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百变刺客”炼成的精英华克之
1931年的一天，上海火车站，“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刚从火车上下来，准备坐上自己的汽车回家，“砰”“砰”“砰”，几声枪声响过，宋子文中弹倒地，刺客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幕。9点35分，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准备登楼参加预备会议的时候，突然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中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瞄准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上，汪应声倒地。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中委们四散奔逃……
这两起刺杀事件的制造者就是华克之，类似的刺杀事件在他的一生中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那么，这个华克之是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做刺客，他还有哪些传奇经历呢？
“三民”信徒 排斥蒋匪
华克之，原名华睕，1902年生于江苏宝应。祖父华晓云是个武举人，富有正义感，常为人打抱不平。父亲华小东，是个能诗善文的秀才，母亲郭氏是一位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原本幸福的家庭从华克之三岁起不断发生变故，父亲被牵连到“打米市”一案差点丢了性命；九岁那年，慈爱的母亲撇下四个孩子离开人世；而后，他的哥哥夭折。
华克之被一位婶母领养，婶母待华克之如自己的儿子，关心、体贴，又处处严格要求，为他购买书籍，聘请老师，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婶母家待了整整五年，他勤奋读书，刻苦学习。191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宝应县安宣高等小学。1919年，华克之进南京第一中学读书。
进入一中以后，他开始搜寻并阅读孙中山的著作，多方面了解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正是这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他的著作《孙文学说》、《建国方略》第一册也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了。华克之如饥似渴地阅读孙先生的著作，立志要做一名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刚上二年级，同学们就一致选他当省立南京一中的学生会主席。不久，他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党员，并作为工作人员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华克之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在南京一中就读的后半程里，华克之成了班上，乃至学校的红人，社会活动日益增多，经常要参加一些演讲会和报告会。在不断的活动中，华克之认识了东南大学学联代表、中共南京市主要负责人之一宛希俨，两人相互佩服，一见如故。在宛希俨的影响下，华克之开始接触并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后来，华克之考上了金陵大学。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后，华克之成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南京市南区党部委员，不久又被选为金陵大学学联理事，参与整个南京市学联的活动。从此，华克之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学生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爆发后，南京发动了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并在下关建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办事处，由共产党员曹壮父具体领导。华克之是此次活动活动的主要的策划者之一。
6月3日，南京市各大中小学、国民会议促进会等四十七个团体一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大会，并动员工人罢工。在声援“五卅”惨案的斗争中，华克之始终走在斗争的最前列，他机智、聪明、勇敢、富有政治热情，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获得了当时江苏省水陆警备司令冷御秋将军的好感，后来他成了冷将军的忘年交。
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华克之出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在此期间，华克之还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非常佩服他们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华克之的威武不屈品格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赢得了许多人的钦佩，在他的周围已经逐渐聚集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和真诚的同情者。他也以自己的赤诚结交了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这其中既有反蒋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有中共地下党员，还有王亚樵这样浪迹江湖，声称与蒋介石“不共戴天”的人物，甚至和当时蒋介石的亲信酆悌也私交甚好。
