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蓑衣渡的悲剧：江忠源和他的湖南乡勇
咸丰帝虽然身在圆明园，可是他的一颗心仍系于千里之外的南疆之地。咸丰办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他如此喜欢园居生活，不喜欢在紫禁城里待着。大学士赛尚阿离京已经有一段时日，当日为其赐刀壮行的场面仍历历在目。那一日，当他郑重其事地将遏必隆神锋必胜刀交到赛尚阿的手上时，分明看到对方眼中流露出的感动。此刀象征着王命。
身为君王的奕詝每天最在意之事，莫过于接到前方的军事奏报。他看得很仔细，逐字逐句地分析，然后再给予明确的指示，他将一天里的大部分时光都耗费在这件事上。前方的军情越来越急，但他相信眼下这风雷催动之事会在某个醒来的早晨，烟云散去。而这一刻，他还是要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放于对付巨匪之事。
他在一篇《盼信》的诗里如此写道：“狼奔豕突万山中，负险紫荆必自穷。峡界双峰抗难破，兵分五路锐齐攻。壮哉乌向谋兼勇，嘉尔赛邹才济忠。权有攸归师可克，扬威边徼重元戎。”
咸丰帝并不安于做一个被动等待消息的人，他发出的谕令，一封比一封紧迫，一封比一封容不得商量。他尽可能地满足前方“派兵增将拨银”的要求，光是白花花的银子就拨付了一千万两。动静造得那么大，可他连自己的对手到底是谁还搞不清楚。军情奏报一封接着一封，可他还是要问：“究竟系何头目，是否即系韦正？”
这个问题也同样难住了前方平乱的钦差大臣赛尚阿，他接到的情报并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皇帝催得紧，他也只能回一句：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唯其伪太平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全，供词往往不一。
赛尚阿的回答显然无法让他的皇帝感到满意，咸丰帝于1852年2月6日下了一道严旨：“以后如不能迅速攻剿，徒延时日，朕惟赛尚阿是问！若或防堵不周，致贼匪溃窜，再扰他处……朕惟马兰泰、向荣是问！”
这是一道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死命令，皇帝的耐心毕竟是有限度的。两日后，他又提醒赛尚阿，不要忘记遏必隆神锋必胜刀，遇到临阵退缩或放弃抵抗的，“立正典刑，以肃军纪”。赛尚阿又怎能不解君王意，围城半年无所获。在他的统率下，向荣、乌兰泰两路夹击，正面交锋达数十次。
永安州虽为弹丸之地，但同时也是地势险要之地，东、西、北三面环山，东南为冲积平原，城池东、西、北分别为长寿江和通文江环绕。当初若不是清方防御力量太过薄弱，太平军又怎会轻易得手。如今清军围城数月，若不突围，粮食军需等物质就难以为继，到时候恐怕连上帝也无法保佑没饭吃的信众。
4月3日，洪秀全对全军将士下诏突围。两天后的子夜时分，太平天国全军突围。在突围过程中，秦日纲军因护送老弱妇孺，被逼至一个叫龙寮岭的峡谷地带，所护二千余名家眷遭到屠杀。而拎着滴血兵刃的清军在翻过龙寮岭后，等待着他们的是更为凶狠的复仇血光。在一场弥天大雾中，清军正规部队五千人，其中包括四个正二品大员，全部成了太平军的刀下之鬼，这在嘉道年间近半个世纪的战场上是极为罕见之事。
永安突围并不是计划内的战略部署，而是身陷险境的洪秀全、杨秀清的无奈之举。当他们冲出这座小小的山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反倒成了振翅高飞的鸟，有了搏击更大一片天空的内在冲动与外在条件。如果说在此之前，困守一处的太平军是被动防御，那么永安突围则让他们走向了主动进攻。
1852年的春天对爱新觉罗·奕詝来说，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季节。他一直处于愤怒状态，一直在埋怨赛尚阿和他的军队不肯用命。他越来越不愿意待在空气沉闷的紫禁城里，他宁愿将自己泡在圆明园的无边风月里，也不愿每天面对劳神费心的政务。一道道谕旨发往各地，官员们也纷纷称赞圣旨英明。政治不是叫好不叫座的电影，镜头闪一闪就应付过去了，它的局势若是趋坏趋烂，用纸是包不住火的。
咸丰帝一再向各级官员求言，许多官员向他道出未曾听闻、也不敢相信的真相，他接手的大清国早就不是一个清宁之国，各地匪事频仍，官员腐化堕落，兵弁懈怠松散，财力空乏不堪。可他除了罢官，就是走马换将，除此无他。
4月中旬，脱笼而出的太平军直逼广西省城桂林，幸亏清军早有部署，两方在此缠斗33天，正面交锋24次。城池虽然还在，但也把广西的军政大员们折腾得够呛。帮办广西军务的广东副都统乌兰泰被炮子击中膝盖，因伤死于阳朔军中。
赛尚阿原先就因永安城失守，遭到咸丰帝严责，此番再度用兵不利。一道圣旨下来，位于人臣之端的钦差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降格四级留任，同时，决定处分乌兰泰和向荣，革职留任。这是朝廷在乌兰泰死前一天做的决定，但这个决定从北京传到桂林，需要二十天的时间。
乌兰泰阵亡的消息传达北京后，朝廷又决定：一切处分悉予解除。
咸丰帝调派其颇为赏识，刚刚镇压广东天地会取得显著成效而被提拔到太子太傅位置上来的两广总督、一等子爵徐广缙入湖南，接任钦差大臣，并署理湖广总督，将赛尚阿革职拿问送入京城接受审判。
太平军是一个各方土匪都无法比较，且拥有极旺盛斗志的武装集团。与其交手的清军知州早已知晓太平军到目前为止的战斗情况。关于基督教，知州全然不懂，但他能体会到太平军信仰力量之强，绝非首领被杀就能烟消云散的一帮人。
燃烧着愤怒之火的军舰是恐怖的，他们凶猛进攻的话，全州城立刻不保。
坐镇阳朔的钦差大臣赛尚阿感到身心俱疲，一边是咸丰帝以丧师纵敌之罪下诏要追责于他，另一边则是没日没夜攻城略地的太平军。较之十年前他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天津加强海防事务还要难。那时，鸦片战争已进入失败明朗化阶段，他并不需要承担战之必胜的责任。而如今的对手换成了太平军，这是一支可怕的队伍。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了，人间“小天堂”在前方召唤着他们，让他们生出了无穷的勇力和近乎寻常的创造力。
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境内转战十七个月，在攻打省城桂林未果后，他们只能无奈地结束广西境内的游荡，转而克全州。全州紧贴着湖南，是广西进入湖南的一条捷径。太平军原先是要绕过全州进入湖南境的，可是在全州，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浩荡不休的湘江铺陈于他们面前，这是一条进入湖南，通向长沙、武昌和富庶的长江各省的交通干线。太平军几百艘民船，将老幼妇女和辎重，全部载在船上，向湖南边界顺流而下。
太平军北进，也给清军出了一道难题，那就是太平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将会指向哪里？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想阻挡太平军前进的步伐，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其困死于湘江。
蓑衣渡是湘江上的一个渡口，也是一道天然的军事屏障。此处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若是在水中设置障碍物，很容易就会将江面封锁起来，船只很难通行。蓑衣渡西岸有一沙滩，此处亦可布置伏兵。
善于用兵的江忠源率领他的楚勇赶到蓑衣渡，第一时间就砍掉江边的大树，将其推入江水之中，以此封锁湘江。江忠源，一个湖南新宁的举人。他在北京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于1844年回到了家乡新宁。在北京，他曾与同省的曾国藩学习，并且为称作“大挑”的特科考试做了有成效的准备。按照清朝制度，在正规的会试中三次落选的士子可以通过大挑取得直接任命为官员的资格。江忠源被任命为候补教谕。于京城混迹之时，受到曾国藩的赏识，被誉为“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功名于天下”。
新宁，地处湖南西南部湘江流域的正西面，这里绵延起伏着湖南与广西边境的一道道山脉。道光年后期，这里是种族间冲突、秘密会社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一个叫雷再浩的瑶族人所发起的农民起义，将江忠源等地方名流卷入本不属于他们的战场。
19世纪中叶，社会危机将一个摇摇晃晃的老大帝国推向内战的边缘，地方势力组建武装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当外患、内乱以及贫穷将农民驱赶出原有的生存秩序时，各方势力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在危机爆发时，清朝的军事领导者们最初的反应是雇佣支付薪饷的战斗人员。所谓“勇”，也就是指那些非正规的以忠君为特质的兵力。
因此，团练组织的民兵有时叫作“团勇”。由此可见，“勇”是指军事化水平较高的兵力，也就是那些完全脱离他们的村社而依赖薪饷或掠夺财物过活的士兵。兵者，投死之人，却也是为了活下去。
当1844年的江忠源回到新宁时，对时事本就异常敏感的他觉察到迫近的祸患，并立即着手动员他的氏族投入保家式的防御。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不让自己的那些穷亲戚加入雷再浩的组织，此时雷再浩的组织正在村子里征募新的成员。在家乡掀起了一场使雷再浩的追随者背叛他的宣传运动后，江忠源领导一支从他自己和联盟的各氏族中征集的2000名民兵的部队，把对方从他的家乡赶了出去。战斗在边境山地来回进行，最后以雷再浩被他自己的副手出卖而告终。
由于江忠源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他很快得到报偿，朝廷将其派往浙江任代理知县。他到异地任职，并不意味着新宁的团勇组织被解散。尽管江忠源在其中扮演了领导人角色，但团勇组织毕竟是一群氏族名流的工具，而不是个人的。
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家园，但团勇组织在其兄弟和堂兄弟们的领导下继续存在。1849年11月27日（道光二十九年），湖南新宁代理知县万鼎恩在酣睡中突然被震天的喊杀声惊醒，他慌忙探查，始知县城已被农军攻占。
当他迷迷糊糊走出县衙，正准备脱身时，一个醉汉手持利刃，跌跌撞撞走上前，一下将他砍倒在地。
湖南新宁水头村人李沅发带领一支衣衫褴褛的300人的队伍攻破了县城，营救出两名被关押的他的追随者。江忠源的兄弟江忠济再一次动员了两年前曾与雷再浩对抗的地方乡勇，包围了新宁县城20天。最后，李沅发的食物储备耗尽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在雨夜的掩护下从县城的东门逃出。
李沅发在整个湖南、广西交接地区四处游荡，经常遭到政府军的追击。他们在穷苦农民和少数民族部落中集结追随者，人数达几千人，活动范围扩大到湖南、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甚至渗透到贵州的东南边境的几个县。
