，还真难说；比如，若是洪秀全、杨秀清不贪恋天京城里的荣华富贵，而是全军推进，谁主沉浮，也未可知；比如，太平军从武汉出发，经河南直接扑向北京，结局也不好说。
在这些方案中，太平军偏偏选中的是一条“死亡之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不利于北伐军。北伐军虽仅剩一万余人，但仍保持着旺盛的士气。李开芳分军突围南下，接应来自天津北上的援军。而林凤祥则继续坚守连镇，困守在连镇的北伐军选择继续坚守连镇，等候援军到来。
1854年2月5日，在北方寒冷的天空下，北伐的太平军除了要应对来自“清妖”的围追堵截，更要面对难以适应的气候。朔风四起，那些早已习惯了热带雨林气候的两广兄弟，如今只能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靠回忆取暖。他们离开故乡已经太远，既缺少保暖的衣物，又没有抵御寒冷的常识，每天只能潦草地吞咽着北方的玉米和高粱。
他们在静海固守了三个多月后，只得沿着运河向南突围。太平军将士们冒着凛冽的寒风，身上穿着单薄的衣裤，裸着破裂的双足，踽踽行走在苍茫的北方大地上。而他们的身后则是僧格林沁派出的蒙古马队，在辽阔的旷野上，北伐军将士根本无法抵挡马队像风一样来去的冲击。在当时参与此次撤退的读书人陈思伯所著的《复生录》中记载：“（林凤祥）明知冒雪履冰，贼咸伤足，而不稍加爱惜，趋之夜行泥途，死去悍贼过半。”也就在这个奇冷无比的夜晚，北伐军将士因冻足落后，或冻伤路边被杀的就有数千人。这是一次失败的突围，让北伐军大伤元气。
一路退却，一路遗尸，这样一场毫无头绪可言的大撤退，也将北伐军逼进死亡之路。最后退到东光附近的连镇，以数千残兵剩将面对僧格林沁最精锐的蒙古铁骑。
北伐军在天津静海的固守不前，让咸丰帝看到了转败为胜的契机。原先定下的保卫京都的战略，已经彻底转变为消灭北伐军的战略。可是，天津近郊与河间束城的两次突围，虽然减轻了京师压力，但却无法逃避咸丰帝的责难。
连镇，在今河北省境内，地跨运河两侧，名曰东连镇、西连镇。林凤祥领着数千太平军与僧格林沁率领的两万清军展开对抗，这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可过程却比想象得艰难而漫长。在此之后的一个月里，李开芳、林凤祥的北伐军主力，被僧格林沁的骑兵牵制于冀中河间、任丘之间的束城和米各庄等村，两军互有攻守，也各有伤亡。北伐军的统帅之一吉文元就战死于此。
当北伐援军撤出临清州南下时，北伐军还在苦守阜城，等着援军到来。在他们辗转来到连镇的第三天，北伐援军已在逃跑中溃散。而这一切，在没有现代通信设备和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北伐军还蒙在鼓里。北伐军与北伐援军像是出现在两个不同时空里，各自为战。直到1854年5月下旬，北伐军才知道在天京城里坐享革命胜利果实的洪秀全、杨秀全没有抛弃他们，而是派出了援军，援军已进入山东地带。这个消息虽然姗姗来迟，但终究是来了，令北伐军将士们感到鼓舞，据称是一个广东大脚妇女送来的密信。
于是，北伐军很快做出了战略调整，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南下接应援军北上。
而此时，遥远京城里的咸丰帝在圆明园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如此写道：“朕数日未阅军报，即觉烦闷难堪。今早忽接军报，以为必可得手。及细阅情形，仍属敷衍。若不赶紧灭尽，何日是了！又借口冰雪皆融，若早能歼灭，焉致今日之费力，断不能再宽时日！”
皇帝急，僧格林沁也同样着急，但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的林凤祥，只能靠自己。他采取固守不出，偶尔派出小分队突袭，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僧格林沁防不胜防，又时时担心太平军突围而去。林凤祥，这个勇猛的广西汉子在连镇坚守了十个月，这么长时间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随着季节的日渐变冷，时间被战争揉搓得越来越长，北伐军陷入缺衣少粮的恐慌之中，高粱吃完了，黑豆也吃完了，接下来也只能吃草根树皮。
以数千兵力面对僧格林沁最精锐的蒙古铁骑，居然坚守了十个月。如今翻阅连镇地方志，关于这场战事有着触目惊心的描述，夏日里尸体堵塞运河，尸臭熏天，数十里之内乡民无敢用水者。十个月的时间，漫长得就像是一个人的一生，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将士们开始动摇了。他们饥肠辘辘的肚子，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连镇围城里的将士实在撑不下去，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寻找机会逃离这里，前后共计三千余人，占围城里总人数的一半。
1855年3月7日凌晨时分，当僧格林沁发出总攻的号令时，北伐军虽有心杀贼，却再也没有力气提刀。他们只能以饥寒之身，与清军展开血肉相拼，白刃相接。林凤祥在连镇陷落时，也做了清军的俘虏。并很快被押解至北京。僧格林沁在一份奏折中写道：“该逆（林凤祥）受伤甚重之后，藏入洞中，复又服毒。现在抬至大营医解。拟即委派大员护解槛送赴京。并令沿途察看地形，设若该逆奄奄将毙，立即就地凌迟，以免幸逃显戮。”