自从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不断制造事端。特别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后，各地右派势力的活动便日渐猖獗。华克之对此早有预感，“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出台后，他便预感到正在逐步控制了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将是国民革命运动潜在的危险人物。他曾私下对朋友们说过自己的忧虑：“别看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大家却在为一个人忙。一旦胜利在握，别说共产党没有活路，恐怕连我们这些正牌国民党员也要成为总司令指挥刀下冤魂的。君不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火并。”
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指使流氓捣毁南京国民党市党部，接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当晚，华克之悄悄离开金陵大学，与其他富有正义的国民党党员商讨反蒋对策。大家一致决定，以国民党南京市党委委员、青年部长华睕的个人名义张贴布告，通知全市国民党员于4月14日集会，抗议蒋介石的暴行。第二天，布告的内容传遍了南京城，正在上海庆祝胜利的蒋介石听说南京的情况后立即回到南京。为了拉拢活动的组织者华克之，蒋介石给华克之写了一份亲笔信，“华睕同志，明天大会万不能开，请即到总部一谈，蒋中正。”华克之见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将华克之关押起来，后经国民党元老保释，华克之方得以出狱。
出狱后的华克之继续参加了一系列反蒋活动。在豪杰之士王亚樵的介绍下，华克之与来自南京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尹粹琳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婚。
华克之离开金陵大学后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去处，当时担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训部主任的酆悌便让他在政训部挂一个空职，既可领一份干薪维持生活，又可以得到某种庇护，免遭不测。然而只要华克之不放弃反蒋的态度，CC派（中统）就不会容忍他逍遥自在。华克之新婚不久，CC派又一次秘密逮捕了他。酆悌为了营救这位青年朋友，不惜同CC派闹翻，用自己的权力暗中将华克之从狱中救出。华克之为了不使朋友受牵连，主动要求离开酆悌的政训部。酆涕又将他介绍到总政治副主任陈铭枢的手下挂一个“中尉录事”虚职。但是，华克之坚持“新三民主义”和反蒋的立场始终不变。
一次，他受委派去下面办一件案子，竟把几个被中统指控为共党嫌疑犯的人全部释放，引起了CC的强烈不满。另一次，他利用回家乡宝应探亲的机会，竟说服有开明倾向的县长改革县政，推行保护农民的“二五减租”政策，引起了当地豪绅的坚决反对和上告。CC乘机再次将他逮捕。还是由酆悌设法将他救出，并由此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一场公开对抗：CC派以江苏省党部名义在报纸上公开通缉“在逃共匪华腕”，酆悌则以国民党中央军校特别党部的名义在报上公开“为本党忠实同志华睕辩护”。酆悌如此积极庇护华克之，使华深感不安。华克之清楚，三次营救并非是酆悌爱惜人才，这其中友谊和感情的成分占大多数。华克之对酆悌心存感激，但又觉得三番五次给酆悌惹麻烦会使酆悌受到牵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华克之基本上没有公开参加政治活动。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作石彻底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一些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或被停职或被开除党籍，华克之也在蒋介石的清除范围。在这种形势下，华克之再靠酆悌等人的友情庇护已经不可能了。有人建议他，只要在报上发表一个反共声明，便可获得蒋介石谅解，CC也就奈何他不得了。华克之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自认为，他坚信孙中山“联共”政策是正确的。他自己过去和共产党人宛希俨等合作共事就很融洽。他表示绝对不发表背信弃义的“反共声明”。为了不连累朋友，更为了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他决定离开南京到上海开展革命工作。
隐居上海 寻求救国
1929年，为了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华克之迁居上海。刚到上海的华克之与他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员陈处泰（即陈惘子）租住在上海法租界新新南里235号的小楼上。他们将住的小楼叫做“危楼”，寓意楼主和他的朋友对于蒋家政权和蒋介石本人来说，实在是一些危险人物。陈处泰经常向他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华克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不动摇。他称：“你（指陈处泰）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信奉唯物史观，坚持搞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我搞的一切，个人主义色彩很浓。我暂时不会放弃对三民主义的信仰，自信会找到一条属于我自己的反蒋救国的道路。但是我会同你合作得很好，我们可以在这间小楼上继续国共两党的合作，我们除了友情，还有反蒋抗日的同一目标……”