而此时，江忠源远在浙江当他的知县。1850年春，他在镇压盗匪和水灾赈济中有着突出表现，为他在体制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恰在此时，道光皇帝去世，正值大好年华的咸丰帝登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雷霆万钧之势整肃朝纲，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心情激奋，连夜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曾国藩建议初登大宝的咸丰帝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曾国藩用这道奏折成功地吸引到新皇的注意，咸丰皇帝给予高度评价：“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在咸丰帝收到的保举名单中，有林则徐、姚莹、江忠源、张亮基、谭廷襄、周天爵、李棠阶等人。而其中保举江忠源之人，正是他的湖南老乡曾国藩。曾国藩与江忠源几乎是同龄人，曾国藩年长不足一岁。曾国藩16岁考取秀才，24岁中举人。江忠源15岁考取秀才，25岁中举人。两人有着极为相近的人生起点，却在中举后有着迥然不同的仕途命运。曾国藩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一鼓作气考取进士，入仕途，高歌猛进，39岁即做到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从二品副部级京官。
而此时，那些青史留名的湘军人物，除了江忠源以外，在1851年这个以太平军起义为标志的特殊年份里，在军事上还处于庸碌无为阶段。他们散居于府衙与民间各处，密切关注着受到军事威胁的大清国，将如何阻止这场毁灭性战火的蔓延。
江忠源此时正准备赴京觐见新皇，但浙江巡抚吴文镕却执意要将他留在浙江监修堤防。这项工作刚刚完成，江忠源又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辞去职务，按照惯例动身回家服丧。
1851年4月，大学士赛尚阿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西，由广州驻防旗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已经调任广西提督的向荣予以协助。也就在这时，担任内阁中书的左宗植（左宗棠的哥哥）建议，在赛尚阿的幕僚中不应该缺少新宁的有才之士江忠源。左宗植是湖南湘阴人，若是他本人不熟悉江忠源，那无疑是通过在京的其他湖南人了解到的，比如曾国藩。不管怎样，对于散落于各地的最优秀的湖南人才，京城里的湖南帮也是看得最为真切，了解得最为清楚的。
于是，赛尚阿上奏清廷，请求调派江忠源赶赴大营。江忠源在接到赛尚阿的调令后，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也由此走上博取功名的战场。
江忠源到达赛尚阿在桂林的指挥部，在这里他被推荐给乌兰泰，一个精明能干且具有献身精神的满洲官员。江忠源在赛尚阿的幕僚中的地位是靠他作为有功名之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他的文职官员的经历，而不是靠他作为团勇组织者的经历。江忠源获得体制内认可的两大因素：他是曾国藩的有成就的门生，还是一个政绩突出的知县。
乌兰泰很是赏识江忠源，将其视为心腹之人。尤其是他在了解到江忠源所组织的新宁乡勇的战绩后，就力劝江忠源招募一支新宁人的部队为抵抗太平军效力。于是，江忠源写信给家乡的弟弟江忠淑，江忠淑雇佣了500人进入广西境内。江忠淑因身体原因不能作战，新宁的乡勇在江忠源指挥下进军参战。
几次战斗消除了政府军对楚勇的蔑视，政府军曾嘲笑他们的身材矮小和衣衫褴褛的装束。不久以后，江忠源发现自己在他的朋友兼保护人乌兰泰和提督向荣之间的争执中进退两难。乌兰泰认为向荣怯懦又无能，而向荣则认为乌兰泰过于直接和莽撞。向荣建议先给被围困者一条逃路，然后在半路上袭击他们时，乌兰泰指出，鉴于叛乱者人数不足一万，而政府军几倍于此数，一个布置得当的围困只会以叛乱者饿死或战败而告结束。
江忠源面对两个上级之间的争执显得无能为力，他只好撤出自己的军队并返回新宁。而此时，向桂林的进军则将太平军带到一个关键的分水岭：离开流向南海岸的江河，进入长江水系。对于清廷来说，在太平军出现于中部省份丰饶的招兵地区以前，这是把他们消灭的最后机会。
太平军在离开永安后的两周之内抵达桂林城下，并且形成围城之势。对于江忠源来说，这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像江忠源这样的地方绅士，对自己的家庭、氏族和家乡地区的安全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的兄弟追击李沅发远至广西，是因为他预料到，只要李沅发依然逍遥法外，对他的家乡地区就会构成一种特殊的威胁。而事态发展也如他所料，李沅发最后的确又回到了新宁边界。
当江忠源领着他的部队推进到战争最前沿时，他仍然心系家乡新宁的安全。他写到，他赶在太平军之前前往蓑衣渡，目的既在于堵塞向北的水路，也在于“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在他的伏击成功后，他认为：“斯时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后夹攻，何难聚而歼旃。”对于江忠源这些湖南人而言，他们考虑问题主要是从本地出发，即先考虑他自己的县，再扩大到他家乡所在的省，在这之后才会关注到这个帝国的事务。
在没有接到任何官方条令的情况下，江忠源和另一个湖南新宁人刘长佑筹集资金雇佣1000人，刘长佑是以拔贡的身份随同前往，他们在一个月内踏上了去桂林的道路。就在江忠源、刘长佑的队伍即将到达桂林城下时，他收到了乌兰泰在桂林负伤而死的消息。
各种事件表明，江忠源第二次进入广西是走上历史舞台的一次决定性行程，他和他的楚勇部队正式投入到对抗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
江忠源将他的楚勇部队部署于西岸的沙滩上，等候太平军的到来。同时，江忠源派人联系驻守于蓑衣渡北边的绿营将领和春，请求他派兵封锁蓑衣渡东面，以便合击太平军。和春虽然派麾下名将张国梁率兵前往东岸布防，但对方迟迟没有到达指定地点。
而此时，太平军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南王冯云山为发泄私愤，居然全力攻打毫无战略意义的全州。这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一边是志在必得，一边是拼死坚守。全州城下，太平军红着眼睛，举着刀枪，在密密麻麻的飞矢的掩护下，沿梯攀登，向全州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城上的清军看到人浪从远处席卷而来，在城墙上撞击成飞溅的浪花，只是浪花还没冲击到城墙的最高处，便被清军的火炮硬生生地截为若干段。然而，人浪的冲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即使在夜里，城上城下也是火光通明。《全州县志》记载：“初六日，洪军薄城下，燮培发炮击之，多毙，乃却。越日，攻益急，守益愈严，经十一昼夜。”几日之内，有千余名太平军从城头像熟透的果实跌落尘埃，坠入深不可测的另一个世界。
在第十一日，“洪军穴城下，伏地雷，火发，西城崩”。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成功炸塌了西城。在城门被撞开的那一瞬间，太平军已如雪崩般融入全州城。冯云山身受重伤的消息激怒了太平军，这支拥有高度信仰的军事集团，完全被复仇的火焰点燃，他们将自己变成了一群疯狂的野兽。
火光和血光在这座陷落的城池里沸腾了三天三夜，《全州县志》记载，（太平军）在城中杀戮军民，从大南门逃生的均被杀，小南门逃生的均放行，故两门后来分别有“死门”“生门”之分，或可见此时太平军将士没有统一命令，乃出自个人的好恶。
胜利的捷报虽然让洪秀全、杨秀清大喜过望，但很快，又一份战报从全州城传来，南王冯云山身受重伤，太平军需要放慢进军的速度。南王冯云山躺在一顶八人抬的大轿子里，身负重伤的他虽然目击了全州城的陷落，但他并没有看到屠城的情形。
十一个昼与夜的惨烈杀伐，反而给了江忠源从容布防的机会。此时的太平军并不知道江忠源已经截断了湘江，当他们来到蓑衣渡的时候，才发现河道已经被堵塞，而且西岸有伏兵。
事已至此，太平军只好仓促应战。战斗又持续了两个昼夜，太平军的伤亡特别大。按照江忠源的分析，全州是保不住的，不如先派精兵在蓑衣渡设伏。风平浪静的蓑衣渡有着大自然赋予的美景，曲曲弯弯的水塘湾，河宽流缓，平静的河面隐然有杀机浮现。这场战斗，很多年后依然缭绕于这个渡口，变成世代相传的故事，进入蓑衣渡人的历史和记忆。
当太平军进入江忠源的防御区时，他们陷入伏击圈的船队遭到了重击，大部分被摧毁。太平军的损失的真实情况无从考证，但有300多只船被俘获，再加上被摧毁在江内的，这次失败的损失必定是惨重的。
而那些从永安突围至此的太平军将士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似乎积攒了强大的势能，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冲击着阻挡他们的乡勇和清军。这是一场残酷的遭遇战，南王冯云山在攻打全州的时候已身受重伤，在此战中再次受伤。
对于忠于清廷的江忠源来说，不幸的是，湘江东岸仍然处于未设防状态，因为清廷将领和春并没有理会他发出的协同行动的请求。对于战争双方而言，一方的诸多不幸，恰是另一方的无上荣幸。大部分太平军通过东岸那道敞开的逃生路径，进入湖南。
太平军的行进路线被迫改变，北进的计划也被迫延迟，但这次失败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太平军在湖南南部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冯云山死亡的消息传来，洪秀全内心的悲痛是真实而深刻的，他最忠诚的战友，最坚定的拥护者，却成为天国陨落的第一颗巨星。面对奔腾不休的湘江水，洪秀全不由慨叹：“天父欲召，何其速也。”而此时的洪秀全，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冯云山的死对于他，还有后来的太平天国有多么重要。有人甚至假设，如果冯云山不死，太平天国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
江忠源的楚勇异常勇猛，太平军损失惨重，洪秀全的军队只好被迫放弃乘船直下攻取长沙的计划。这时候，清军方面，张国梁的部队依旧没有赶到蓑衣渡。这也就意味着，太平军再次摆脱清军的包围圈。
太平军以小部分兵力牵制湘江西岸的江忠源的团勇部队，而大部队则由陆路东进。待到清军发现其踪迹时，连忙尾追，但无济于事。从此，太平军纵横湘南，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对手。对于清廷来说，湖南的局势变得愈加危险。
永安、蓑衣渡两战，在江忠源的谋划下，清军都有可能重创太平军。但幸运的是，绿营将领大多是不合格的，前有向荣不采纳江忠源合围永安的谋略，后有张国梁未按指令抵达蓑衣渡东岸，太平军虽然一再陷入危机，但还是化险为夷。从全州顺着湘江水流而下，船行约五十公里后，进入湖南省。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江忠源40岁，已是不惑之年，而与其随行的刘长佑和邓树堃34岁，而刘坤一只有22岁。江忠源作为一名上层绅士，担任了整个团体的指挥者，而且正是他与范围更大的官场的联系，才使新宁团勇参与更大的事件成为一种可能。