在清廷严刑逼供下，林凤祥仅留下一份数百字的《供词》，录下其身世及经历，别无他言。第二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被凌迟处死，时年三十一岁。时人潘士安目睹林凤祥受刑之时“刀所及处，眼光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1855年3月9日，咸丰帝终于接到僧格林沁的红旗捷报，脸上露出多年不曾显现的笑容。当日他连下两道谕旨，一是擢升僧格林沁为博尔多勒噶，命其移军高唐，扑灭北伐军李开芳部，并命将师老无功的钦差大臣胜保押解回京；二是自己将于一个半月后于西陵，祭拜其父道光帝和各位列祖列宗，感谢他们护佑大清。
咸丰帝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圆明园里，除了责备他的荒淫无度，也应对其抱有“同情之理解”。一个精力旺盛的君主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太平天国气焰嚣张，沿海一带暗流汹涌，他如此喜欢园居生活，据说与紫禁城里的某条制度有很重要的关系。宫中有个机构叫敬事房，所谓“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也就是专门管理皇帝与后、妃的房事。
他待在紫禁城里，那套宫城里的祖宗之法就是一个个有形与无形的枷锁，让他动弹不得。在一本《清代野记》的书中有过说明，年轻的皇帝对这个连皇帝行房事都要遵循“祖制”的规定肯定不满意，但是祖宗之法又不能随便更动，于是，选择于圆明园等不必奉行此一制度的行宫进行规避。虽然这有妄猜之嫌，但也符合咸丰的性格特征与人生大势。
除了一些大型礼节性活动需要回到紫禁城做必不可少的背景墙外，咸丰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中。虽然他在登基之初，就有诏停止大兴土木，可是在圆明园里并没有得到执行。连胜保都看不下去，说：“游观之所，焕然一新。小民窃议，有累主德。”可咸丰帝根本听不进去，他最为享受的事，莫过于驾着一叶扁舟，漂荡于福海之上，然后驻足于蓬莱瑶台。放眼两岸，宫女们穿梭往来，裙裾摇摆，让人一时忘了世间烦恼。
北伐军的败亡从援军溃散，李开芳与林凤祥分兵两处时就已经注定。李开芳领军一千人南下山东高唐，并在夺取并坚守高唐州的二百八十多天里，与十倍于己的清军进行了三十多次激战，而且次次打垮敌人。咸丰帝虽然对前线的战事不再充满信心，但是兵力如此悬殊，却换来如此不堪的战果，让他大发脾气。一气之下将胜保拔去花翎，革职留营。等到僧格林沁攻陷连镇，带着他的蒙古铁骑和七千乡勇接手高唐州的军务，胜保也就只落得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的命运。
林凤祥没有突围，死守连镇，李开芳是和林凤祥协商之后走高唐的，一方不突围，另一方也只能为牵制清军而死守一处，不能弃道义于不顾。李开芳一直坚守到最后，直到僧格林沁挥师南来时，他才预料到连镇的林凤祥已了结战事，李开芳这才毫不犹豫地做出撤退南归的决定。
弃城而出的李开芳率领七百人向南狂奔四十五里，在夜半时分进入冯官屯。僧格林沁引运河水灌进冯官屯。这项工程虽然耗时耗力，但却让李开芳和他的残余部队陷入一片汪洋泽国。进退无路的李开芳虽然抱有求生之念，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僧格林沁的招抚。
清人姚宪之在《粤匪纪略》所载，僧格林沁用水攻淹了冯官屯之后，十六日，“已刻，开芳遣一人送降禀，僧邸令限午时先缴军械，方准投诚，半时许，果缴器械，遥见数十人张红伞拥开芳来”。僧格林沁害怕他们趁机突围，一万多人在左右两翼围困，将李开芳等八十八人全数擒捉。
当时在僧格林沁军营效力的张集馨在他那本著名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李开芳投诚后一幕：1855年3月16日，粮台海昆圃着人来请张集馨等人前往大营，说是李开芳投诚……到大营，问知李开芳在僧格林沁的营帐内坐。当张集馨等人进入营帐，李开芳等人赶紧起立。李开芳等人在清军大营中谈笑自若，与平日并无二样。
在张集馨的眼睛里，投诚而来的李开芳“头裹花洋布手巾，身穿月白紧袖小袄，青色皱绸单裤，短袜，红色绣花鞋。面色黄白，瘦颚耸立，双目下注，两鬓皆长发”。僧格林沁向李开芳保证：“我既准你降，我断不杀你，将来江南，我还要带你同去立功，不卜平定江南，你有何计？”
李开芳回答：“江南瓜镇各营，我可招致，若专恃兵力，转难得手。”
僧格林沁道：“你说得对。大将军惠亲王（惠瑞亲王绵愉，咸丰三年授大将军，留京督师）欲见你一面，即打发你回，随我南下。你在京谅无多耽搁也。”
不知是僧格林沁太过狡诈，还是李开芳太过天真，自我感觉太过良好。他居然和僧格林沁面对面地讨价还价，他建议僧格林沁不要杀太平军中的广西人。他说：“若是广西人投出，也准免罪不杀，广西人何乐而不投出？若广西人纷纷投出，则南京不难破了。”他这时候还幻想着成为清军的一名将军，带领军队去进攻天京。他愿意去打南京，招安同伴，还为此推荐一名姓沙的将军随其一同前往，并向僧格林沁打包票，若是不拿下南京，甘愿接受应有的处分。
李开芳及部将黄懿端等七人被押解进京，其余八十余人被当成祭品，开膛取心为清军在连镇、高唐、冯官屯被北伐军击毙的八千多阵亡将士祭奠。1855年6月11日，李开芳等人被凌迟处死。清人龚淦的《耕馀琐闻》记载，当刽子手将其押往刑场时，“已被数刀，犹能仰首张望。正绑黄懿端上身，一脚将刽子手踢死，挣脱欲逃，兵丁等惊而却步。数武官共以枪刺倒，乃得受刑”。
3.西征曲：是挽救危局，还是荣耀之歌
1853年6月23日，北方已进入炎炎夏日，空气里弥漫着干燥而热烈的暑气。这一日的紫禁城分外热闹，乾清宫前的广场上卤簿如云，金声玉振，庄严的礼仪散发着四海同庆乾坤再造般的祥和气氛。