不久，华克之周围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是：陈处泰、张维和孙凤海、崔正瑶夫妇等。他们彼此都不称名道姓，而以长幼为序互称哥弟。华克之最大，被人尊称为大哥，华克之是他们中的首领人物。张维是华的同乡又是金陵大学同学，是华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陈惘子也是华的同乡、小学同学，原是安徽大学学生，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后来到上海，当时的陈惘子已加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相信马列主义。孙凤海是徐州人，也算华的大同乡，他出身贫苦，读书不多，在旧军队中呆过几年，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为人性情刚直，疾恶如仇，颇有江湖豪侠之气。自结识华克之后，决心追随这位大哥干一番轰轰烈的大事。他们志同道合，患难与共。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或者说他们都是职业革命者。隐居在这幢小楼上的唯一话题，就是商讨如何反对蒋介石的新军阀统治，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他们相约，只要是能够打倒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在所不惜，奋不顾身去做。
期间，除了张维、陈惘子、孙凤海等一些热血青年外，华克之还结识和联络了另外几位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坚定的反蒋人物。其中有和众多上层人物交往颇深的名士任庵，有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的老国民党员李怀诚等。始终不肯与蒋介石合作被人称为“暗杀大王”的王亚樵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华克之。任庵、李怀诚以及王亚樵这几位都比华年岁大，阅历深，交游广，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了华克之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期间，华克之除了密谋刺杀蒋介石的计划，还帮助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如，1931年，迫于南京政府的压力，上海英法两租界的印刷业一致统一不印刷亲共的书籍。一旦发现工人偷印《红旗》和其他亲共刊物一律由高等法院依法惩处。上海地下党认为，《红旗》停刊，喉舌断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指示陈惘子设法开一个印刷厂，继续印刷《红旗》等进步刊物。陈惘子找到华克之帮忙筹款，在华克之和王亚樵的努力下，印刷厂很快投入印刷，后来，由于工人不小心，被巡捕房抓到了印刷进步刊物的证据，工厂倒闭，不少工人被抓，华克之和他的朋友积极策划营救，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除了帮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筹款，华克之还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交往，协助中共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左翼人士。当时他的好友，宋子文的税警总团长莫雄，就曾经帮助他保释过不少进步学生、教师和革命者，致使莫雄受到上海市公安局长的警告。
华克之他们虽然隐居危楼，但是时刻关注时政。继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之后，蒋介石又在1931年的4月和7月，调动五十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同时，在白区发动了文化“围剿”。1931年1月，特务在上海捕杀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锵等五位左翼作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却一味地妥协，最终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华克之他们再也按捺不住，有人提出要制造一点事端——如刺杀宋子文，断蒋介石的财路，以警告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嚣张气焰。这样也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实际能力，达到演练的目的，为以后刺杀蒋介石做准备。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并将行动的代号拟为“牛刀小试”。华克之被推举为这次行动的领导者和现场总指挥。刺杀计划确定之后，他们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他们先在火车站北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为了掩人耳目，门口挂了一块“河南省开封贸易公司货栈”的牌子。经常以打算盘的声音作为掩护，让大家练习装手枪、装子弹。有时还故意在外面叫唤：“家里来货喽，到车站去。”
一天，他们经过侦查获悉了宋子文从南京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和宋公馆接站汽车的车型和车号，于是由华克之率张维、孙凤海、陈凤初、成诚、朱德兴6人行动小组预先埋伏在火车站内。宋子文刚一下车，行动小组成员立即向宋开枪射击。可惜烟幕弹施放早了一点，使目标变得模糊。结果，宋子文只是屁股上挨了一枪，受伤未死。和宋子文在衣着、长相酷似的秘书唐某，却中弹成了他的替死鬼。此次行动虽然失败，但行动小组却全部安全撤离了现场，也算达到了预演的目的。国民党悬赏五万，捉拿刺客，华克之他们却安然无恙。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最后在福州宣布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相抗衡。华克之、李怀诚、王亚樵都曾前往福州参与其事。华克之通过王亚樵介绍和李济深多次接触，向李积极献计献策，希望福建人民政府能够联合中共和其他进步力量把反蒋斗争不断推向前进并取得胜利。对华克之来说，只要能把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推倒，他的奋斗目标也就实现了，也许再也不必用刺杀方法去解决蒋的问题。蒋介石以大军镇压，由于闽变未取得其他势力支持，十九路军内亦有不同意见，敌我实力悬殊终告失败，最后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溃，部分向中央军投降。李、陈、蒋、蔡诸公只得逃往香港躲避，华克之也不得不经香港重返上海。
