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上海 继续潜伏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卢绪章经周恩来引荐，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卢绪章多年为党秘密工作表示了感谢。
重庆谈判后，广大华行准备迁往上海。10月18日，卢绪章又去向周恩来汇报了广大华行总行回迁上海的计划。谈完工作后，卢绪章再次提出想去延安的想法，请求周恩来同意。但周恩来却要他与广大华行同去上海继续当红色“资本家”。卢绪章一听，当场流泪说道：“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我从青年时代就立志救国。入党后，我更渴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但这些年我却成天和那些双手沾满我们同志鲜血的特务周旋，碰杯送礼，我心里受不了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我，我满腹委屈向谁说呀？！‘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卢绪章的倾诉，默默地给他倒了一杯茶，低声地说：“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能体会。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我也听说你过去在上海的朋友曾当面骂你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也许你还不知道，我这里还收到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状信。说你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只知道赚钱发财……但是，别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曾向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应该去哪里。你现在在后方打开了工作局面，受到了一些国民党高层的信任。如果广大华行现在换人，即使那人能够经营好广大华行，但是也不能像你这样如鱼得水地处理各种关系。反之，你到解放区去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对整个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的危害就不堪设想了……”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劝说，卢绪章打消了去延安的想法，同意回到广大华行继续为党工作。临走，周恩来特别指示：“广大华行迁回上海后，仍是党中央领导的秘密机构，由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代管，且仍是单线联系，不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回到上海后，卢绪章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海商业中心设立上海大药房。经过多方选址比较，1946年选定靠近外滩的广东路389号作为广大药房的店址，这里原是日商重松药房旧址，铺面宽敞，有三间门面，后面还有宽敞的仓库，可以储存大量的存货，交通便利，客流量大，是个理想的批发和零售场所。在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俞松筠和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等人的协助下，很快签订了房屋承租合同。经过全面装修，1946年8月15日，这所气派的药房正式开张营业。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亲自到场接待来宾，前来祝贺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当时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也亲自到场恭喜。黄金荣的到来使当地的流氓地痞不敢滋事骚动，也大大提高了广大药房在上海的知名度。从此，上海广大药房成为地下党组织在上海的又一个据点。
第二件事就是决定在香港设立广大华行分行，在广州设立办事处。抗战胜利后，卢绪章预测，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的自由港，其商业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所以卢绪章派梁次渔到香港设立广大华行香港分行并兼任广州办事处主任。1946年10月，广大华行香港分行和广州办事处正式成立。
随着广大华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党员人数越来越多，广大华行成立了党支部。1946年4月，中共广大华行支部在卢绪章家里举行了第一次支部会议，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刘少文代表刘晓同志前来参会，任命卢绪章任广大华行支部书记，还派遣了一些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到广大华行各部门工作，充实了广大华行的党组织了力量。