宫墙里的太监宫女们穿梭如鱼，行礼如仪，其中有些资历的拨着手指头算，爱新觉罗的王朝已经有二十七年没有举办如此规模的盛典，上一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盛典还是道光八年平定新疆的张格尔叛乱，那时候，当今皇上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按照清朝制度，如此宏大的庆典也只有在大胜之后才可以举行。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帝却铺排出这样一招一式都按照祖制的大场面，虽然有颇多令人指摘之处，但也有着振奋人心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日的谕旨里，咸丰帝乐观地表示“现在北省军务告蒇，河北一律肃清”。
乾清宫前的这场庆功仪式，也只是咸丰帝为京城解围，长吁而出的一口气。在他看来，僧格林沁扑灭北伐军的功劳，有如再造大清王朝。他颁赐恩赏出手阔绰，居然让僧格林沁以亲王“世袭罔替”。按照清代制度，皇帝之子可封亲王，而亲王以下的子孙，一般都要降袭，如亲王之子降袭郡王，郡王之子降袭贝勒，贝勒之子降袭贝子，贝子之子降封镇国公……僧格林沁以蒙古贵族进封亲王，已属特例，此次再获“世袭罔替”的破格待遇，可见咸丰帝对时局的错误估计。
北伐虽然重要，但令人不解的是，只有两万人的北伐军却不是太平天国的主力之师，甚至连一支重要的偏师都算不上。或许在咸丰帝看来，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是一支重要之师，将其视为工作重点或中心，将帝国的优质资源都投放于此。与北方的胜利相反，此时的长江流域却陷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中。
太平天国在派兵北伐的同时，又派出西征之军。如果说，北伐意在夺取政权，那么西征则是为了巩固天京的安全。西征是为了夺取安庆、武昌、庐州（今合肥）等长江中下游重镇。
当太平军沿着长江东下以狂飙突进之势冲垮安徽、江苏两省的绿营经制，定都天京后分兵西征之时，作战性质已转为战略进攻与战略经营。西征军分两批离开天京，一批是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和检点曾天养等率领，千帆竞发，溯江而上。
太平军从武昌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安庆。这个消息传至京城，朝野上下，无不震惊。军报以六百里加急送入京城，而此时，安徽庐州人李鸿章正在琉璃厂的一间书肆打发闲暇时光，听闻太平军进入自己家乡的消息，李鸿章连忙找到安徽老乡，时任工部侍郎的吕贤基，怂恿他上书朝廷，调派人马夺回江淮战略要地。
吕贤基认为李鸿章很有战略眼光，文笔也好，便让李鸿章代为执笔奏折。结果奏折呈递上去后，咸丰帝命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没想到自己竟被直接派到前线，全家老小都陷入悲伤之中。吕贤基情急之下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返回安徽。
这时候，另一支西征军在安徽境内造出了巨大的声浪。这支军队犹如一只滚动的雪球，沿途多有流民、小商贩等投身其中。长江中下游各省清军，已被太平军扫荡了一遍，地方官手中的兵力少得可怜。当李鸿章返回庐州时，安徽这片土地已是满目疮痍，昔日的花红柳绿早已支离破碎，留下的，只是战争的硝烟与血腥。
太平军先后占领安徽和州（今安徽和县）、芜湖、安庆等地。安庆位居天京上游，扼江淮要冲，太平天国相当注重安庆的战略定位。二十四岁的翼王石达开已由天京来到安庆，主持西征和安徽战事。这个年轻的太平天国将领行事谨慎，善于用兵，他非常清楚安庆的军事价值。他将原有的城墙加高五尺，周边广设炮位，全力打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大城，让它成为翼蔽天京，攻取湖北的前进基地。
翼王石达开坐镇安庆，先是攻克集贤关、桐城、舒城，帮办团练大臣、工部侍郎吕贤基兵败自杀。长江江面上从未像现在这么热闹，而明眼人从热闹处看到的却是一个大时代的悲凉。长江，已经不再是一个庞大的王朝不可缺少的生命源头。太平军水师如水中鲫鱼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往来穿梭，飘忽莫测，辽阔的江面之上不见清军的一筏一舟。
江西防守的困难之处，在于兵力的单薄。清军虽拼命保住武昌，但是九江、安庆、庐州（今合肥）相继陷落于太平军之手。西征路上的太平军如有神助，遇水搭桥逢山开路，就势建立起皖赣根据地。前脚刚站稳，后脚又发兵攻入湖北，接连克复武穴、田家镇、蕲州。张亮基奉旨降调，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于黄州府城外二十里的堵城。节节胜利的西征军将士，从水陆两路再次包围湖北省省会武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支经过战争洗礼的军队，它的作战能力总能得到大幅提高。旷日持久的和平固然有利于国家建设与百姓生活的安定，但对于保持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来说，它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太平军所战多为江南省份，而这些省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事，绿营兵平时承担各种差使杂役，沾染了各种官场习气，久而久之，取巧、偷懒、钻营、逢迎等无所不能，对日常训练更是不放在心上。
曾国藩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太平军自金田起兵到定都天京的短短两年三个月内，不但打败了云、贵、粤、湘、皖、川应调入桂的绿营军队，还沿途扫荡了桂、湘、鄂、皖、赣、苏六省的绿营体制。