对于那些生长于贫瘠广西的太平军而言，湖南显然是富饶之地。他们对湖南怀有一种羡慕与憧憬，他们的内心激荡着战争为其带来的荣誉感，全州城屠城的不愉快回忆很快就随湘江之水流走。
战火，向湘军的大本营——湖南燃烧开去。湘江从全州向北流，进入湖南省境内后，转向东边。东流的湘江在永州的附近和潇水合并，再重新流往北方。
2.缠斗：长沙保卫战与湘军关系谱
1852年9月的某天清晨，一道霞光从湘江徐徐铺展开来，越过河流山川，越过秋天微热的空气，落在被城墙和壕沟拱卫着的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落在守城士兵的刀尖兵刃上。
长沙城在明代时曾有九门，清初有两门被堵死，便只剩下七门。连接绵长的石墙的九道城门分别是：湘春门、新开门、小吴门、浏阳门、黄道门、德润门、驿步门、潮宗门、通货门。在清晨的霞光里，那一扇扇门并没有像往日一样咯咯吱吱地打开，而是闭得紧紧的。
七月底的一个夜晚，在攻克醴陵后，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率领太平军的先头部队，长驱直入赶至长沙城下。月光之下，刀兵裹挟着热浪，让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城在昏昏沉沉的时代里一下子惊醒过来。
因丢失数州县被革职尚未卸任的前巡抚骆秉章下令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
萧朝贵率领的太平军并没有对长沙城形成合围之势，他想以闪电战的方式夺取长沙。如果说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诸王之间的调和剂，那么萧朝贵则是太平天国的用兵高手。此人善于长途奔袭，仅用十余天时间，就接连攻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等地。太平军将领最敬服他，称“萧朝贵第一通兵法”“萧朝贵最厉害”。后期著名将领李秀成也说他，“勇敢刚强、冲锋第一”。
萧朝贵虽然善于用兵，但是要用六千兵力对长沙形成合围之势，实在是勉为其难。兵力不足，太平军的包围圈就难以合拢，围一围二难围三，没有被围的各门均是自由出入的通道。清军防御所需的人员、物资都可运送自如，接替湖南巡抚骆秉章之位的张亮基，一次就带入兵勇两千，火药两万余斤，子弹两万余斤和一整套幕僚班子。
这是一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被围的长沙城并没有成为难以翻转的死亡之地，反倒是围城的太平军因为占据地域过于逼仄且无外援接济，已经出现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即如李秀成所言“有粮，无有油盐可食”。
一场没有经过周密计算的围城之战，并不会给双方带来致命的打击。长沙城内凡能打仗的士兵全部上了城墙，城里的百姓也被组织起来。清军的反包围也同样将太平军逼入险境：太平军西面被湘江所阻，东面自天心阁下至新开铺都有清军扼险阻击，一场绝地之战不可避免。
如同太平军的围城之势，清军的围追堵截也同样存在疏漏之处。太平军在湘江控制了一段江岸和许多民船，一旦分兵渡江，则整个局面就会全盘皆活，既可从湘江以西获得军需补给，又能为一旦放弃攻城留下一条从容转身的通道。对此清方并非没有警觉。
湖南的水乡，夏日接近尾声，炽烈的暑气正慢慢消散。这一日，有一太平军打扮的士兵在大道上策马奔腾，他是前往郴州的使者。使者带去的消息又一次震动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西王萧朝贵战死于长沙城下。
据曾水源等事后向天王、东王禀报称，西王萧朝贵立于阵前指挥，身着鲜艳威武的服装，手里挥舞着红旗子，身姿非常醒目，也因此成为炮击的第一人选。炮弹正中萧朝贵胸膛，伤势十分严重，口眼俱呆。
这场残酷的攻防战让双方都损失惨重，太平军在萧朝贵倒下后士气受损，江忠源的楚勇转守为攻，使太平军受到极大的损失。代天兄发言的萧朝贵阵亡，对于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力分配产生微妙的影响。蓑衣渡之战后，太平军在一度占领的三个城镇中，分别招募了两万人、三万人和几千人，新兵总人数至少增加了五万。此时的太平军宛如一条游龙，在湘南各个富庶的城镇之间自由穿行，兴之所至会攻占一些城镇作短暂的停留，意兴阑珊又会绕开城镇。一旦发现骡马便会将之擒捕，以加快行军速度。
与此同时，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人继续猛攻长沙，而驻扎于郴州的洪秀全、杨秀清也坐不住了，他们日夜急行三百多公里向长沙赶来。
长沙城发出的紧急求援犹如一道尖锐的哨音划破长空，闻者悚然。而此时长沙城内除了已经卸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还有丁忧在籍的前湖北巡抚罗绕典，湖南布政使潘铎等人。
骆秉章虽被革职，但新任巡抚张亮基刚卸下署云贵总督的职位，尚奔走于昆明至长沙的路上。《湖南通志》称，此时长沙战场上清方“城内两巡抚一帮办两提督，城外十总兵莫相统率”。两巡抚：尚未离长沙的骆秉章，以及在路上的张亮基；一帮办：丁忧在籍的罗绕典；二提督：湖南提督鲍起豹、广西提督向荣。
广西提督向荣此时官职也已被革去，身上还背着“遣戍新疆”随时可能会生效的处分。虽然迫于军人责任和立功免责的心态主持城防，但此时的向荣已不愿去河西冒险，加上张亮基几个月前任云南巡抚时，曾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弹劾向荣“夸诈冒功，饰智欺人”，令他一直耿耿于怀。面对亲自登门的张亮基，向荣竟然负气地说：“身是已革提督，贼从此窜不任疚。”
此时清军的指挥体系虽然还能运转，但叠床架屋，效率已经大打折扣。刚刚接任新提督的鲍起豹，是一个不通文墨的武夫。除了武力抵抗，他甚至想到了将一尊从城隍庙里请出的泥菩萨抬上城楼。然后，他领着一帮将士恭恭敬敬地上香磕头，只等菩萨显灵，太平军不战而退。
刚刚走马上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也很是无奈，只得先派署安义镇总兵常存部贵州绿营1400余人先行渡江，将说服向荣的希望，寄托在即将抵达长沙、尚不知自己已经丢了官职差遣的赛尚阿身上。
在张亮基到来之前，长沙的防御任务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协调调度。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他与洪秀全是同乡，而他的人生境遇却是洪秀全梦寐以求，又求之不得的。
骆秉章生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他比洪秀全年长二十岁。当洪秀全还沉浸于他的异梦、四处传教和游历，开始在紫荆山聚集拜上帝教徒时，骆秉章已经凭借着他的学识、忠诚和办事能力，在帝国的官场平步青云。
这位具有深厚岭南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士大夫，在岭南之地生活学习了整整四十年。直到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之后，他才离开这片被西方文明无情浸染过的近代文化沃土。
或许是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骆秉章也由此成为晚清最早萌发洋务思想的士大夫之一。骆秉章比曾国藩、左宗棠分别大18岁和19岁，是名副其实的长辈，因此曾国藩常称他为“吁翁老前辈大人阁下”。骆秉章虽然是在不惑之年才中进士，但是他的座师却是道光朝权倾一时的武英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曾国藩在27岁就拿到了“进士”这张官场准入证，但在时间上仍比骆秉章晚了八年。在这期间，骆秉章数次沉浮，在以查库御使身份稽查户部银库时，因银库亏空受到牵连，被革职罚款。世上的事就这么不尽如人意，后又在山东、河南等地办案时受到牵连。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底放外官，补授湖北按察使，55岁的他开始了地方大员的生涯。
后来曾国藩也投身于权臣穆彰阿的门下成为其得意弟子，与骆秉章同为“穆党”。二人有了相似的政治背景，关系也变得密切起来。穆彰阿在咸丰朝被革职打入冷宫后，汉臣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识时务的骆秉章、曾国藩等人也迎来了事业上的又一个春天，他们很快就掉转方向，从而获得了咸丰帝的赏识与器重。
骆秉章在京城做了十六年朝官，最显赫、最荣耀的职位就是做过道光皇帝的侍讲学士，在朝野有帝师之尊，从而蜚声士林，享有极高的人望。咸丰皇帝和后来的同治皇帝对这位先帝之师也尊敬有加。
骆秉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半生手不释卷，追求“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的治学境界和读书情趣，并把这副亲手书写的对联挂在自己的书房里。生不逢时，历史并没有给骆秉章成为大学问家的机会，虽然饱读诗书揣着一肚子的学问，他还是被命运女神推上了“湘军总司令”的宝座，成为一名“文才武略”的儒将。
当他的同乡洪秀全穿上了黄龙袍，在金田打了第一次胜仗时，骆秉章已身为湖南巡抚，正马不停蹄地赶赴长沙。随着太平军完成“永安建制”这一政治任务，然后跳出包围圈，绕过全州，太平军在其所辖湖南境内接连取胜，他也受到咸丰帝的斥责。虽然骆秉章没有被立即召回，按大清惯例“撤职留任”，但巡抚一职已交由张亮基接任，他则担任“长沙防御协调使”。
面对太平军的夺人之势，张亮基、骆秉章在做好守城事务的同时，派人与钦差大臣赛尚阿和正赶来湖南“会剿”太平军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联系，又告知驻岳州的湖北提督以及各省援湘部队尽快赶来长沙增援。
早已罪责加身的赛尚阿不敢怠慢，严命各部齐集长沙。当洪秀全、杨秀清的军队抵达长沙时，守城的官兵已有三万多人。同时，还有两万多援军在通往长沙的路上日夜急行。半年前，人们还对起于广西的太平军是由东北进入湖南，还是由西北进入贵州持怀疑态度，谁曾想，原本困于一隅的太平军转眼就抵达长沙城下。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新任湖南布政使潘铎受命于危难之际，誓与长沙城共存亡。张亮基在长沙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派人前往常德乡间白水洞，聘请隐居的左宗棠出山。
张亮基之所以会想到左宗棠，与湖南益阳人胡林翼的大力推荐分不开。胡林翼和左宗棠之间的关系很是微妙，两人集世交、同学（两人又同为贺熙龄的学生）、朋友、姻亲晚辈、知己等诸多关系于一体。
当年，来到北京参加会试的左宗棠，前去拜访父亲生前好友，也就是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胡达源和左宗棠的父亲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左父生前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因此，左宗棠一到北京就前去拜访这位世伯。