抗张胜利后，卢绪章在重庆结识的国民党要员陆续回到了上海，成为大大小小的“接收大员”，他们拼命将日本留下的财产据为己有，将房子、车子、位子、女子、条子一一放入自己的荷包，卢绪章又在上海与他们演绎一段段传奇。蒋介石侍从室专员、国民党CC派头子陈果夫的心腹施公猛返回上海后成为了福建省政府顾问、福清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曾在重庆任航空检查所所长、军统特务分子严少白回到上海后先后担任过上海水上警察局局长、上海卢湾区警察局和嵩山区警察局局长；杀人如麻、双手沾满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鲜血的军统特务处处长梁若节改任国防部二厅情报处长、青岛军统最高头目；卫生署医药处长俞松筠回到上海继续任卫生局长，后升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在重庆时，这些人每次去广大华行见卢绪章都没有空过手离开，不是来分红利就是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就直接拿走，连卢绪章的戴过的手表、穿过的衣服、桌上的美元黄金都不放过，卢绪章虽然很痛恨他们，但是为了革命需要，他又不得不强忍着笑容。到上海后，这些人的敛财行为更加疯狂，三番五次来到广大华行顺手牵羊，每次卢绪章都要把他们当做朋友“热情”地招待他们。有一次，生性耿直的卢绪章再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对杀人不眨眼的特务梁若节大骂一番，恰好梁若节这天上门来捞好处，搞的卢绪章非常紧张，不得不急忙打圆场，强装笑脸招待他。自从以后，卢绪章更加谨慎，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愤怒，以免惹祸上身，有损于党的事业。
寻找靠山 联手“果公”
广大华行回迁上海后，经营规模不断增大，为了抵御风险，保护党组织的这一特殊机构，经请示上层领导后，卢绪章积极为广大华行寻找一个牢靠的“政治靠山”，以避免意外的政治风险和经济损失。于是，卢绪章进一步加大与施公猛、俞松筠、梁若节、吴开先等蒋介石的心腹人物的联系，设法通过他们寻找政治靠山。一次，卢绪章从施公猛处得知陈果夫在南京“接收”了一批日本留下的一批医疗设备，存放在南京没有用上。卢绪章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设备帮助陈果夫建一个制药厂，一方面可以拉近与陈果夫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能为广大华行赚取不少的钱财。于是，他加大了对陈果夫的研究。
他了解到，陈果夫是四大家族中经济最薄弱的一员，是国民党中统CC派头目，在国民党中有相当的地位，但是又区别于一般的高官，他办事老练，不轻易出头露脸，身患肺病，平时多在家养病，对医药很感兴趣，正在物色合适人员兴办药厂。
卢绪章加强了与施公猛和俞松筠的联系，让他们向陈果夫推荐他协助创办制药厂。因为有巨大利益的诱惑，施公猛和俞松筠利用一切机会在陈果夫面前推荐卢绪章。1947年4月的一天，施公猛从上海专程到南京拜见陈果夫，再次向陈果夫推荐卢绪章办药厂，并且详细介绍了卢绪章经营广大华行的经历。陈果夫听后，沉吟良久，问道：“卢绪章这个人政治态度如何？会不会有通共的嫌疑？”得知卢绪章一向不问政治，只会做生意，这个人很讲信用的答复后，陈果夫决定邀请卢绪章协助自己创办药厂，并要施公猛尽快请卢绪章到南京来面谈。1947年4月20日，卢绪章携带长子卢贤栋在施公猛和俞松筠的陪同下来到南京拜见陈果夫。
一见面，陈果夫注意到卢绪章是一个身材魁梧、精力旺盛的人，说道：“很年轻的总经理啊，今天有幸与您相会，请您帮忙，我很高兴，请随便坐。”卢绪章不卑不亢地答道：“果公，广大华行能得您老人家的关心，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已经在上海江湾为您选好制药厂的地方，不日即可举行奠基仪式，还望果公届时能亲临现场。”双方交谈一会，卢绪章、施公猛和俞松筠一行向陈果夫告辞后在南京由陈果夫下属官员陪同下，参观了南京的景点，具体商谈了药厂的筹建事宜。首次见面，落落大方、办事干练且效率极高的卢绪章很快就使生性阴鸷、狡诈多疑的陈果夫一扫矜持，为物色到一个卢绪章这样的敛财能手而暗自窃喜。年逾花甲的陈果夫，狂喜之余竟提笔在自己所著《唯生论》的扉页上为与卢绪章同去的年仅15岁的长子卢贤栋留字：“卢贤栋兄惠存，弟果夫呈。”
回到上海后，卢绪章为建药厂的事情奔波，经过前期的选址等具体工作，1947年8月10日，中心制药厂正式开工奠基。上海各大企业、药房、药厂近60家单位联合在上海《申报》刊登“祝贺中心制药厂隆重开幕”。 身患重病的陈果夫当时正频频咯血，但还是不辞辛劳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专程从南京再一次来到上海参加开幕典礼，以中心制药厂董事长身份为开幕式剪彩，并致辞：“应该制造中国之药，行销世界……由此中心，与我互助合作，则前途更无量矣。”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察局局长俞叔平、国民党要员吴开先、潘公展以及企业界人士包玉刚等参加奠基仪式，热闹非凡。开幕典礼结束以后，还在上海静安寺百乐门舞厅举行盛大宴会，气派之大，出席名流显贵之多是上海滩少见的，轰动一时。晚上，卢绪章再次在家里设盛宴为陈果夫洗尘。吴国祯市长、吴开先、潘公展等率上海市要人名流亲临家宴。
险象环生 沉着应对
1947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挺进大别山，形势对我党来说是一片大好。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统治，疯狂加紧了对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破坏，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加强了戒备，但还是没能逃脱国民党的追捕。