1853年的清王朝在政治、财政、军事各方面已很难压制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满足地方对朝廷的期望。咸丰帝和老成谋国者们期待着能在地方寻找和依靠新的力量来挽救这场危局。
有仗可打，无兵可带，这也是咸丰帝最为头疼之处，南方各省可调之兵，除去已溃散外，尽归于向荣之江南大营，而北中国的部分兵力则汇集于琦善的江北大营。而江南、江北两大营又肩负着不可动摇的使命，攻克太平天国之巢穴是压倒性的政治任务，无论如何也要保障。对于咸丰帝而言，扑灭太平天国的北伐军也同样不容闪失，至于西征一路，他这个皇帝手中无兵，也没有任命统兵之人，只能任由地方各自保全，各找出路。
这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却也是帝王心思的轻重拿捏。一万人留守安庆，一万人则由赖汉英和曾天养率领继续向武昌进发。
在江西战场上，国舅赖汉英在占领湖口后，战船驶入鄱阳湖，一举攻克南康府。
江西处于腹地，军事地理位置相对而言不是那么重要，清政府在此不设八旗，只设绿营，而绿营的数量与其他省份相比也相对较少。由于防守兵力的单薄，江西的地方大吏在面临严峻的形势时显得尤为紧张，不得不四处请援。太平军经过两湖之时，其作战意图主要在于战略上的前进，并无意于滞留一地。作为下游的江西既可以请求安徽、江苏两省的支援，也可以向邻省福建、浙江发出求援之声。江西的防务必须更多地依靠本省的军队，请援的对象也因战事的进展而变得不确定。
当时九江、南昌两地兵力都极为单薄，巡抚张芾决定放弃九江，坚守南昌，并调率军赶往江南大营而路过九江的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到南昌协防。
江忠源接到张芾的求助信后，率领一千三百多名楚勇，急行军三昼夜，长途跋涉四百余里，先太平军两日赶到南昌。江忠源来到南昌之后，张芾像是迎来了一颗大救星，他深知江忠源对太平军作战有成功经验，而且富有谋略，于是将王命旗牌交给了江忠源，让他统领全军。不但“悉以军事委之”，而且“谕令文官府、道以下，武弁参、游以下一切战守事宜俱听岷帅节制”。
江忠源的到来虽然给张芾带来无限希望，但一时无法消除江西绿营与团练长期疏于战事而对战争产生的恐惧心理。在太平军围攻南昌前一日，驻守南昌的九百多人的团练慑于太平军的兵威，竟溃散了几近一半。显然，没有经过战阵的南昌团练是难当大任的。
绿营兵不但团练懦弱，也同样是一支畏战之师。南昌合围后，江忠源为稳固防守，严厉禁止守城士兵逃跑。某日，“有一兵谋缒城走，立斩以徇”。太平军从天京发兵西征时，清方官员都以为这是“胁从思维”“分邦逃逸”，直到太平军攻占安庆后，清方才确认这是太平军回师西征。而当太平军攻占江西湖口后，南昌已是一片混乱。“城中文武官，逃出城者百七十余员”，“省城自候补县至佐杂等官，先行逃走外县”，“绅民走匿四十余人”。南昌攻防战前夕，江西一省无论就防守军队的数量与作战能力，还是对战争的认识与心理上的准备都无法对抗太平军的进攻。
江忠源与张芾以“南昌兵单，且未经战阵”为由，“请饬两湖督抚及向荣、曾国藩遣援”。而朝堂之上也有人附和说：“逆匪分窜江西，现因该身兵单，拟由楚多发兵勇，派魏干员统领，前赴江西会剿，灭此股匪胜于防范戒严。”因此，咸丰帝也就急忙“谕令湖广督抚迅速拨兵应援。”
太平军抵达南昌以后，开始大造营垒、挖壕沟，并利用战船对南昌进行封锁。赖汉英指挥太平军开始攻城，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太平军将士纷纷用云梯攻城。江忠源手握战刀亲自督战，清军无人敢消极抗战，个个舍命向前，因此，太平军的攻势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太平军用云梯无法攻破城池，赖汉英决定实施地道攻城。太平军在德胜门轰塌城墙六丈有余，乘势攻入，由于清军的殊死反击，才无功而返。江忠源守护下的南昌让赖汉英率领的太平军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由于久攻不下，太平军西征主力被牢牢地吸附于南昌城下，而清方的各路援军正陆续向这里赶来。
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的一路奏凯，逼着咸丰帝不得不打着灯笼在时代的暗夜里寻找可用之人。曾国藩的湘军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遂一次次督促曾国藩率部出湖南，跨省作战。
因武昌危急，咸丰帝命曾国藩的湘军，随同绿营兵增援湖北。于公于私，曾国藩都没有拒绝的理由。湖广总督吴文镕是他戊戌年会试座师，是一个于他有大恩之人。吴文镕从贵州巡抚任上奉调为湖广总督，途经长沙时，邀请曾国藩来长沙一见。曾国藩因军务繁忙，难以抽身前往。吴文镕到武昌后，多次请曾国藩派勇援助，并奏请朝廷下令调派。
此时湘军刚刚开到湖南整训，根本不具备远征作战的能力，就在曾国藩犹豫不决之时，咸丰帝又接连下了两道谕旨。冒着有负恩师与君命之大不韪，曾国藩依然固执己见，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他写信给恩师，要他坚守武昌，说等几个月湘勇训练好了后再出兵。就在战死前两日，吴从镕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感慨到，自己是被逼来到前线，必死无疑，环顾皖赣鄂湘四省，唯一能与洪杨作战的，只有曾国藩在衡州训练出来的这一支人马。
对于吴文镕之死，曾国藩怀有深深的愧疚。生性稳重的曾国藩，不同于那种感情外露，容易大起大落的轻薄之人。自从他跟着唐鉴研习程朱理学后，更是自觉要求为人处世、办事治学，多用理智，少用情感。他崇拜，甚至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刻意模仿那种喜怒不形于色、从容淡定的古代名相风度。
