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高地（Highlands of Scotland）的行程，前后两晚均入住位于格拉斯哥（Glasgow）市区东南边缘的一个快捷酒店。苏格兰有极其悲壮的历史，苏格兰高地有异于不列颠岛大多数地方的奇美景物，可写的东西确实很多，一开始并未太在意酒店的所在地。可是，在进入苏格兰高地腹地之前的洛蒙湖畔拉斯小村时，我偶然读到一本名为《苏格兰历史》（Scottish History）的小书。这个2014年刚刚出版的小册子，大概手掌大小，内容很是简约精练，其中有一章（也就是一页）标题为“红色克莱德河岸”（Red Clydeside），题目下面的图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红底橙色镰刀斧头红星图案。突然间想起，这两晚下榻的酒店旁，不正是有个斯特拉斯克莱德湖（Strathclyde Loch）以及克莱德河（River Clyde）吗？这倒引起了我对于克莱德河以及格拉斯哥市的兴趣。不过，实际上除了入住酒店坐落于格拉斯哥域内，我还未有更多机缘近观详察这座城市。
格拉斯哥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在整个英国号称是仅次于伦敦和伯明翰的第三大城市（有争议，例如曼彻斯特或利兹）。这座城市，自工业革命以来，拥有无限荣光，曾经是大英“帝国第二城”，继伦敦和巴黎之后第三个人口达到百万的欧洲城市。同时，这里也人文荟萃繁盛，杰出人物辈出，科学家瓦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相托尼·布莱尔、詹姆斯·戈登·布朗以及各类明星等可以罗列一大把。这样一个具有显赫历史的城市，离不开“母亲河”的哺育，此即克莱德河。这条蜿蜒176公里的苏格兰第三长河，在格拉斯哥奔入克莱德湾，融进爱尔兰海。
18世纪英国城市及其经济的迅速扩张，引起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教授的关注与思考。1774年，他推出传世名篇《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作被中国清末的启蒙思想家、1879年毕业于伦敦皇家海军学院的严复首译为《原富》）。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确立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却从中看出自由经济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用亚当·斯密的观点培植“红色种子”，推导出计划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救治药方。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当然不能简单认为“红色克莱德河岸”是此枚“红色种子”的开花结果，可是它们都与格拉斯哥有涉，将其关联一下也未尝不可。事实上，“红色克莱德河岸”被作为英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政治激进主义时代的代名词，俨然是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以及克莱德班克（Clydebank）、格里诺克（Greenock）、佩斯利（Paisley）等的共同地理标志。“红色克莱德河岸”的历史，也构成大不列颠，尤其是苏格兰劳工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段历史，从20世纪初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其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可见。当时的报纸使用“红色克莱德河岸”指称这一劳资及政治斗争时期。1911年3—4月，11000名克莱德河岸纺织机器工厂的工人罢工，抗议劳动量剧增而工资减少，劳资之间产生剧烈冲突，资本家开除数百名工人及其领导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英国共产党首任主席阿瑟·麦克马纳斯（Arthur McManus）。1919年，大量社会主义者高举红色旗帜聚集到格拉斯哥的乔治广场，引起政府恐慌，政府甚至调动军队应对。在这一过程中，“红色克莱德河岸”的工人开始组织化，发展成为工人政治团体。1919年8月28日列宁在《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中，对当时英国格拉斯哥克莱德地区的工人委员会给予肯定性的分析。
阶层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导致“红色克莱德河岸”的政治斗争绵延不断，可是苏格兰并没有因此发生革命，斗争总体上限于和平与妥协的方式，并部分地诉诸体制内的选举框架。1922年，不管其是否可以没有争议地代表工人，工党首度赢得苏格兰多数议员席位，开始创造新的政治图景。一些“红色克莱德河岸人”（Red Clydesiders）进入下院等权力机构。
直到晚近，格拉斯哥仍然时不时因为政治与产业领域的斗争而出名。那段关于克莱德河岸浓墨重彩的传奇过往也成为格拉斯哥的显著特质，卓然独具苏格兰的左翼特质。相应的，“红色克莱德河岸”的时代遗产仍然对英国当代政治具有影响力。“红色克莱德河岸人”的故事，仍然具有现实的政治驱动力。在1989年格拉斯哥的中期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SNP）的候选人亚历克斯·尼尔（Alex Neil）即自称“新克莱德河岸人”。
与“红色克莱德河岸”遥相呼应，就在泰晤士河入海口的伦敦市，有一座葬有众多名人的海格特公墓，伟大的马克思即长眠于此。根据我所看到的有限材料，“红色克莱德河岸”的故事与马克思之间，似乎并无直接关联。可是当我漫步克莱德河岸数周后，来到伦敦北郊海格特瞻仰马克思墓，却自然地浮想联翩，透过具象空间转换来审视抽象的精神链接。
这是一个天气阴沉的冬日。辗转几条地铁，再花费4个“胖子”（我们赋予英镑的诨名），才能进入林木繁茂、小径通幽的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位于海格特公墓的深处，却因为伫立有马克思雕像，很是显眼。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高高宽宽的雕像底座上，刻有震烁人心的“金色”的至理言论。最上面两行，即《共产党宣言》的卷末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是如此巨大地影响了此后人类的发展进程，引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低潮时期、更在西方资本新危机时期，引发无数思想者的持续思考。最下面的四行字则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此句来自马克思1845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卷末语，与战斗檄文式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互补互证，发人深省。
生于德国、奔走于欧洲多国、终逝于英伦的马克思，很清楚地知道他与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会对当世有多么大的批判力以及对后世有多么大的建构力，可是他恐怕想不到，时间流转到了21世纪，每年每月竟然会有如此众多的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不远千山万水来到他的墓前凭吊和瞻仰。我们不能说这些造访者都是基于信仰，可是我们不能否认内里的精神牵引。
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3月14日，享年65岁。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所说：“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所幸英国比起欧洲大陆，多了那么一点点包容，或者说后知后觉，马克思因此在雾都伦敦获得容留。此时期的马克思仍旧困顿不堪，却不影响他沉浸于大英博物馆，创作出《资本论》等皇皇巨著。可是，或许正因为《资本论》的批判力深入骨髓，马克思因此耗费太多的精力，生命终止于思想的盛年，令人唏嘘。
可以说，百余年以来，盛衰交替的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历经“红色克莱德河岸”的是非曲直，成为苏格兰乃至英国政坛左右之争的独特现象。一个资本主导、阶级与阶层分立的现代社会，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一定延续耐人寻味的保守与激进之双重变奏。这种变奏的内在逻辑，则需从英国的另一红色符号——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等论著中获取解释线索。因此，我以为，在克莱德河与马克思墓的隔空遥望中，自有一种批判精神、一种饕餮思想、一种宏大理想穿引接连，连绵不绝。
（王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