左宗棠第三次入京考试再次与胡林翼相逢。经过长时间的交流，胡林翼认定左宗棠是自己一生一世的“真朋友”。他对这个正直的急脾气的朋友的才学深信不疑。左宗棠与胡林翼本是同龄人，可谓一见如故，“谈古今大政，恒至达旦”。
1836年，胡林翼中进士，两江总督陶澍见他是个人才便将女儿许配于他。
183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到江西出差时，顺便回乡探亲，途经株洲醴陵。知县为迎接陶澍，便请当时的私塾老师左宗棠撰楹联以颂之。左宗棠挥笔而就：“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当时的陶澍已是五十九岁的老者，而左宗棠正是二十六岁的青壮年。陶澍认定左宗棠的前程会超过自己，与其结下忘年交情。陶澍在病逝之前，更是与左宗棠成为儿女亲家。无论从地位，还是从辈分来说，会试三次皆无功而返的左宗棠都无法与两江总督陶澍比肩。
不久，两江总督陶澍去世。左宗棠便将陶澍之子陶榥接到安化老家，在小淹镇一住就是八年，将平生所学授予陶榥；更是按照陶澍所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于陶榥。
因为陶澍这层关系，左宗棠自然又长了胡林翼一辈，而胡也经常以长辈相称。但是左宗棠却教导自己的儿女不可以平辈对待胡林翼，必须称之为“先生”。
左家与胡家也有姻亲关系，后来胡林翼的妹妹胡同芝还嫁给了左宗棠二哥左宗植的长子，胡林翼称呼左宗棠为“丈”并不过分，但是从朋友层面来说，左宗棠一直称呼其为“兄”也属正常。
张亮基之所以想到起用左宗棠，便是由于收到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的来信。信中有言：“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
这已经不是胡林翼第一次推荐左宗棠，早在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胡林翼署理安顺知府时，便将左宗棠推荐给林则徐。林则徐自然求之不得，复信胡林翼说：“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善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
与此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也是仰慕已久，“天下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左宗棠也是心有属意，也希望自己能“以分其劳”，但是“孤侄年已十七，家嫂急为之授室，期在今年。又陶婿去冬来书，预定读书长沙之约”等，家事纷扰，使他一时难以脱身。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旧疾复发，疝气下坠，饱受病痛折磨的他从云南返回福建老家调养身心。路过湖南时，林则徐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边抛锚，他专门派人去湘阴东乡柳庄，特招左宗棠来舟中相见。左宗棠当天赶到，与林则徐在舟中彻夜长谈。林则徐对左宗棠是“一见诧为绝世奇才”，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两人更是不谋而合。
林则徐告诉左宗棠“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富饶之区，不能富强”，所以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交给了左宗棠，希望将来他能够派上用场。此次谈话未及一年，林则徐便病逝于前往广西的途中，左宗棠闻之“且骇且痛，相对失声”，并书写了挽联一副：“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多年以后，左宗棠依旧对林则徐推崇备至，“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公为国朝名臣，非可企而及也”，并对两人在湘江边的谈话记忆犹新，“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
虽然左宗棠最终没有进入林则徐的幕府，但是在胡林翼的推荐之下，入幕于湖南巡抚张亮基。从骆秉章手中接过湖南巡抚权柄的张亮基，是江苏铜山人，此人与林则徐也颇有渊源。
当年林则徐因烧鸦片事谪襄河务，那时张亮基正以中书跟随军机大臣王鼎治河工。有一河弁悄悄地送三千银两给张亮基。张亮基拒绝接收，不过也并没有向外声张。但此事还是被林则徐知晓，暗中记在手册上。后来张亮基升为云南临安知府，林则徐恰恰由新疆召回，授云贵总督。路过临安，张亮基拜谒林则徐。林则徐见到张亮基非常高兴，还特地把那本手册拿出来，告诉张，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拒收河弁私送之银三千两。张亮基也是大为吃惊，对林则徐尤为钦佩。
林则徐抵达昆明后，为了解决汉回两族冲突，数次接见永昌知府李恒谦，见其“性近优柔，临事未能果决”，难以胜任整顿边塞要地永昌府的重任，于是奏调张亮基为永昌知府。张亮基到达新任后，励精图治，成效卓著，“调任年余，竟能大挽积年难挽之习”。林则徐由此认定张亮基是可堪大用之才，随即专折密奏，建议“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如蒙简畀鸿慈，似张亮基皆可力图报称，以收得人之效”。在林则徐的保荐下，同年七月，张亮基即超升为云南按察使，第二年三月升布政使，八月迁云南巡抚，十二月兼署云贵总督。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即由知府升到封疆大吏。这在清朝官员选拔任用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果说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的是胡林翼，那么将张亮基与左宗棠串联起来的则是林则徐。胡林翼深知，左宗棠很是尊崇林则徐，他在向左宗棠推荐张亮基时就以林则徐类比，“先生最敬服林文忠，张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言下之意，你左宗棠若是能进入张亮基的幕府，也算不辜负林则徐的一番期待。
胡林翼之所以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一是出于爱才惜才，二是出于他的护乡心切。他在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时，也吐露了自己想要辞去行政职务，投身于保卫湖南的战斗中。然而他所在的贵州黎平县并不是太平之地，这让他一时之间难以抽身，他于当地组建了一支不足300人的、小型的、专业的、受过高度训练的地方团练民兵部队。
1851年前后，湖南的收成增加，贵州的粮食价格直线下跌。但是，那些临时的附加税却未减少，由于农民这时已无法如期缴纳款额，县衙门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局势逐渐加剧，并最终激化为一场造反者的游戏。
胡林翼若不是碍于云贵总督吴文镕的情面，此时的他早就置身于湖南境地。吴文镕在1819年考中进士，与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同年。因此，吴文镕与胡林翼之间有一种近乎父子的关系。当吴文镕提出，让胡林翼暂时留在贵州时，胡林翼便留了下来。
胡林翼曾引用宋代官员富弼的话来给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军定性，“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始祸，要在得人而縻之”。
与江忠源类似，胡林翼给地方秩序开的基本处方是在地方名流的帮助下建立保甲和团练合二为一的制度。地方官府可以挑选两三名忠实能干的绅士带着空白簿册深入农村。胡林翼在日记里写到，文武官员容易得到朝廷授予他们的荣誉，并把荣誉视为应享之物，而乡村文人却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望顶戴官职如登天”。
越是难以得到的，越要去珍惜。胡林翼承认治安和防御工作是难以分开的，只能通过那些控制地方事务的人来完成。1850年，胡林翼的团练组建计划从纸上谈兵进入实质性阶段。
1852年春天，当洪秀全的太平军还在广西时，胡林翼就在给湖广总督程矞采的信中写到，即使太平军在广西被击败，这也不意味着湖南没有叛乱的危险，湖南的安全最终取决于本地状况：他的官员的效率和廉洁，以及他的名流的同心协力。而避免骚乱的关键是将地方管理和防御置于科考绅士的指挥之下。如果绅士管理下的保甲和团练在贵州是有成效的，那么在更为富裕、有才干的绅士更为众多的湖南，其成效将更为明显。
胡林翼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这条线，将许多可以委以重任的绅士人物推荐给程矞采，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左宗棠。胡林翼希望左宗棠能够被延请担任程矞采的幕僚。从程矞采那里没有得到结果，胡林翼又写信给刚刚调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再次将左宗棠作为前程异常远大的幕僚人员加以推荐。
张亮基派专人前往常德乡间白水洞，聘请隐居于此的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思虑再三。这些年来，左宗棠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沉默地观察着这个时代，对朝廷的腐朽、官场的龌龊，以及绿营的溃烂，都看在眼里。长沙城的急难毕竟是一时之难，从此天下将要大乱，像他这样的书生该何去何从？就在他举棋不定之时，其好友胡林翼、江忠源、郭嵩焘、郭昆焘等人，先后写信或亲自登门促其俯就。
左宗棠出山了，也得到了张亮基的充分信任，“一以兵事任之”。此时的长沙城内高官云集，共有一帮办事大臣、两巡抚、两提督，总兵以下数十位。在桂林称病不出的向荣（时为广西提督，但遭免职）此时也以大局为重，马不停蹄地赶至长沙。援军的到来，让赛尚阿又重新燃起了斗志，他让有与太平军作战经验的向荣统领川、豫、陕等来援清军。
清朝援军，如江忠源部，非常有实战经验。他们抵达长沙后旋即占领城东南的蔡公坟高地，使太平军只能屯集于南城一隅，难以形成围攻之势。而且，被围清军在援军抵达后，逐渐反守为攻，多次主动出击，烧毁了南门外不少太平军以为屏蔽的民房，给予对方以极大杀伤。
待到洪秀全、杨秀清带领太平军生力军抵达城下，很快与清军在城外战略据点蔡公坟展开攻防拉锯战。清将和春、江忠源等人率军力战，受到兵锋正锐的太平军沉重打击，被杀数百人，江忠源本人被飞矛刺穿脚踝，落马几乎丧命。太平军虽小胜，但蔡公坟高地仍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
太平军攻城，最常用的战术便是深挖地道。他们中很多人是挖煤工出身，由此建立了特种部队——土营。土营是独立军团，用在战场之上，就是挖地道、炸城墙。在围城的这段时间里，土营在长沙城外挖了十九条地道，有五次炸塌城墙，但都未能攻进长沙。
此时的长沙城七座城门确保了六座，所以，让人根本不觉得城被包围。由于治安良好，街上也比平常热闹多了。军人的待遇也很好，既不愁吃，连酒都喝上了，如此一来，军人自然不会上街闹事。《湘军志》里如此描写长沙城的景况“衢巷间妇女娭游，酒食过从盛于平时，忘其为围城焉”。