在曾国藩犹豫不决之际，南昌城久攻不下，杨秀清下令撤围。
西征军由南昌回撤后，至九江即转向湖北，这时原在安庆周边活动的太平军胡以晃部向庐州方向发起进攻。庐州是清王朝失陷后所设的安徽临时省会。咸丰帝急诏江忠源赴任安徽，江忠源即将赴任的是正二品安徽巡抚。作为湘军的开山人物，江忠源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在蓑衣渡击败太平军，继而又在南昌城屡次挫败太平天国西征军主力的赖汉英。
江忠源向各处求援，各路清军多达两万余人，形成了对太平军的外包围圈。
太平军虽士气旺盛，但始终无法攻破庐州城墙。坚固的堡垒往往会从内部突破，而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江忠源和他身边忠诚的楚勇。飘洒在庐州雨夜里的那股血腥的味道，生涩地将空气凝固。就在江忠源站在城头指挥作战时，他的合作伙伴庐州知府胡元炜却领着数百绿营兵打开了城门，向太平军将领胡以晃举起了投降的白旗。终于，一切都结束了，新任安徽巡抚没几个月的江忠源，率领一帮家乡子弟组成的楚勇奋力厮杀，但寡不敌众，江忠源眼看身边的楚勇越战越少，无奈之下，便想率兵突围，却被太平军团团围住。
那一刻，江忠源只能将手中的长刀指向自己的喉咙，血喷薄而出。亲兵虽然夺下他杀死自己的刀，但已经无法夺走他杀死自己的心，江忠源最后还是跳入水池自杀。这一幕难免，却突然应了曾国藩第一次见到他时说的那番预言：“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
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官场上，江忠源都是曾国藩可以信任并依赖的朋友。吴文镕、江忠源的相继而亡，如同自己的内心大厦被抽去一根根支柱，他的心里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此后，曾国藩为江忠源所书写的神道碑铭中有说：“公尝疏请三省造舟练习水师，又尝寓书国藩，坚属广置船炮，肃清江面，以弭巨患。其后国藩专力水军，幸而有成，从公谋也。”
4.湘军崛起：旧体制与新力量的斗争与妥协
1853年的冬天，湖南衡州（今衡阳），曾国藩在此练军已有些时日。自古有言，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衡州因为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区，即使是冬天，只要每天有太阳升起来，这里就显得温暖如春。穿境而过的秀美湘江，在阳光的照耀下，越发显得清澈动人。大自然不会因为人类的野蛮和文明，而增减无度，厚此薄彼。
衡州、衡山、祁阳等地历来是船民汇集之处，奇怪的是，那些忙于生计的船民并不打鱼，而是以长途运货为生。自从近两年来，太平军在湘江、洞庭湖一带燃起熊熊战火，自由来往的民船不见了，船民们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离开水的船民，既无田可耕作，也无一技可养家，想要活下去只有另寻路径。当他们得知曾国藩在衡州招水勇，就连橹工的饷银都能养活一个家庭，便纷纷赶去投军。一则启事贴出，应征者便有两三千人，曾国藩从中挑选出一千五百人，同时建三个营。
曾国藩在军务之暇，刻苦研习程朱之学，相对于纸上得来，他更看重的是学问的经世致用。在如何将理学用之于身心修炼及事业建立这方面，他是一个成功的践履者。他将人生的入世诀窍梳理归并为“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甚至会想到，等长毛平定之日，他会在湘乡老家起一座宅子，专门用来典藏皇上的诰封和赏赐之物，以及自己这些年来所写的奏折底本、诗文日记和图书，他会将“八本”刻于梁柱之上，并将这个有着特别意义的宅子命名为“八本堂”，他要将其传至后世，永葆曾氏家道兴旺。
两个月前，咸丰帝连续三次降旨，令曾国藩尽快从衡州发兵，堵住太平军南下，并进而北上救援武汉。接到皇上的谕旨，曾国藩以“湘军刚刚开到衡州整训，不具备跨省作战”的能力，拒绝发兵。
12月12日，咸丰帝再次催促曾国藩率部开赴安徽。为了防止曾国藩不肯听命，他放下皇帝的身段商量道：“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咸丰放下帝王的身段，却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曾国藩还是拒绝发兵，理由是，向广东订购的洋炮还未到，饷银缺口很大，船也不够用，军队无法开动。对于咸丰帝的一逼再逼，曾国藩只能答以“明春乃可成行”。曾国藩在复奏中，强调办水师的客观困难，也说到他与骆秉章（湖南巡抚）、吴文镕（湖广总督）、张芾（江西巡抚）和江忠源（安徽巡抚）四位大员商定的“四省合防之道”“以剿为堵之策”。水师之出，“不能草草一出”。
曾国藩的态度让咸丰帝很是不满，他在朱批中挖苦道：“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一个23岁的年轻人，自觉被一个43岁的中年男人的官术与计谋玩弄，情急之下口不择言，把本应慎重对待的军情批奏，演成一段民间戏文般的绝妙台词，更能体现历史与人性的真实。咸丰帝的严斥之语让曾国藩也是心惶惶然，他连忙再次上奏，将自己无法出战的理由逐一列出。武昌危急，咸丰帝再次想到曾国藩的湘军，下旨“刻日开行”。为了堵住曾国藩的口，他直接在谕旨中称：现在已逾正月下旬（阴历），船、勇当早齐备，广东所购洋炮谅已陆续解到。