一天， 上海地下党从国民党内部得到一份重要情报，说蒋介石搞到了一张上海地下党领袖刘晓的照片，蒋介石已经下令把照片分发到军统、中统、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并下令通过查户口、核照片、换发身份证等方式在全市搜寻照片上的人。于是，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4人在赵朴初的协助下，来到杭州净慈寺避险。在杭州隐蔽期间，刘晓他们得知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大规模逮捕，100多地下党员被捕，情况万分紧急。刘晓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等待党中央最新指示，一方面决定返回上海紧急处理一些重要事务。
经过一番周折，刘晓回到了上海的家。妻子张毅告诉他，家里前几天来了两个特务找卢绪章。第二天，刘晓去了卢绪章家将特务寻找他的事情告诉卢绪章，并要他注意躲避。
几天后，上海卢湾区警察分局局长严少白把卢绪章找去，出示了南京国防部二厅密令原件，密令称：“卢绪章去东北从事贸易，有资助共产党的嫌疑……”，并已告到陈果夫那里。卢绪章非常紧张，以为自己被特务盯上，好在最后化险为夷。原来是特务见卢绪章发财眼红进行的诬告。
后来不久的一天，上海警察局稽查处来电话传讯卢绪章，指控卢开汽车到外滩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有与共产党串通活动的嫌疑，要找卢绪章面谈。一见面，稽查处负责该案的人就劈头盖脸地对卢绪章说：“你是共产党，你的车牌号是50008号，我们掌握了你的证据，快点从实招来！”卢绪章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兄弟，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接着，卢绪章辩护说，他去的地方不是苏联领事馆，而是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处，因为广大华行与苏联建立了贸易关系，因此需要经常去谈生意，除此之外，广大华行还与日本、美国有贸易往来，在美国、日本、香港都有分行。卢绪章还抬出了陈果夫和卢作孚先生，称和他们也有很多的合作关系。其实，卢绪章是拿那些大人物来压办案人员，稽查处负责人看到卢绪章来头非同一般，而且又拿不出任何过硬的证据，因此也不好深究，于是连说“误会！误会！”放了卢绪章。
不久，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情报处副处长、军统少将、特务头子梁若节又来广大华行打秋风，并威胁到：“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现在有很多人怀疑广大华行是共产党的机构，怀疑你是共产党，现在正在寻找相关的证据。不过，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我还是相信你的，帮你说了不少好话，我看可能是有些人看你赚钱眼红，你还是到外面去避避风头，过段时间再回来。”卢绪章表面上对这个特务头子感恩戴德，给了不少好处，梁若节才离开。
面对敌人的不断盘问，卢绪章分析形势和广大华行的保密措施，认为广大华行没有出现叛徒，敌人没有掌握广大华行的实际材料，最多只是一种推测和嫌疑。卢绪章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只是减少了出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的次数，以消除敌人的怀疑，并加大了对施公猛、严少白、俞松筠、梁若节等人的公关，给他们广大华行的红利，让他们在陈果夫面前夸自己如何为药厂卖力工作。于是，陈果夫对卢绪章的工作更加满意。当特务们提交告密信，指控广大华行为共产党地下机构、卢绪章是共产党头目时，陈果夫视而不见，直接在案卷上写上“归档”，并要求不准再追究。
图穷匕现 被迫撤离
从1948年开始，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向好，国民党开始最后的挣扎，在国民党的严查之下，广大华行也开始出现各种破绽，相继有党员被捕、叛变，形势异常严峻。
1948年2月底，上海地下党员顾留馨在吴雪之建议下，由广大华行杨延修出面介绍到广大华行汉口分行经营桐油业务，杨延修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顾留馨，顾留馨和另外两位同志到达汉口后，住在广大华行汉口分行，由汉口分行第二把手郑鹤山负责接待。其实顾留馨等人此行的目的并非真正搞桐油业务，而是去大别山根据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接头的联络站，顾留馨和另外两位同志被先前潜伏在那里的敌人逮捕了。接着，敌人又顺藤摸瓜逮捕了广大华行汉口分行的第二把手郑鹤山。后经过汉口分行经理张先成竭力设法多方营救，郑鹤山被保释出来，而顾留馨等三人却被解押至南京进一步审讯。在押往南京途中，顾留馨乘机逃脱，并潜回上海将事情经过告知吴雪之，吴雪之迅速与卢绪章商量对策，并及时将顾留馨转移至解放区，避免了一次巨大的危险。
1948年3月，广大华行天津分行经理郑栋林通过内部情报得知，天津方面接到南京保密局电报，说广大华行内有共产党，已经命令全国机场对广大华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往来进出实行监视。郑栋林立即让妻子乘飞机去上海向卢绪章汇报这一险情，卢绪章要求立即收缩业务，将资金转移至上海总行，党员朱祖贤、钱乃正尽快撤离至上海转往香港……
1948年6月，专门联络广大华行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邵平同志与他的妻子沙平在浙江余姚扫墓时被敌人逮捕了。邵平同志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是周恩来的秘书，代表周恩来与广大华行地下党组织单线联系。抗战胜利后，邵平同志调到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工作，继续担任与广大华行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尽管邵平同志本人被捕后坚贞不屈，什么也没有透露，但他的妻子沙平经不起敌人拷打而叛变，供出了上海地下党领导刘少文的机构和地址，敌人抓捕时，刘少文同志跳楼逃出。如果沙平说出卢绪章和广大华行是共产党的机构，敌人可能随时来抓卢绪章。于是，卢绪章等先后撤离至香港。