1934年2月的一天，华克之、惘子、张维和孙凤海又聚在一起，华克之介绍了“福州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最大绊脚石。但是用别的方法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把蒋介石除掉已不大可能，唯一可取的就是马上筹划刺杀蒋介石的方案，寻找机会，行刺蒋介石。他们从中国古代的许多志士仁人和英雄侠客们的身上继承了那种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信念，早已抱定了“时日易丧，吾与汝偕亡”的决心。
实施刺蒋 遗憾失败
为了刺杀成功，他们开始了准备工作。华克之、张维、孙凤海首先研究了实现这次行动所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基地问题。三人一致认为，应将刺杀的地点选择在南京，而且必须找到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在南京长期住下来。三是纪律问题。四是刺客问题。必须选择最有可能一枪打死蒋介石的人，还要考虑保存实力。在行刺之前，刺客必须与所有的亲友切断联系，以免亲友受到牵连。
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办一家通讯社，这样可以解决基地问题。记者的身份，上可以与国家元首对坐，下可以与乞丐同流，可以教训别人，可以妙笔生花，只要不太放肆，不过于捕风捉影，只消文章写得流利，当局都愿意接近，就有机会出入许多重要的能够见到蒋的场合。经过多方努力，他们于1934年的年底前建立了一家名为“晨光通讯社”的合法新闻单位。华克之化名胡云卿，以华侨富商身份任通讯社长，张维化名张玉华任总务编辑室主任，贺少茹化名贺坡光任通讯采访主任，孙凤海只改一字，化名孙凤鸣任记者。晨光通讯社很快在南京打开了工作局面。
晨光社始终坚持中间偏右的立场。替当局捧场，力求避免肉麻，使右派看到满意，左翼人士读了也不反感。很快，南京的同行都知道这个社是南洋华侨的资本，其意识形态，多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多是景仰孙中山先生，从不亵渎蒋先生的尊严。他们又很巧妙地借助于同中央社的关系，自我炒作。很快，他们取得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政治大学、各部各厅、警察机关、卫戍司令部等重要机构的信任，取得了进出的证件，可以自由进出这些单位。
行刺的武器——需要一支性能极好的手枪，也早已准备妥当。经多次开会讨论，华克之他们一致同意由枪法最佳的孙凤鸣负责执行刺杀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孙凤鸣一到南京就真正参加了新闻工作，全省心投入到工作去，以尽快进入新的角色。起初，在采访中一些被访者置之不理，甚至恶语中伤，他不能理解，经常抱怨。在众人的劝说下，他不断安慰自己，调解自己的情绪，很快掌握了采访、撰稿的技巧，适应了新闻记者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了社中栋梁。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他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同事的帮忙，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孙凤鸣就能够独立进出各大机关，潇洒自如地采写新闻，交换资料，出席各种各样的招待会。
没过多久，国民党中央宣布，定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蒋介石届时将参会。对华克之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随着会期的临近，国民党的保卫措施也做得更加细密。卫戍司令部、首都警察厅和军统特务们都变得十分警觉，甚至可以说疯狂。他们公开或半公开监视着各色人群，京沪、京杭、京津、京平各路客车，下关和浦口车站，上下水长江客运码头实行特别戒严，人们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跟踪追捕，搜查审讯。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四大家族成员都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四届六中全会的记者通行证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宣部统一颁发。一般的通讯社根本无法弄到会议采访的通行证。
对于晨光社来说，如果没有特别通行证，行刺计划就前功尽弃了。经过华克之他们多方努力，动用各种关系，终于办好了会议采访证。华克之还将主要执行者孙凤鸣的家属送往香港，安排其他重要人员的撤离地点等。在执行计划的前三天，即10月28日，华克之、张玉华、贺坡光、孙凤鸣四人来到南京长江边上的一家小酒馆内，这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聚会。他们都明白，三天后的一击，不但孙凤鸣绝无生还的希望，其他几位也将被通缉搜捕，生死难卜。小聚之后，除留下执行任务的孙凤鸣外，其他三人便陆续撤离南京。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幕。早上七点，大会代表照例上紫金山中山陵拜谒孙先生。9点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开幕式主要由汪精卫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重要意义。约20分钟就结束了。根据大会议程，接下来就是拍照片。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鱼贯步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坐的坐，站的站，共分五排，第一排是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唯独没有蒋介石。记者和工作人员面对中委们站成了一个半圆形，相机闪个不停。大约9点35分，摄影结束。