湘南暮冬之夜，天气仍然寒冷，彼时彼刻的曾国藩感受到的却是内心的燥热。他已做好了发兵的准备，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他一直渴望能在有生之年建立大功大业，做这世上的非常之人。投身于这样一场堂堂正正的讨逆之战，应该有一篇像样的檄文。他在《讨粤匪檄》中向天下宣布：“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舒天子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这是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檄文，它打着“名教”与“人伦”的旗号，号召全国民众为“卫道”而战。太平天国崇洋教弃孔子，将中国几千年礼仪扫荡殆尽，曾国藩说他们“无庙不焚，无像不灭”，以此挑动万千民众对太平天国的仇恨情绪。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全部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止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此时，曾国藩的湘勇已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共有陆师十营、水师十营，各类船只四百余艘，火炮四百余位，官兵水手共计一万七千人。
曾国藩从衡州出师的当天，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将领之一，也就是翼王石达开的胞兄石祥祯带领三万将士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岳州府，知府弃城逃亡。接着华容、湘阴等县相继攻克。整个湘北，大半已落入太平军的手中。曾国藩本来准备进入湖北，结果在岳州遇到太平军主力而大败，只得退缩于长沙。长沙本是他创建湘军的起始处，也是他的逆旅，被太平军逼入长沙，这让他觉得面上无光。
1854年4月28日的靖港之战，是曾国藩一生引以为耻的败仗。湘勇水师被太平军打得大败，增援的陆师也闻败而溃，整个靖港镇上，“活捉清妖曾国藩”的呐喊声响彻云霄。曾国藩又气又急，他以文弱书生之躯持剑而立，将一面军旗插于江边，上书“过此旗者斩”。可溃散的士兵犹如被狂风卷起的落叶，由不得自己。他们绕过军旗，逃命而去。看着江水般席卷而来的太平军，以及四散而逃的湘勇，曾国藩灰心至极，苦心经营了一年，期望建立不世之功的湘勇，在两军阵前竟如此不堪一击。他纵身跳入江水之中，希望用死亡来洗刷今日之耻辱，被幕僚们七手八脚从水中救起。
曾国藩死志已下，但既奉命办事，他要给皇上一个交代。于是，当夜又提笔写了一封遗折：“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恭具遗折……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今日殉难……”他又向弟弟交代几句办理后事的话：“吾死后，赶紧送灵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亲之望，不可在外开吊。”此时的曾国藩内心应该是平静如水的，他考虑最多的是，究竟该以何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就在曾国藩陷入痛苦绝望之时，忽然从湘潭传来塔齐布、彭玉麟等人大捷的喜讯。湘潭水陆全胜，将曾国藩和整个湘勇从死亡线上又拽了回来。湘军连连获胜，迫使该处太平军退出湖南。已经备下棺木写下遗书只等死亡来临的曾国藩，闻知此讯在兴奋之余，也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分析。既然是整顿军纪，就要下重手。胜将扩军，败营遣散，包括他的弟弟曾国葆在内，一律开缺回籍。曾国藩对于湘军将领有着极为严苛的选拔标准：“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武经纬之才。”
经过两个月的休整，湘军很快恢复元气，又率领一万余人，北上进攻岳州。太平军能征惯战的老将曾天养退出岳州，在城陵矶阻击北上的湘勇，结果死于塔齐布之手。曾天养之死是西征太平军的一大损失，太平军由此全部退出湖南。曾国藩也评价：“其人是一好手，资格最深。”1854年10月14日，湘军主力攻陷武昌。湘军一支强大的水师，先后几次将长江、汉水江面的太平天国一千余艘战船歼灭，完全控制长江水面。太平天国武昌守将国宗提督石凤魁和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弃城而出。
曾国藩的报捷奏折，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飞送京城。对于已经习惯了失败的咸丰帝来说，湘军的表现过于惊艳。他甚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朝廷多的是报喜不报忧的官员。不久前才收到靖港大败的讯息，如今又来了一场湘潭大捷。就在咸丰帝犹疑不决时，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芳瑛告诉他湘潭大胜的消息，咸丰帝龙心大悦，当日就犒赏了他一个江苏松江知府的肥缺。不久，上谕下达，嘉奖同日攻克武昌、汉阳之功，并任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在此之前，曾国藩由于靖港大败自请处分，咸丰帝按惯例将其礼部侍郎的底缺革去了。当岳州、城陵矶和武昌获胜的消息相继传来，咸丰帝对曾国藩刮目相看。尽管曾国藩出山时为彰显其孝道，宣称守制期间不受议叙，咸丰帝仍授其三品顶戴。