而此时因为服丧返乡的曾国藩，在武昌即得到长沙被围的消息，他没走水路改走陆路。他抵达湘阴时，他的故乡正处于战争带来的骚动之中。湘阴距离长沙不过六十公里，由他举荐的湖南新宁人江忠源正如他所预见的，勇敢而善战。
从9月11日兵临长沙城下，到11月底，太平军仍无取胜的希望，而城内的清军兵力已增至五万人。长沙城久围不下，军心有所动摇，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为了抚慰军心说是受命于天，于药王庙的神座之下获得一颗传国玉玺，也有说是军中巧匠所制。无论如何，这颗传国玉玺像是给疲惫的将士尤其是那些从广西一路追随过来的老兄弟注入一剂强心针。他们自觉地焚香祷告，甚至流下激动的泪水，感激天父天兄将江山赐予天国。
当太平军将士擦亮自己手中的兵器，准备再度发起一轮攻势、一举攻克长沙时，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却决定撤围，他们先派李开芳带一千人连夜南行，装作佯攻湘潭态势。
八十一天的长沙围城战宣告结束，城里的官兵和城外的太平军都长出了一口气。当数千清兵尾随李开芳南下时，五万太平军将士，已分别从水陆两路浩浩荡荡向岳州进发。
3.团练：湘人的特质与湘军的兴起
1852年9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一位名叫郭嵩焘的湖南湘阴城西人与他的邻居左宗植、左宗棠避战乱于山中。一个月后，左宗棠被湖南巡抚张亮基召回长沙协防该城，郭嵩焘选择留在山中。正是在郭嵩焘的鼓励之下，左宗棠才会重新投入纷乱的世局中。
郭嵩焘在近半年前下葬了父母，此刻人生已了无牵挂。在这座避难的山中，每日诗酒逍遥，活得好似神仙。他远离下方山谷战祸，并有终老于此的打算。在其所著的一本书里，如此写道：“咸丰壬子（1852）避难山中，有终焉之志，读船山（王夫之）《礼记章句》，寻其意旨。”
在求取功名这条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19岁时考中举人，也就在这一年，他从湘阴来到长沙，郭嵩焘和左宗棠曾在这一时期就读于城南书院。郭嵩焘也曾在岳麓书院受业，在那里与刘蓉结为莫逆，并通过刘蓉的关系，结识了曾国藩。三人求学时曾同住一处达数月之久。无数个日夜，林泉朗月之下，青春正当年的他们纵论圣贤之道，各怀功名之志，相期不负平生。
多年以后，郭嵩焘于病榻上弥留之时，还念念不忘那段美好时光：“见及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两公名业都千古，辜负江湖老病身。”
求学岳麓书院的第二年，郭嵩焘、左宗棠、曾国藩还一起进京参加会试。只有曾国藩中了进士，郭嵩焘、左宗棠则黯然南归。此后，郭嵩焘又连续三次落榜。直到1847年，而立之年的郭嵩焘才以第二甲第三十九名的成绩，中了进士。与他同科的进士，都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晚清变革社会的人物：李鸿章、冯桂芬、沈葆桢……
在求取功名而不得的那些年月里，郭嵩焘并没有封闭自己的世界。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在朋友的推荐下，前往杭州给浙江学政罗文俊当幕僚。1840年，在那个激荡的大时代里，郭嵩焘第一次目睹了来自“岛夷”的船坚炮利。他深切地感受到，大清国的海防是如此荒废与松弛，也意识到整个大清国正处于摇摇晃晃之中。“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阵一死报君王。”难道这才是一个士大夫于乱世中，应该葆有的精神与风骨吗？郭嵩焘陷入了深层的反思中。
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下了他以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他并不甘心将自己的一生蹉跎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六年。
1852年冬天，太平军撤围长沙、北移湖北之后，郭嵩焘去了一趟长沙西南边的湘乡，参加其老友兼同学曾国藩的母亲的葬礼。曾国藩所出生的地方家庭并不属于绅士等级，但是他却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在社会等级中向上攀挤。他的父亲参加地方考试不少于17次，最后在1832年获得了生员身份。
与父亲持续努力却只获得有限成功的经历相对照，曾国藩在体制内的表现是引人注目的。1838年获得进士后，他开始了京城的仕宦生涯。十年间，曾国藩由一名翰林院的庶吉士起步，先后任过几个部的右侍郎，最后代署吏部左侍郎，这时的他在京城上层名流中已锁定了一席之位。
曾国藩背后的贵人是穆彰阿，他中进士那年，穆彰阿是正考官，按当时的习惯，两人属于门生与座师的关系。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次路过穆府总会长吁短叹。曾国藩发达后，仍会专程拜访穆宅，即使自己不得空，也会派人登门代致敬意。在北京长期供职期间，曾国藩深情的目光从来就没有从湖南这块土地上挪开过。
1853年1月21日，在家丁忧守制的曾国藩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过咸丰帝的谕旨：“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经拒绝张亮基的邀请。他说：“国藩此时别无他求，惟愿结庐墓旁，陪母三年，以尽人子之责，以减不孝之罪。”他是朝中堂堂正二品侍郎，又热孝在身，若仅因一巡抚之相邀，便出山办事，既有失自己的身份，又招致士林的嘲讽。
如今皇帝的谕旨传来，他便没有退路。过几日，湘乡县团练副总罗泽南召集全县四十三都团长、练长会议，特地向曾国藩发出邀请。在这次县城团练的比武大会上，他见到了罗泽南和他弟子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所训练的三营一千余名团丁，已初见规模，内心很受触动。其实早在京城之日，曾国藩已经注意到了罗泽南和他的弟子王錱。
其实王錱才是湘乡这支民间武装的真正创始人，而湘乡县令朱孙诒和罗泽南则是关键人物，尤其是罗泽南。罗泽南生于1808年，他比王錱大17岁，是地方塾师，也是王錱的老师。此人受到新儒学的深深濡染，从未将个人的穷困与不幸遭际视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曾国藩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他生活极其困顿，曾经穷到吃一顿饭，都要去当铺。“年十九，即课徒自给，而丧其母。次年，大父及兄嫂相继殁。十年之间，迭遭期功之丧十有一，至二十九岁，而长子、次子、三子连殇。”有人统计，他在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这样一个被命运百般折磨之人，从未因此消磨问道求学之志。每每有人向他问询破敌之策，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他加入地方团练工作完全是受他的学生影响，当他参与进来之后，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支地方民间武装的主要人物。
王錱创办民兵的用意不仅是保护他的家乡地区，而且还要为受灾农民家庭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组织和资助的忠心。这个看上去有些清瘦的年轻人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他曾在自己的家乡以“乡约”的形式组织了一个复合组织。也正是这个复合的团体，成了后来的民兵组织的组织核心。
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王錱是一个充满血性的男儿，大嗓门，直性子，说起话来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只有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叽里呱啦，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
此时，湖南的民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大多来自自然灾害所引发的骚乱，那些有余粮的人囤积粮食以求高价或转销外地，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不出意外地成为铤而走险的群众攻击的靶子，群众袭击他们的家并夺走他们的粮食。如果要让地方秩序不被暴力破坏，除了士绅阶层提供道义上的援助，劝说富户和地主拿出粮食，更需要一个组织核心，既可以对抗活动于民间社会的天地会等组织，更能够将那些处于兵役年龄的男丁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够为正统的社会秩序效劳。
1849年夏，时值湘乡大旱，饥民乘机聚集数百人于县城城南掠夺富户。王錱闻言遂集合地方乡民，按兵法部署队伍，并发出警示：宝庆城守兵即日开到，饥民在其连吓带哄下只得解散，一场饥民暴动就这样被平息下去。
王錱联合其他地方绅士向省府衙门申述这一现象。在他们的诉求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当地名流派王錱为代表前往北京，让更高层的政府了解本县的问题。显然，王錱想在北京联络本县最著名的进士曾国藩。在途经湘阴县时，他拜访了曾国藩的密友、进士郭嵩焘。在此次会面中，王錱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嵩焘还专门托王錱给曾国藩带去一封推荐信，在信中，他向曾国藩特别介绍王錱在湘乡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即民兵组织工作。遗憾的是，王錱和郭嵩焘的那封信都没有出现在曾国藩的眼前，王錱抵达武昌后在那里大病了一场，只能无奈地放弃北京之行。
1851年的秋季，广西抵抗太平军的战斗进展不利，洪秀全的军队随时可能向北扩展至湖南。而此时，身在京城的曾国藩也是心急如焚，战争的火焰已经蔓延至他的故乡之地。他鼓足勇气上了一道折子，直接批评皇帝整日纠缠于小节而忽略大计，惑于虚文而不求实学，刚愎自用而不能知人善任。
在写给朋友的书信里，曾国藩也是猛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棒。他说：“忝窃高位，不敢脂韦取容”；在其家书中又称，为了“尽忠直言”，“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批评自己无妨，批评皇帝是大不敬。咸丰将奏折狠狠地掷于地上，若不是有军机大臣从中调和，曾国藩难免会背上罪责。尽管如此，还是得到一道表面优容实质上是斥责的上谕。
曾国藩消沉了，他的愁闷苦楚全来自湖南。而此时，对于湖南湘乡来说，这同样是一个绝望中孕育着希望，混乱危险中潜行着变化可能性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广西进士朱孙诒进入湘乡代署知县职务。他来到湘乡不久，就传唤王錱，向其了解当地社会问题和士绅阶层中的人物情况，并谋求他的建议和帮助。