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准备登楼参加预备会议的时候，突然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中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瞄准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上，汪应声倒地。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中委们四散奔逃，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滚落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在慌乱中，和汪精卫站在第一排的张继和张学良急奔上前和刺客搏斗，刺客手腕一松，手枪落地。这时，汪精卫的卫士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刺客被击倒后，从他的身上搜出新闻记者证一张，号数是63号，上书“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
好不容易才把现场秩序稳定下来，蒋介石下楼走到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边，屈身扶起汪的头，表示关切慰问。汪精卫喘着粗气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蒋介石、汪精卫之间素有矛盾，堂堂国民党副总裁，居然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因此社会上纷纷猜测是蒋介石指使。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见到丈夫满面鲜血，痛苦不已，她抓住蒋介石不在现场这一点，又哭又闹，对着蒋介石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此时也呆若木鸡，只得忍气吞声，陪同陈璧君护送汪精卫去中央医院。桂系头领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蒋介石惊吓之余，大发雷霆，找来戴笠要他限期破案。
一时间，南京城中黑云罩日，全城封锁，侦探四出。很快，孙凤鸣的妻子崔凤瑶、晨光社的贺坡光、张玉华，以及与晨光社有来往的人一一被捕，亲友故旧株连无数。国民党的特务们也查清了，晨光社社长胡云卿真名叫华克之，江苏宝应人，可就是无法抓到。
为了迷惑特务，华克之除了经常迁移住址、更换姓名外，还去香港的一位牙科医生那里，给自己原本凹进去的上牙上又配了一排假牙；到眼镜店给自己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配了一副很厚的平光镜。他谎称自己是“明星公司”的演员，正在扮演一个戴眼镜的大龇牙的角色，医生、店员皆信以为真。每次外出，华克之就把假牙一安，平光镜一戴。这样整个脸都变了形，即使是最熟悉的朋友，也难认出他来。
不过有那么几次，他也遇到了危险。一次，他的老朋友胡允恭东渡日本之前，特去他在上海法租界青年会附近的寓所辞行。华即请胡到青年会旁的一个小餐馆吃饭，正巧胡的一个姓周的老同学在青年会任职，胡即提议让周一道进餐。华克之一向重义气，认为朋友的朋友也就是自己的朋友，便欣然同意了。席间闲谈之际，华克之无意中冒出了一句英语，姓周的顿生疑窦。因为华克之当时没有化装，只穿件蓝布袍子，戴顶灰黑色的圆形毡帽，看上去像个土气十足的小商贩，此时嘴里却说出了英语。
饭后，姓周的邀胡允恭到青年会的宿舍小坐时，问道；“刚才这个老夯土头土脑的，怎么会讲英语？”胡一时疏忽，脱口说道：“你别瞧不起人，他是金陵大学英文系毕业的，身上穿的还是‘龙袍’呢！”当时上海人都知道，“龙袍”是指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统一做的袍子。话一出口，胡顿感失言，连忙转移话题。分手后，他深感不安，立即返回华克之寓所，将刚才的事告诉了他，劝他赶快转移。华克之当即离开了寓所，胡允恭却因此而被捕入狱。因为那姓周的早已沦为特务，胡却一无所知。
还有一次情况就更加危险了。那是“刺汪案”发的一周年之际，为纪念死难的战友，华克之亲自写了份《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罪行，指明刺汪案既与共产党无关，也与王亚樵无关，而是几个爱国青年所为，其目的在于刺杀蒋介石一人。汪精卫被刺，纯属孙凤鸣临时决定所致……
华克之把《告全国同胞书》印了上百份，四处散发，并分别给毛泽东、蒋介石各寄一份。该文寄出不久，他又募捐了一笔钱，准备返回上海给死难者和被捕人员的亲属送去。这一次他更加谨慎了，不再与案件无关的友人来往，也不坐客轮，而是租了怡和轮船公司货轮上的一个舱位。他这次没戴眼镜，只套上假牙，剃了个光头，再在阳光下狠晒了几天，把白皙的皮肤晒得黝黑后，才换上一身苦力穿的短裤褂，扮成押货的苦力，随货船由香港去上海。他以为货运码头会比客运码头搜查得松一些，更容易过关。没想到，货船一靠上海货运码头，就见有一队宪兵、警察持枪荷弹地站在岸上，密切注视着从船上下来的每一个人。见此情景，华克之便躲在自己租的货船里装成点货的样子，直到装卸工上船搬货，他才扛上一麻包货物，随着装卸工一起上岸。上岸后他并不急于走出货运码头，而是夹在歇息的苦力中间，像他们一样坐在货包上抽着烟，静静地观察环境。他不但发现货运码头上有流动的巡逻宪兵，而且货场出口处也站着4个宪兵。此时他心里明白，一个人往外走是危险的，就在货场上帮着堆放货物，直到装卸工收工时，才随着人群一起往外走。在出口处门岗旁的墙壁上，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张缉拿他的通缉令。白纸黑字，清楚地写着：刺汪案之要犯华克之，30岁左右，中等身材，面目清瘦……若发现并拘捕者，付大洋10万元……
他不禁一笑，随着装卸工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码头，脱离了危险。华克之虽然逃脱了蒋介石手下的追捕与谋杀，但在精神上却受到了一次真正血与火的洗礼。刺蒋计划的最终失败，孙凤鸣的慷慨捐躯，陈惘子、崔正瑶、王亚樵的不幸被害，以及其他许多同情者株连入狱，使华克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痛定思痛，反对蒋介石罪恶统治的决心从此更加坚定，但是他明白依靠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刺杀的道路再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华克之终于决定改弦易辙，寻求新的反蒋救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