对于君王恩赏，曾国藩内心激动之余，想到自己尚处于守制期，如果不摆出入情入理的姿态，难免会招致非议。他在奏折中忧虑道：“武汉克复，有提臣塔齐布之忠奋，有罗泽南、胡林翼、杨载福之勇鸷，有彭玉麟、康福之谋略，故能将士用命，迅克坚城，微臣实无劳绩……臣母丧未除，葬事未妥，若远就官职，则外得罪于名教，内见讥于宗族。”
曾国藩的高姿态让咸丰帝越发激动不安，他朱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恃，叩天速赦民劫也。”
咸丰帝从不吝啬自己该颁的奖赏，他当日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茅海建先生认为，咸丰帝在这里并非不肯实授此职，一是皇恩不可一日加于身，若再立功绩，又将给予怎样的恩赐？二是曾国藩以孝道自榜，上次给他三品顶戴都遭到推辞与拒绝，若真实授，他肯定不会接受，反为不美。守制期间任署理也是规矩，此时不妨效之。
恶行应该一次干完，恩惠应该是一点点地赐予。当时，咸丰帝获悉湘军攻陷武昌省城的奏报后，欣然大喜，他对军机大臣、大学士祁寯藻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几日后，他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时，祁寯藻也回应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这样一句话，在爱新觉罗·奕詝听来，尤为刺耳。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对于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务须慎重；不要滥用仁慈。应该慎思明辨，以免由于过分自信而使自己流于轻率鲁莽，或过分猜疑而偏狭不能容人。君主最好既被人畏惧又被人爱戴。明君应当立足在自己而非他人的意志之上。”很显然，这个资质平庸的年轻人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
大学士祁寯藻所说之言，犹如一声惊雷炸响，咸丰帝陷入长久的静默之中。一个洪秀全已经搅得天下大乱，如果再出一个叛国者，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就难保了。这不是咸丰帝一个人的忧虑，这是长期以来满洲贵族对汉人官员不予信任、排斥所致，也使朝廷对曾国藩的湘军持保留态度。当然有人排斥，就有人重用汉臣。大学士、军机大臣文庆就曾谏道：“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虽然咸丰帝已认识到，牢固大清基业，应付“内忧外患”，离不开汉大臣，以及他们手里所握有的武装组织。但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历来的传统是汉人办事，满人掌权，这种不平等的权力运行格局已根深蒂固。
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继，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湘军中养成了一种风气，除非招募、选拔过自己的顶头上司，其他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皆拒不从命。所以，湘军各尊其长最终直达曾国藩的道德权威控制体系是湘军最大的组织特性。李鸿章在《曾国藩神道碑》中说：“公治军，谋定而后动，折而不挠，重如山岳。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曾国藩只需“一纸”，湘军便可做到“千里赴急”。他在时，将士听从他的智慧，即便守制，湘军将士可以不听从朝廷的召唤，但也一定会听从曾国藩的指挥。
自古以来“兵为国有”的根本制度不灵了，湘军成了他个人的私家军。咸丰帝越想，内心也就越发不安。一番思虑，七天后，他就急匆匆地收回成命，改曾国藩为兵部侍郎衔，专办军务，不再署理湖北巡抚。同时，命令曾国藩率湘军沿长江东下，进攻江西。
咸丰帝态度的转变，曾国藩很快就领略到了。君王的朱批充满着虚头巴脑的腔调：“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虽然品级没有变化，但一为实权，一为虚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看到这里，这个精明清醒又怀揣建功立业理想的政治家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凉。此时的曾国藩有一种置身危崖的感觉，“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甚至想到了东汉太尉杨震为权贵所迫自杀的故事，他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深深地担忧。
自攻占武昌至水师前队进入九江江面，湘军作战节节奏凯，曾国藩也暂时忘却眼前身后的忧患。人生如此艰难，且行且乐吧！他的军队已迅速开抵九江城下，吹响攻城的号角。他有足够自信与乐观的理由，只要拿下九江，不日即可直捣金陵，将洪秀全的天国从这个地球上抹去。曾国藩认为：“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半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