王錱针对湘乡钱漕、地丁全由地方书吏征解，因而浮收倍取现象极为严重。他协助朱孙诒进行改革，要求自后钱漕、地丁不再由书吏经手，改为由老百姓自行纳缴。朱孙诒允诺决不再恢复旧的制度，这一诺言甚至被刻在一块石碑上并竖立于城门口。
在朱孙诒的鼓励下，王錱促使他的绅士同伴深刻认识地方防御的紧迫需要。他后来写道：“其时贼在广西，谁知团练二字为何物，忽闻此议，莫不掩耳而走。”待到太平军进入湖南地界，朱孙诒与地方绅士协力发布了一套团练规章，拟定出一种几乎完全以自然的地方区划为基础的地方防御制度。《清史稿》里说，“朱孙诒提倡团练、振兴人才，实为湘军肇基”，此言非虚。
太平军进入湖南意味着地方氏族的防御已不足以阻挡太平军前进的步伐，王錱写信给朱孙诒，希望能够组建一支民兵部队保卫县境。朱孙诒同意了，于是王錱和他的老师罗泽南着手募集一支军事程度更高的战斗部队。这支新部队发展到大约1000人，组成3个营，由王錱、罗泽南和罗泽南的弟弟罗新南指挥。
在太平军围困长沙期间，这支部队一直驻防于湘乡县城。当太平军撤围后，王錱请求能够带领他的民兵部队到县境外去追击，并没有得到朱孙诒的同意。1853年农历新年前后，湖南巡抚张亮基需要在省府增加一支听命于他的勇军，便要求朱孙诒推荐有能力的带兵人，而此时江忠源的楚勇已在战场上显露峥嵘。于是，朱孙诒便推荐了王錱、罗泽南以及他们的助手，于是3个营的湘勇离开本县来到了长沙。
正当曾国藩在罗泽南、王錱等人的感染和张亮基的催促下，对办团练跃跃欲试的时候，洪秀全的军队又一次震撼了湖南全省九府四州，也给曾国藩本就不够坚定的信心，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太平军撤出长沙后，由宁乡进入益阳，并在一个叫桃花仑的地方，迎击向荣统率的尾追清军，斩敌八百，大获全胜。由于资江水大涨，太平军将所有粮草辎重装在船上，浮江而下。翼王石达开率七千人马，由陆路护船前行。在临资口江面上，太平军绕过湘阴县城，直接挺近岳州府。
湖北巡抚常大淳自以为仰仗天堑，可以高枕无忧，他亲自赴岳州湘江洞庭湖出口处，以大船载巨石沉江以塞湖口。他不无得意地说：“可以太平无事矣！”在他看来，太平军插翅也难以飞渡，他甚至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在此耗费一个月时间，（太平军）即使要驶过，也非得一个月不可。
几日后，当太平军的开路先锋林凤祥和李开芳将太平天国的旗帜插在岳州城的城头，常大淳还躺在武昌城的府衙里做他的美梦。五百里洞庭湖烟波浩渺，太平军在这里接收了湖上几千艘民船，建立了水营，主要用来运送运输军用物资、粮食和人员，有时也可作为预备队参加战斗。
岳州失守的消息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送抵紫禁城，咸丰帝龙颜大怒，岳州的失守，打开了北上武昌的大门，据说洪秀全、杨秀清还将岳州改为“得胜府”。咸丰帝着命军机起草，颁布上谕：一、巴陵知县胡方毂、参将阿克东阿即行处斩；二、岳州知府廉昌监候秋后处决，博勒恭武革职拿问；三、任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原湖广总督程矞采革职。
当这封谕旨传至湖南，张亮基也陷入恐慌不安之中。岳州失守的凶讯沉重地压在长沙城的上空，衙门内外死一般的沉寂。长沙城撤围带来的暂时性轻松，已被彻底扫荡干净。张亮基不由自主会想到，刚刚从刀兵的凶险之境里挣脱出来的长沙城的命运。如果太平军还继续围困长沙，自己这颗项上人头不是被太平军取走，就是被自己的皇帝取走。
张亮基想到时局会坏，没想到会坏得那么快，快得让人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太平军在湖南益阳、岳州的大幅度扩军，使军队中的湖南、湖北籍的比重骤增。1852年12月16日（咸丰二年），太平军放弃岳州，水陆并进，直逼武昌。1853年1月12日清晨，太平军于武昌文昌门下地道所埋火药爆炸成功。武昌城破，杨秀清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那个盲目乐观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自杀，而湖北提督双福被杀死在一场醒不了的梦里。
武昌是洪秀全的军队占领的第一座省城，从金田团营吹起造反的号角，先后围攻过广西省桂林和湖南省长沙。虽然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城池。相比之下，攻打武昌城的难度系数并不高。从围攻的冲锋号吹响到登上武昌城楼只用了十六天时间。
进入武昌城的太平军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农民军的局限性，对于武昌这样一座早在中世纪就步入近代繁华发达的经济文化名城，洪秀全纵容他的军队以极其强硬的方式，将其逼退至古代大同世界。他们设立所谓“进贡所”，勒令全城民众缴纳金银、钱米和其他生活物资，甚至逐街逐店搜罗，并将其称为“上贡”。按照太平军的说法：一切财物归圣库。
如果说在此之前，曾国藩还处于现实与孝道的两难境地，那么武昌城的沦陷，咸丰帝的谕旨，以及老友郭嵩焘的出面劝说，让曾国藩做了最终的决定：驱向长沙，慷慨赴任。
咸丰帝让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只交代事项，不交给实际权力的做法，让当事人操作起来很是难办。咸丰帝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出山，是在太平军已占岳州并攻向武昌的大背景之下。在此前后，朝廷共任命45名在籍官员办理团练，而其中山东最多，共有13名团练大臣。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更是明确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
历史的必然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偶然事件串联而成，那串联成的偶然事件就像一盏盏永不熄灭的灯火。咸丰帝这时候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一念之差，会成就曾国藩此后数十年的政治大业。
曾国藩是朝廷在这个时期从各省挑选出来的许多官员之一，而这些团练的督办人员（团练大臣）大多数是从前的各部侍郎、前任巡抚、布政使或按察使，或有类似经历的高级官员，他们碰巧正在自己的家乡地区居住。
曾国藩与湖南绅士之间的密切联系正是咸丰帝特别想要利用的，朝廷充分了解地方组建武装的过程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正在加快，于是谋求加以控制，让第一流的地方名流——高品级的官员、绅士加入负地方之责的网状系统。
咸丰帝是一个并不精明的人，他或许也只是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一样，无心细看，在上面做出批示：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对于曾国藩而言，他要的不是“帮同办理”的虚名，而是希望能够带出一支新军，他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而傅鼐办的是民团，曾国藩在这里将二者混而为一，显然是在找一个平衡点。待到日后，湘军的制度完全是照搬戚继光那一套，将傅鼐搁置一边。时隔多年以后，曾国藩才把埋藏于心的那份疑惑吐露出来：“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而此时刚刚抵达长沙的曾国藩，最担心的不是已经北上的太平军，或者山头林立的天地会，而是湖南本省的军政各大要员。在此之前，团练都是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自相矛盾的。他在一封信中刻画绿营嘴脸，说得非常痛切：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事穷而后变，绿营的问题是与制度连在一起的，曾国藩不得不从一开始就绕过绿营兵制，走到王朝大法的外面去。于是而有湘军的兵制。
4.出城记：长沙城的变乱与决裂
1853年（咸丰三年元月），曾国藩踌躇满志地抵达长沙。半年后，在长沙城巡抚衙门的鱼塘口，开办了一个新的衙门，衙门的招牌上用隶书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而此时距离曾国藩进入长沙城已两月有余。
曾国藩在来到长沙的第二天，就向远在北京的咸丰帝呈上一道奏折。他要在省城建大团，并不仅仅为了防卫省城，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曾国藩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形成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再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使之成为一支劲旅，然后将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事后来看，曾国藩的这份奏折很是大胆。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一直由朝廷牢牢把控，从不让汉大臣染指，更不要说建立一支类似于明代戚继光那样的“戚家军”。太平军对八旗、绿营武装的摧毁性打击，使满洲贵族陷于两难之间的选择。曾国藩的奏折写得本就含糊，说他办的是“官勇”，而非“团丁”，又或许是时局危急，没有办法的办法。
曾国藩奉了这道谕旨，将罗泽南、王錱等人调来长沙。这一千多人，最初是以团练的名义聚集而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团丁编为两营，罗泽南、王錱各带一营。曾国藩又通过严格的筛选，从中抽调八十名精装之士，由其弟曾国葆统领，他又从中挑出六人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联系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才能荣辱与共，生死相关。
曾国藩本来只是想在政治上寻找到尽可能多的支持力量，没想到这些识于微时的故交旧友会成为后来湘军的主要将领和幕僚。这些人物本就不是安于平淡之人，很多都是湖南地界的拔尖人才。曾国藩的湘军的核心层就是由这些老乡中的杰出人物组成，不光是高层，就连“湘军”队伍中的中层和底层也都来自湖南、湖北两省。
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当然湖南也不例外。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则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在所不惜，所以在这一地区经常发生大规模的乡民械斗事件。
湘军中的大小将领生于斯长于斯，长期受这种地域性文化的熏陶，他们将这份乡情看得很重。曾国藩就坚定地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而他的弟弟曾国荃在用人上则奉行“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在湘军发展过程中，这种“唯乡人是举”的用人观念在当时也的确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的作用。