其实，卢绪章早预测到国民党溃败的时候会做垂死挣扎，造成经济动荡和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是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更为明显。于是，广大华行先一步做好了南迁香港的准备。卢绪章假借工作需要，频繁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之间，加强了香港分行和广州分行的经营。在香港设立了南洋商业银行和广业房地产公司，收缩在国内原有机构的经营业务，陆续将广大华行的资金向香港转移，以减少资金风险，还建立了“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所”，为开展国际贸易储备人才和知识。在秘密为广大华行南迁做准备的同时，卢绪章照样频繁参加上海的各种商务活动，继续为广大华行的业务奔走。还积极为陈果夫的亲信俞松筠竞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提供活动经费、为潘公展任上海参议长提供经济支持，为蒋介石60大寿捐款办学。
1948年底，上海广大华行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空壳，由少数几个人看管总行，吴雪之同志在上海主持照顾全面工作。由于有陈果夫的出面，有吴开先的撑腰，有潘公展参议长说话，小特务们不敢冒犯卢绪章。1948年10月，因党内尚有相当一批黄金以卢绪章个人名义存放在上海英商麦加利银行租用的保险箱里，卢绪章又一次秘密从香港潜回上海，将存放的黄金从银行取出迅速转移，并立即飞回香港。郑栋林、吕铁英也秘密潜回沪一次取出现金回港。
1949年初，当中统CC系特务和上海特务头子宣铁吾、毛森等准备对卢绪章和广大华行下毒手时，广大华行早已空空如也。
高风亮节 淡泊名利
上海解放前夕，正在人们都纷纷向香港转移的时候，卢绪章的长子卢贤栋不愿去香港，坚持要留在上海读高中。那时，卢绪章的4个孩子都已经到了香港，刚出生的卢贤庆因为太小由卢绪章的丈母娘在上海养育。卢绪章和妻子毛梅影三番五次劝大儿子尽早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都无济于事。卢绪章非常清楚，自己已经成了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对象，如果儿子不一起离开上海，必将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残虐。想起自己的儿女，卢绪章觉得非常愧对。
在重庆时，卢绪章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心里很高兴，但也担心自己的家庭环境可能会使孩子们变成好逸恶劳的少爷，于是将孩子寄宿到离家较远、条件较差的学校就读。每当孩子抱怨学校的伙食不好，闹着要转学时，卢绪章总是沉下脸，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记住，爸爸现在一切都不是你们的。我死了，这些财产，不会给你们留一个子儿！你们要好好学本事，最好读理工科，保证长大后能自食其力。你们学习好，只要可能，我一定供养你们上大学。你们的路，要自己走。”卢绪章为党干地下工作，但出于组织保密的需要，又不能告诉孩子和妻子，万一自己不幸被捕，如果小孩过惯了好日子，不能自食其力，后果难以想象，但是，孩子们不能理解卢绪章的良苦用心。
从重庆回到上海后，出于工作的需要，卢绪章全家住进了三层洋房别墅，家里非常豪华气派，小汽车一部换一部，三天两头在家招待客人，吃的是从大酒店送来的高级菜肴。卢绪章忙于交际，出入高档场所，所有这些孩子都看在眼里。因此，当卢绪章要求孩子们不能贪图舒服和享受时，常常遭来孩子的反对，特别是老大卢贤栋经常与卢绪章对着干，父子的关系不是很好。因此，当父母要他离开上海去香港时，他本能地反对父母的主意。对于儿子的倔强，卢绪章没有办法，他只好给儿子写了一封亲笔信，同时他也请求地下党的同志说服卢贤栋前往香港。在地下党同志的苦心劝说下，卢贤栋到香港与家人团聚。从那时起，卢贤栋知道了父亲从事的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因此开始理解父亲，支持父亲，从此，父子关系开始和解。
广大华行总部转移到香港继续作为党的特殊机构开展各项业务，卢绪章继续担任广大华行总行总经理。他在港召开全体党员职工大会，研究广大华行的发展规划和经营方向。1948年10月中旬，党中央决定让卢绪章前往河北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参加学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会议文件和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广大华行的各项业务由舒自清接替，卢绪章辞去广大华行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1948年12月25日深夜，卢绪章随同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回到内地，转往河北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学习。
