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聚会,依旧是王元茂主持。已经七十多岁的他对郭强时隔四十年回乡一事非常激动。也因为爱好文艺,当王秀霞通过宁桂香通知到他时,他立刻张喽起来。
“四十年了,况且人家郭强大老远从城里来,要有录像、照相,要做一面锦旗,锦旗上就写:‘知青郭强不忘初心,四十年不忘众乡亲’。每家每户要送给他点东西,三五斤就行,苹果、地瓜、花生都可以,我准备送佛手,是我自家种的。他不要归不要,哪怕是扔了,咱们的心意也到了。”在郭强到来之前,他去宁桂香家,特意叮嘱要办好这件事。
他心里十分愿意组织这次活动,但又有些不好意思,他曾犹豫地对王秀霞讲:“我能行?”
王秀霞回道:“你肯定行,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在组织聚会的过程中,他想方设法鼓动大家的情绪,不断地向王秀霞确认道:“这样行不行?”
果然,他主持得别有新意,为聚会的气氛添色不少,王秀霞对此很满意。
“是你重用了我。”他谦逊地对王秀霞讲,七十多岁的他是竭尽全力了。
王秀霞那时在大队红医站工作,被称为“赤脚医生”;宁桂香是王恒臣的媳妇,是个说话办事利索的人;王春娥是王屯社员。这三个人是年龄最小的,王秀霞安排她二人一起做通知工作,三人都很尽力。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很多人家都没有联系方式,可由她们通知的人,除了因病实在不能来之外,都到齐了。
轮到大队党支部书记韩延江讲话了,他是郭强接触的第一任书记。八十六岁的韩书记,是李书记的前任,也是他派郭强到生产队的。他的相貌不像是农村的基层干部,更像是机关领导,他说话逻辑性、政策性很强,又总是一副不温不火、不紧不慢的样子,给人一种很正统的感觉。过去如此,现在仍没有太大的变化。
一九七五年,郭强在王屯。
“你的作用是什么?派你到王屯干什么?是当一个普通社员、一个劳动力使用吗?”韩书记批评郭强道,这番话也说了不止一次。
“我虚心接受再教育,天天坚持和社员一样出工。”
“孩子,王屯缺你一个劳动力吗?这样下去,你何时才能成长?”
十八岁的郭强懵懵懂懂,弄不清大队党支部派他到王屯去干什么、该怎么干,甚至对于农活,他还云里雾里。初任队长时,郭强很被动,工作也做得一塌糊涂,受到了一些社员的嘲弄,他很孤独,仿佛处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
不懂农业知识,却要领导一个五百多口人、近百名劳动力的生产队,自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矛盾。郭强能够坚持下来,是离不开大队支持和指导的。
让郭强受益匪浅的是,在王屯他认识了中国底层的劳动人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逐渐学会了农活,身体健壮起来,也学到了实用有效的工作方法,积累了很多难得的教训和经验。
韩书记经常让郭强到家里来,或到大队门口的院子里等他,他找郭强谈了多次话,从工作谈到农活,从方法谈到政策。
当时传说要把郭强调回青年点,降职为民兵排长,让韩书记否决了。他是郭强成长的启蒙人,也是郭强敬重的长者。当年他四十二岁,是个有城府的人。
郭强对他又敬又怵,也把他当作难遇的知己,两人之间没有过多情意浓浓的话语,也没有半点私心杂念。
一九七五年末,还是副队长的郭强在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到县里参加“四级干部会”,是学大寨、鼓干劲的动员总结大会,王屯只有一个参加会议的名额。那时,有一种说法是:“算盘一响,更换队长。”韩书记这是相中了郭强,准备下一年让郭强当队长。
参会者住在县城普兰店,早上改善伙食,每人两个大锅比子,就是油炸的,类似于油条的面食。两个锅比子有两斤多,一般人都吃不了,而郭强个子高,食量自然也大。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个后,见大家第一个都没吃完,就放慢了速度,两个显然不够他吃,只好多喝些豆浆来充饥。
“啪”的一声,韩书记把一个锅比子扔到了郭强的碟子里,还不言不语地虎着脸。他面色黑中透红,本就严肃的脸上总不见笑意。四十岁左右正当壮年的他肯定能吃得下,但他故意板起本就令人打怵的面孔,仿佛半强迫着让郭强吃下去。郭强不敢不要,含着泪水吃了第三块。
“他没吃饱,肯定没吃饱。”郭强在心里嘀咕着。
开会期间,晚上还招待大家看电影,放映的是《春苗》,地点在县城普兰店盐厂俱乐部。散场后,郭强跟在韩书记背后,赶往他们在县农林局的驻地。那时郭强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韩书记背后,就像小孩跟在大人的后腚。郭强还兴奋地哼着《春苗》里的歌曲。
到县里开会,吃得好,住得好,每晚都有电影看,会议内容也鼓舞人心,一切都是充满激情、积极向上的。因心情大好而东张西望的郭强,没跟上韩书记又急又快的步伐,掉队走丢了。
普兰店县城到处都是一片漆黑,唯一有亮光的地方就是铁路线。红、绿色的灯照在铁轨上,一闪一闪不停地眨着眼。
郭强找不到农林局了,年少的他在不大的普兰店县城里慌乱无措,只好四处乱转。韩书记带着一同去的七个生产队长,沿着县城的大街小巷呼喊了半宿,凌晨两点才在火车站里找到了郭强,带他回到了农林局。
“睡觉去吧。”
其他人见到郭强多有责怪,甚至是气愤,毕竟大家担惊受怕了一宿,都没睡好觉,唯恐郭强出了什么意外。可韩书记只拍了拍郭强的肩膀,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韩书记就是这样憨厚又稳重的人,他对待郭强像自家孩子一样关心爱护着。
王秀霞说:“韩书记是一个正派、有礼节的人。”这也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评价。的确,他做什么都是默默无闻的,从不张扬。后来,他调到公社农机站当站长,现在年纪大了有女儿帮衬着,过着满足的生活。虽然每月的退休工资还不到两百元,他也没有再多奢望。
当通知他来聚会时,他激动又忙不迭地说:“郭强回来了!我去,一定去!”其实,他是很少出门的。八十六岁的他已经很少走路,也走不动路了。
“我行,我去,我一定去,我能走。”
王秀霞让郭强开车去接他。他就在家里等着,穿着整齐的衣服,满头白发梳理得利利索索,脸上不再是年轻时那副严肃的模样,只剩下慈祥和蔼的笑容。
他实在走不动,只能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外屋地上放着两箱苹果,是他费了心思准备的,要送给郭强。
“这是瓦窝苹果,你当年吃过的。自家种的树,不花钱。”郭强没有拒绝,否则会让他老人家伤心的。
到了聚会的饭店,大家纷纷上前握手问候,真诚地嘘寒问暖。他在王家大队是有名望的,也是问心无愧的。
郭强四十年没见到他了,总想为他做点什么,来报答他,但郭强也知道,无论做什么他都会拒绝的。从来到乡村直到回城,他从来没找郭强办过一丁点的事。无论生活上的拮据,还是工作中的困难,家里家外的事他都没找过郭强,他不图郭强报答。
如今,他勉强支撑着参加聚会。韩书记腰腿本就不好,年纪大了更经不起折腾,不适合太过兴奋的场面。做医生的王秀霞说,他的脸色不好,需要休息了。
一帮人把他扶到车上,郭强紧紧握着他的双手,满心酸楚、无奈。这一别,也不知何时能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