他甚至上奏，请朝廷饬令各路统兵大臣督抚要防堵将要流窜的太平军残部，俨然以拯救乱世的功臣自居。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前方江西等待他的将是长达两年半的梦魇般的岁月。
也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之际，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罗大纲赶赴西线指挥，此时已抵达江西。太平军只守不攻，湘军毫无办法，双方历大小百余战，一时战事呈胶着状态。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精锐由于轻敌径直冲入鄱阳湖内，太平军塞断湖口水卡，又修筑攻势，架上火炮，使其不能复出。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与内湖两队，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1855年2月，太平军再次发起攻击，直取曾国藩的座船，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曾国藩又一次投水自杀，被左右再度救起。曾国藩做梦也不会想到，石达开这个太平天国的年轻王爷，这么快就将他和他的湘勇水师置于死地。湘军水面优势丧失殆尽，太平军乘机往湖北进攻，第三次攻克武昌。
至1856年4月，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石达开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七府四十七县，加上原来已占有的九江、湖口、彭泽，总共为八府五十县。曾国藩被迫困守于南昌和南康两府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甚至连所送的家书都要用隐语蜡丸，雇用长夫乔装打扮后潜送，军事上的失败可谓到了最低点。
最让曾国藩痛心不已的，是湘军第一号悍将塔齐布的呕血身亡，以及罗泽南在南昌城下中弹身亡。塔齐布是曾国藩一手带出来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由一名守备，迅速成长为湖南水陆提督。曾国藩需要塔齐布冲锋陷阵，也需要通过塔齐布向外界传递一个满汉亲密无间的信息，以此消除朝野内外的各种猜忌、嫉妒之声。
罗泽南是湘军的首创者之一，钱基博在其所撰《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曾直言“无泽南，无湘军”，于是，有人将其奉为“湘军之父”。罗泽南年长曾国藩三岁，二人虽是同乡，但究竟相识于何时，不见文字记载。罗泽南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文字里，是在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与父母书，其中有云：“六弟今年正月信，欲从罗山处（罗泽南）附课，男甚喜之。”
后来曾国藩曾在致弟书中言道：“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
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后，“于是始治兵长沙。命罗泽南、王錱等领军三营，仿明戚继光束悟成法，逐日操练。是为湘军创立之始”。
郭嵩焘后来说：“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錱。”湘军初创之时，曾国藩的确很孤立，罗泽南是他麾下最得力的将领，而且因为理学治军的理念一致，两人一直相处得很好。王錱与曾国藩发生矛盾，罗泽南正在江西，所以也无法调和二者。罗泽南培养了很多弟子，但这些弟子的成长主要是在战场上，其理学精神对弟子在后来的湘军影响很大。罗泽南战死后，由其弟子李续宾接统其军，“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曾国藩也依然持续理学治兵的传统。
如今在战事进退维谷，越发不利的状况下，塔齐布、罗泽南的相继而亡，又怎能不令曾国藩黯然神伤？从咸丰二年十二月出山以来，四年过去了，其中的光荣与屈辱，正如眼前奔腾不休的长江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几年，他究竟得到了什么？论官职，依旧只是个侍郎。江忠源带勇，从署理知县升到巡抚，胡林翼带勇，也从道员升到了巡抚。
而这一刻，千里之外的京城，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曾国藩，其中就有咸丰帝。他们一方面催促他赶紧去镇压太平军，一方面又对他加以限制。为了不让他在湖北坐大，又将其赶进江西、安徽的战争核心地带，使其在血与火的拼战中消耗实力。眼前的危局，以及战争的走向，都让心存远志的曾国藩感到沮丧。
军事上的连续失利、江西地方官僚的排挤，以及中央朝廷的猜疑造成了曾国藩在江西处境的极端困窘，更造成其精神的极度痛苦。曾国藩后来曾如此描述自己在江西的情形：“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湖口水卡）而不可得，何其苦也。”曾几何时踌躇满志、动辄以统筹全局为己任，发誓要挥师东下直捣金陵的曾国藩在江西陷入了太平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愁苦不能自拔。
注释：
[1]盛京指今辽宁省沈阳市；察哈尔省指今张家口、大同、宣化等地区；绥远城指今呼和浩特市；直隶指今河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