这支军队的高明之处在于，从底层的士兵到高层的指挥官，都建立在对个人的效忠上。高级军官挑选下属，士官挑选自己的兵。建立在人与地区上的同乡情谊将这支军队从将领到士兵都牢牢团结在一起。在军队阶梯的底部，这些关系自然地从氏族关系中产生。在中层和高层将领之间，这些关系产生于师生的纽带，比如王錱和罗泽南、江忠源和曾国藩之间；以及把兄弟或同窗的纽带，比如曾国藩与胡林翼之间，两人都对吴文镕尽晚辈之礼。湘军，这支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军官团，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私人门生形成的“门户”。
离开湘乡的团练摇身一变成为长沙城里的一支新军——湘军。这支新的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湖南巡抚可以依法“饬派”，奉了皇帝谕旨的曾国藩可以“札遣”，而罗泽南、王錱可以不受“遥制”，对这支军队有一定的自主权。平日里的训练、饷需供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国藩、罗泽南、王錱三人负责。三人若是无法协调一致，尤其是在军队调度上，就很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紊乱。
曾国藩虽然丁忧在籍，但是他却具有体制内的多重身份，几年来，除户部外，更是遍兼五部侍郎。如今，团练变成湘军，乡勇变成官勇，拥有体制内身份的曾国藩占据主导地位。他奉旨办团练事务，是上面安排下来的“差事”；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丁忧在籍，又拥有地方乡绅的身份，使他拥有体制中人无法得到的便利。
与江忠源和王錱不同，曾国藩不需要从头建立乡勇，只需要在已经存在的部队聚集起来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曾国藩始终处于募将，而不是募兵的位置上。他从一开始就处于较高的指挥层次上，能够拥有这样的地位，一方面来自他的高级官阶，另一方面来自他在湖南乡绅中的声望和影响，也由于命运将其置于战略地位上。尽管在湘军离开湖南地界之后，曾国藩会经常慨叹自己“不官不绅”的尴尬身份，但是他却忘了，在建军之初，这“不官不绅”的身份曾经给他带来的便利，让他免去很多制度上的麻烦。
比如眼下这“湖南审案局”本就不该属于此时的曾国藩该办的事，该行使的职权。按照大清国的律法：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务，咸丰帝下了谕旨，让他突然就拥有了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的权力。而谕旨里也明明白白地写着“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没有体制内的身份，让他可以以“绅耆”这一自由人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他可以自由来往于民团、官府和官兵之间。诚如谭伯牛先生所言，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所以，曾国藩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这种关系在王錱看来却有可能是另外一番面目，他们是种瓜得豆的人，而没种瓜也没种豆的曾国藩却成了真正的受益人。尤其当三人在军事策略的选择上出现冲突时，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1853年6月（咸丰三年），正受命帮办江南军务的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应江西巡抚张芾之请助守南昌，因所带兵勇不足，向家乡湖南发出求援。江忠源就投身镇压太平天国而言“出道”更早，此时孤悬外省，兵力单薄，向桑梓同道求援，也在情理之中。曾国藩出于与江忠源具有同党之谊，于是积极应和，与巡抚骆秉章商定，派湖南团勇3600人，分路赴援。
这时候，从湖南开来的新宁勇和湘乡勇，陆续抵达南昌，团练委员湘阴夏廷樾也统带1300人，抵达永和门外扎营。罗泽南和宁乡知县朱孙诒的1200人抵达南昌外围，驻扎在得胜门外的七里街。江忠源之弟江忠淑的1000名新宁勇也在同时赶到，在章江门外扎营。
湘军乡勇1200人由罗泽南率领首次出省作战，这支队伍的骨干就是罗泽南的15名学生。那些脱下长衫的书生，挺起长矛做笔锋，固然勇猛，但在遭遇战中还是略显经验不足。虽然闯入城内，但是阵亡81人，其中包括罗泽南的弟子罗信东、罗镇南、易良干、谢邦翰四人。这四人又都是王錱的邻居、同学，以及挚友。王錱闻讯发誓，要率领湘中子弟赴援湖北，报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
曾国藩本不想让湘军二度驰援，可他又想借此机会扩建湘军，直到接到咸丰帝“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方才作罢。在扩军这件事上，曾国藩与王錱一拍即合。二人计划募兵六千，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复仇之师。
在筹备扩建湘军的过程中，在谁统领这支部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王錱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是“局量狭隘，只堪裨将”。募集三千到四千人的话，只能自统一营，其他各营需由他人管带。曾国藩如此安排，自然让王錱很不满意。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湘军初期营制并没有硬性规定每营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动百余人左右，粗别为大营小营），内心由此埋下愤懑的种子。从此，王錱与曾国藩渐渐疏远，与骆秉章日益接近。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抱怨说：“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与之札饬言撤勇事者，概不回答。既无公牍，又无私书。”
自从1853年（咸丰三年元月）曾国藩来到长沙，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将长沙城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得罪个遍。得罪文官，是因为他在行辕内设置了“审案局”。这个“审案局”将全省所有治安案件揽入职责范围内，尤其是与土匪、通敌有关的案件，都拿到审案局来审。进了审案局，只有三种处理结果：重则立决，轻者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曾国藩并不尊重正常的办案程序，即使是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的嫌疑人，也是“闻信即提来”。湖南省各府州县，只要有人举报说，某人是土匪，或者某人通匪，他就会去抓这些人。“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在《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表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在这个折子里，曾国藩认为之所以会造成“巨寇”横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往地方查办不力，因而使“以为法律不足凭”。他将打击的范围一再扩展，“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倍加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
在曾国藩看来，当此多事之秋，绝不能再按常理出牌，而要下猛药，以威猛救时，从重从严惩处不法分子，以起威慑镇服之作用。在地方官与人民之间，有一种人叫“胥吏”，他们直接与人民接触，对地方官负责。他们不是国家公务员，但是他们处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国家公务。他们认为，通过处理公务可以获得利益，因此，于他们而言，不管真案件，还是假案件，是真有其罪，还是被人诬告，只要有案子就成。尤其在战乱时代，原告被告都有可能向他们提供经济利益。现在曾国藩办一个审案局，地点在长沙，一听说各地有这样的案子，直接派人把那个人带到长沙，那么各府州县就有意见了，他们于是通过各种渠道，首先反映给自己的上一级——知县知州知府，上一级再往上反映，直到巡抚。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里面，尤其在一省之内，府县的发言还是很受巡抚重视的。既然地方反映普遍不佳，巡抚自然对曾国藩有了偏见。
曾国藩在这一时期还得到一个绰号——“曾剃头”，这并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当时长沙的知府叫仓景恬，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仅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曾国藩把好人杀了，却把坏人放了。他虽然事后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但是他也不以为意。而且“三月以来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这是一月到四月的数据。而到七月底再统计，审案局共杀掉二百多人，脑袋掉得越来越多，势头也越来越猛。
案子就是利益输送，案子就是人情往复，从布政使到知县，乃至他们所雇佣的师爷和胥吏都因此失去他们认为的既得利益和人情。曾国藩出山只有短短几个月，便落得谤名满省城，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怪物与仇敌。郭嵩焘、李翰章、朱孙诒、魁联、欧阳兆熊等地方官绅和名流都给他写信，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不满。巡抚骆秉章虽有心制止，但怎奈曾国藩有咸丰帝的谕旨护体“务期根株净尽”，所以“未有以难也”。
按当时的一般做法，平息地方纷乱之后，练勇或立即遣散，或削减兵力，但曾国藩既没有遣散，也没有削减兵力，反而一再扩军。由此引起的巨额饷银，也让地方府衙抱怨不已。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湘中大地，整个长沙城就像是放置于火上的一口铁锅。南门外的练兵场上，那些穿着号褂舞刀弄棒的兵丁正在接受训练前的点名。结果出来，又是长沙协带队缺的人最多，包括那个从来不参加会操的协副将清德。