1949年3月，中央七届二中全会闭会后，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央指示除保留香港、纽约、东京、汉口四个分支机构外，广大华行所有国内分支机构一律结束，人员除舒自清、张平留在香港工作外，其余人员回解放区分配任务，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统一领导。于是广大华行国内分行陆续出盘结算，并在上海和香港两地进行财产清理。除发还外股和职工红利股约40万美元外，其余的100万美元，全部上交给党组织。
与此同时，卢绪章南下参加上海接管工作。5月26日，上海解放，全上海人民沉浸在无比欢乐兴奋之中。5月31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卢绪章为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1949年6月底，卢绪章回到上海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出席由陈毅市长主持召开的上海市工商界人士会议。当这些工商界人士看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身穿解放军服装的卢绪章都惊呆了，于是不断有人写信给陈毅市长，“举报”卢绪章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陈果夫的红人，中统、军统特务是他家的座上客，他由国民党组织部长吴开先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的特别党员。
陈毅看着这些来信，与卢绪章开玩笑说：“卢老板啊，你以后上街可要小心点哦，说不定有人会把你抓起来。是哦，进了公安局，还要我去保你出来哦！”卢绪章在上海的公开露面也使在香港的施公猛、梁若节、严少白的那些熟悉他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感到吃惊。他们布置香港的特务分子来到卢绪章妻子毛梅影的住处，威胁毛梅影将卢绪章劝回香港做生意，并恐吓要杀死他们的孩子。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解救下，1949年9月，毛梅影和5个孩子启程回上海，他们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上海，卢绪章非常高兴。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4月任命卢绪章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5月，周恩来总理任命卢绪章为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中国进出口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专营进出口贸易的专业公司。卢绪章继续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战斗在第一线。
1949年前后，广大华行上缴党组织315万美元和20万元法币。这里包括卢绪章和广大华行所有党员的全部股份、红利。但是，出于“内外有别”的政策，卢绪章拿出40万美元发还了非党群众的股份、红利，可红利唯独没有也是老百姓的毛梅影的份儿！当年在广大华行的非党伙计，现在香港的统统是百万富翁。而“文革”造反派抄卢绪章家时，仅获一张400元的存折。
1958年，卢绪章下班回家，开门见山地对妻子说：“梅影，你身体不好，经常请假不能上班，还照常拿工资，人家会说，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夫人也是官太太，这会给党造成不良的影响。我看，你还是给部里打个报告，退职回家吧。”从1958年起，卢绪章夫妇、六个孩子、两个老人共十口之家的生活来源，只靠卢绪章一人的工资收入了。晚年的毛梅影看见人家常年休息，照样拿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待遇时，就不免埋怨丈夫几句：“我1940年开始帮你为党工作，你不发展我入党，弄得我解放后才参加工作。请假看病，你又要我退职，你真比延安进城的干部还认真！”
解放前，在上海专作股票生意的杨长康，人称怪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四虎之一”。在股票市场，只要他去问哪支股，这支股就立刻会涨起来。至今国际股票市场交易中，有好几个专用术语，还是杨长康首创的。他30年代就认识了卢绪章，对卢的气魄、为人十分敬重。解放初，当他得知卢绪章是共产党已返回大陆后，他立即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股票，以所得巨额现金买了一条轮船，装满一船货，自己随船，直开天津……
1978年11月，包玉刚和阔别了十数年的卢绪章在北京重逢。包玉刚对卢绪章说：“阿哥，你干旅游局局长，我国内旅游事业不干，拿出1000万美元，捐一个饭店给你；另1000万美元，捐助上海交通大学盖一座现代化图书馆。”这就是后来的兆龙饭店和包兆龙图书馆。1984年，包玉刚在已是宁波市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的卢绪章建议下，又一次捐赠5000万人民币，为家乡宁波建了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综合性宁波大学。还有后来的兆龙学校、宁波北仑港区的建设规划、宁波钢铁厂的外资引进……都是卢绪章牵挂于心的事。卢老以个人声誉，为宁波与港澳地区、海外侨胞，铺设起一座月宫折桂之桥。
1978年，卢绪章出任旅游总局局长伊始，为解决旅游住房紧张的窘迫局面，力排众议，冒着风险决定引进侨资、外资，搞合资项目。在邓小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第一批合资项目，共六座饭店——北京的建国饭店、长城饭店、广州的白天鹅饭店、南京的金陵饭店等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