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历史有厚重感,从这些决定晋王朝国运民生的话语上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一语兴邦,一言败国。要怎么看待谏言,要怎么听取谏言才有效,这成为历朝历代掌政者的一道考验题。
古人云:“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在我看来,谏言是一种财富,批评是一种促进。谏言连着百姓,连着真正的民情国情,也是国家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掌政者有没有闻过则喜的胸怀,兼听则明的态度,有没有闻过则改、从善如流的勇气,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假语村言”,也不会去欣赏那种“女娲炼石己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晦涩隐语,他更希望听到的是反映民生疾苦无须粉饰的真言真语,更希望感受到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众充分传递的真知灼见。
隋炀帝对待谏言的故事成为笑话,他曾经公开说过,我不喜欢别人提出批评的意见,那些地位高还想借此批评我来博取清名的家伙,我是很看不惯的。至于地位低的人批评我,我虽然可以稍微原谅,但最后也不会放过他。
《旧五代史》记载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朱温的儿子朱友贞算是一个有才情的人,他哥哥谋弑篡位之后,他听从谏言联络军阀,交通藩镇,收买朝中大臣,缜密细致,滴水不漏,尤其是他争取到大军阀杨师厚的支持,可以说是高明非凡。但仍然是同一个人,朱友贞在取得帝位之后不足百日,竟然糊涂到听取谋臣赵严等人的建议,自断臂膀,废黜魏博六州节度使,结果引来藩镇叛乱。以藩镇立国的后梁从此陷入不间断的军事纷争,仅仅十余年,朱友贞身死国灭,就连头颅也被后唐庄宗刷上油漆,带回太原,藏在太庙里。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要不要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千古难题。
很多年以来,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真话难行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说真话的舆论环境受到了“权力场”和“金钱场”的影响,其中以严重的“权力辐射”最为突出。为保住个人利益,假话在官场早已成了求官、谋官、升官的护身符。
但即便如此,说真话的人还是层出不穷。因为他们知道,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国运的衰败;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百姓的劫难。于是他们不顾得罪权贵,不顾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为国呼吁。说大了,这才是中国的脊梁,说小了,这就是人性的本真。
历朝历代那么多的诤臣,他们都在践行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假话与昏庸最近,与奸佞最近,与腐败最近,而真话与百姓最近,与良知最近,与真理最近!
西晋的王豹说了真话,被司马皇亲在闹市区乱鞭打死,下场令人唏嘘。现实远比劝谏的结果要复杂,后果远比人们的情怀要残酷。对此,民国时期的蔡东藩为王豹鸣冤:“逆耳忠言反受诛,臣心原可告无辜。临刑尚订悬头约,犹是当年伍大夫。”王豹的心路历程,何尝不是在展现我们的人格、人性,以及自身价值观能否得到坚守这个命题?
这一切答案,都在这本让人读后不禁掩卷长思的《晋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