曾国藩的审案局断了文官的财路，而练勇治军又让他得罪了武官。无论是团练，还是雇勇，都应该受各省总督节制，巡抚除兼有提督衔外，不得干预兵事。湖南绿营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管辖（骆秉章继续接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对湖南绿营的腐败早就不满。曾国藩是他一再请出来的，对于曾国藩打破常规。不仅没有阻止，甚至于私下给予鼓励。曾国藩不仅插手地方官军事务，甚至辣手制裁不作为的官员。
去年太平军攻城，挖通地道，炸塌南城，协副将清德吓得摘去顶戴，藏身于市民家中。事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警示和制裁，还依然在军营里混日子。他喜欢奇花异草，就连下乡剿匪，也会带回满船的花木。每月五次会操，他从不参加，把时间和精力都用来伺候他的花花草草。
而曾国藩看重之人是塔齐布，此时因守城有功已升为参将，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满族镶黄旗人。塔齐布不仅会操一次不落，还奉命缉拿了几个巨盗要犯。他还经常与其部下诸殿元按照湘军的方法训练士兵，可以说是身在绿营心在湘军。对于清德和塔齐布，曾国藩有着完全不同的对待方式。他连上两份奏折，一份参劾清德，一份保举塔齐布和诸殿元。他请求将前者交由刑部，“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他请求将后者破格超擢，并保证“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曾国藩的做法彻底激怒长沙城的武官，提督鲍起豹是清德的铁哥们儿，他出面发起了一场来势汹汹的“驱曾运动”。他先是以天气炎热，虐待士兵为借口，将塔齐布赶出会操的练兵场，停止日常训练。鲍起豹扬言，没有他的命令，“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
绿营兵和湘勇不断发生摩擦，甚至对曾国藩也是大为不敬。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绿营兵斗殴、伤害湘勇的事件。曾国藩在一封家信中抱怨道：“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三月，绿营兵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甚至打烂了他的轿子。七月十三日，湘勇试枪，误伤绿营兵。绿营兵立即执旗吹号，准备找湘勇开战。八月四日，塔齐布管带的团勇与绿营兵赌钱，双方发生摩擦，标兵在此集合起来，要和湘勇开战。
当曾国藩要求严惩带头闹事的标兵时，鲍起豹将带头闹事的士兵直接捆送曾国藩的住处。结果引得绿营兵冲入公馆，刺伤门丁和卫兵。曾国藩于仓皇之间跑去向骆秉章求救，对方建议放人，平息事态。
曾国藩像是一场大病过后，一时半会儿难以恢复元气。回想进入长沙城将近八个月时，他真的没有多少顺心顺意之事。他必须思考自己的出路，长沙毕竟不是成事之地，官场生态暮气沉沉，人心难以舒张。对于曾国藩来说，几个月的辛苦付出，也仅限于保境安民，离与太平军一决生死的目标还遥遥无期。现在回头看，咸丰帝给他的“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职衔，并不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权力位置。战争激发了曾国藩身上所具有的儒学精神，而儒学精神正在化为卫道者的自觉行动。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和名教意识之亢扬一时互为交融，时时都在鼓荡人间的奋发之气。所以，总领湘军的曾国藩要时时伸出手来，在“急工事”的过程里越过“帮同办理”的界限。
面对现实世界的种种无奈，曾国藩也只能伤感地叹息：“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眼前的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早在这一年的二月，在写给咸丰帝的奏折里，就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后路。他在其中提到衡州一带地方混乱，请求去该处驻扎一段时间。
1853年（咸丰三年）8月14日，曾国藩以就近“剿匪”为由，带领属下塔齐布启程南下。
湖南衡州的建军练兵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四个月。曾国藩在此期间绞尽脑汁，也费尽了心力。这支军队除由罗泽南和王錱动员的一千来人之外，又加上由干练的满洲官员塔齐布率领的、从绿营兵中专门挑选出来的士卒组成的部队，以及来自湘乡的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和其他绅士招募的新的营。
湘军的出现为大清国填补了太平军所到之处，绿营兵败退之后留下的空白地带，在旧体制还没有被战争机器粉碎之前，湘军的崛起一定会与地方法度与权力发生碰撞。咸丰三年，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自谓“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
而这种碰撞带来上下左右之间的种种疑忌、掣肘与争斗，使力赴时艰的人常常郁闷得要死。长沙之变，让曾国藩成为省城官吏的公敌，人人都想将其驱赶出湖南地界。他之所以还留在这里，是因为他还掌握着两三千人的精锐部队，湖南境内的防剿还有赖于他。所以在场面上还要做出支持曾国藩的样子，也不得不让他几分。也就在这时，王錱突然站出来，向省城的行政官员们表达了自己的扩军计划。对于那些恨不得曾国藩一夜之间垮掉的人来说，王錱的出现迎合了他们想法，他们正在寻找曾国藩的替代者。
地方府衙支持湘军的资源本来就有限，支持了王錱，就会摊薄曾国藩应该享有的资源。曾国藩得知其中环节后，大为恼火。他必须将王錱拉回到自己的阵营，曾国藩本来对他很是看重，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王璞山忠勇男子，盖刘琨、祖逖之徒也。”王錱或许没有想那么多，能够争取官府的饷银，总要好过到处找人化缘，至于曾国藩的感受，他并没有产生理解之同情。
当曾国藩听说王錱回乡招勇，出入鸣锣摆执事，乡人为之侧目。他感觉王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意气盈溢，话涉夸大，恐其持心不固，视事太易”。所以他给王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进行“详明规劝”。信中说道：“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这样的话在王錱听来并不受用，他扩军是为了给死难的同学和挚友复仇，至于曾国藩对他的看法，并不重要。收到曾国藩的信，他也只是一看了之，甚至连信都没回。
曾国藩又分别给巡抚、布政使、长沙知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的还是扩军的事。他还是让王錱作为先锋，统领两千人；而不是作为军队的指挥者，统带万人。并建言，应该让王錱裁撤超出计划的勇丁。
曾国藩最初的计划是将这个勇军的联合体组建成大约1万人的军队，然后把它置于江忠源的指挥下，他认为江忠源是比他自己更合适的军事领导人。但是这年秋季的一些事件暴露了江忠源的新宁部队组织上和军纪上的突出弱点，迫使曾国藩得出结论：新军必须在他自己的领导下，并依照他自己的模式组建。
曾国藩并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说他心胸狭窄，妒贤嫉能。从长沙来到衡阳，曾国藩在困顿苦闷中消耗掉两个月的时间。而此时，洪秀全的军队水陆并进，靠着强大的水师，没费多少周折就抵达武昌城下，湖北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军水师的长驱直入，给了曾国藩启发，他请练水师。咸丰帝在谕旨中回复道：“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
太平军撤出湖北地界，全力进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安徽巡抚江忠源相继战死沙场。前者败于舒城，投水而死；后者败于庐州（今合肥），也投水而死。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那些陷入穷途末路的官员能够想到的死亡方法，都是“投水而死”。尤其江忠源之死给曾国藩刺激极大。他与曾国藩相交十余年，曾国藩很是欣赏他，并极力保举他。当年，江忠源在北京求见曾国藩。当时，天下承平已久，江忠源却认为天下大乱将至，并对天下之事侃侃而言，声震屋瓦，将茶盏拂落在地仍谈笑自若。曾国藩对他大为改观，将他送走后，对人道：“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人才。”又叹道：“此人虽能名满天下，但最终会因节烈而死。”江忠源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建楚勇，守危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便由署理知县而升至巡抚，并最终死于忠烈。
1853年5月（咸丰三年），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江忠源鉴于太平军水师的强大，劝曾国藩在衡州训练水师。
待到江忠源转战安徽战场，他遇到了可怕的对手，太平军中的翼王石达开此时正坐镇安庆主持全局。石达开的军队先后攻克集贤关、桐城、舒城，迫使一代名将江忠源自尽。
太平军的凌厉攻势让远在京城的咸丰帝感受到了一阵阵寒意，他已经顾不了太多，曾国藩从帮办“团练”到自办“官勇”，他已经不再细究两者之间有无不同，而是仓皇地选择了信任。曾国藩要求拨饷购炮造船，他也毫不犹豫地同意。曾国藩在接到咸丰帝的谕旨后，立即投入水师的组建中。他又一次反客为主，将湘军的经费使用和人事控制等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上。随着湖北战争警报的解除，湖南援军也可以留驻省城，不用再分心北上，两处折腾。在曾国藩的建议之下，长江上游急需建立一支水陆大军，与驻扎在南京、扬州城外的江南、江北两大营遥相呼应。由此，曾国藩获得了经济优先权，省府要向他供应造船募勇的经费，他甚至在奏请办理水师的当天，就奏请截留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军饷。因为湖北戒严，这一笔共计十万两的军饷正好滞存长沙，他申请从中抽提四万两。当时湖南省库也仅三万两的现金储备，曾国藩获得这样一笔巨款，很快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
站稳脚跟的曾国藩重新做回老大，当朝廷需要湘军出省作战，他可以挑选自己信任之人带在身边。很显然，此时的王錱并不是他所信任之人。虽然他知道王錱是能征善战之辈，但在自己需要支持的时候，王錱却背叛了他，这让他耿耿于怀。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人虽然从中调解，但二人已心生罅隙，难以再捏合一处。从此，创立湘军的三个湘乡人各自发展，无不牵制。王錱将自己的战略重点放在湖南省境，罗泽南留在衡阳，而曾国藩继续扩充湘军，准备随时跨省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