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顺治年间利用异姓结拜弟兄反清与清廷的对策
在我国历史上，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异姓弟兄之习俗由来已久，迄明代更加兴盛，但多为江湖侠士所为，尚鲜有政治内容，故在清代以前尚没有针对异姓结拜弟兄的律例。清初，虽有异姓结拜弟兄活动，但最初亦无与主流社会相对抗之行动，尚未引起当权者的关注，故顺治三年参照《大明律》制定的《大清律》中，亦无惩处异姓结拜弟兄之内容。旋因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多“纵横乡曲，良民受其害，有司不敢谁何”（注：周在浚：《行述》，见《赖古堂集》附录，清刻本。），朝廷始颁布禁令：“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注：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奸徒结盟”。）
后来，满洲统治集团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大肆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强迫汉族人民剃发易服，强行圈占汉族人民的土地建立农奴制庄园，强迫因圈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向霸占农民土地的庄园主“投充”，成为满洲贵族的农奴；对于不堪压迫和剥削而逃亡的农民，则利用“逃人法”加以追捕迫害。1646年颁布的“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刑一。）“逃人”是农奴主的财产，所以仅处以鞭刑，而隐匿者却要被处死。特别是清军在江南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量屠杀汉人的事件，导致满汉矛盾激化，利用异姓结拜弟兄组织的反抗活动随之加剧。各种反清势力也往往利用“歃血盟誓”来增强内部凝聚力。顺治五年，江苏如皋县王锡周等聚众结盟，以“大明中兴”为旗帜。据江苏通州北四十里乡民司塘胡瑞、薛保等报称：顺治五年三月初十日，江苏如皋县界内草观音堂忽树大黄旗二面，上书“大明中兴”四字，聚有二百余人，手执器械，呐喊扬兵，见有李新国、李光国、周养国三家，备饭六甑，酒六坛，猪一口，抬至草观音堂犒赏。众人扬兵到晚，又有二人跪禀，口称请都督老爷回营，各兵俱散，止有二十余人齐至李新国、李光国家内去讫。前四月二十二日，又至杜家观音堂，聚有五百余人，亦竖前旗。摇旗放炮，歃血结盟，各领札付。当有杜芳洲、杜仓洲备设猪羊香案。拿香者乃身长大汉，口内祝赞，俱系外路人声音。身问彼同伴司正阳、李四，此系何官？彼答曰：此系明朝中兴王都督。内有第二人亦系大汉，与众人对天盟誓，身见为首方面微须，众人俱称为王道爷。身又问司正阳、李四，此系何人？彼答云：此系王锡周。众人歃血已毕，见有各家抬饭十甑犒赏兵士。酒席之内议破通州，王道爷云：欲破通州，必须里应外合，方可成事；我领一百好汉先去埋伏通州，况今狼山营正在招兵，我将一半投入他营内，一半四散埋伏。当晚议定，传令各散。（注：参见揭帖，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陈之龙奏，顺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3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这段史料，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汉族人民如何利用歃血结盟方式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
顺治十三年，明宗室朱存梧等纠人结拜弟兄，进行复明活动。朱存梧是明季陕西省西安府永寿王传袭二字王爵，顺治六年由陕西潜至贵州，投见南明永历帝，称要“中兴明室”，领有龙边票一张。顺治八年来至湖北郧阳府，住在房县南明韩王处，旋由南阳禹州到陕西潼关。顺治十二年末，他借“访贤”为名，在河南等处布散札付，“架言中兴，招摇惑众”，并与韩标等五人结拜弟兄，立誓“有官同做，有马同骑”。朱存梧被捕后招供：“明季时系陕西西安府永寿王传袭二字王爵，自清朝定鼎，天下归心，存梧自当顺天安命，尊化为民，就不合妄生逆念，于顺治六年间，在陕西从伪总兵姓贺的，潜身至贵州省下投见永历，说要中兴，领受有龙边伪票一张，无龙边伪札四张，又空头伪扎二张，连接会兵。至顺治十八年间，自南方来到湖广郧阳府房县，山（小？）住半年，与韩伪王相处。他是一字王，存梧将关防一颗寄在房县韩伪王处，未曾带来。后离了房县，由南阳禹州，又到潼关陕西，接连潼关兵丁二百名，拐河山响马一千名，俱有马匹。存梧所带公印三颗，关防二十三颗，于顺治十二年腊月内，俱发于明季镇国将军朱景元，携往陕西三边各处会兵。存梧乃借‘访贤’为名，在河南等处布散伪札，架言中兴，招摇惑众。纠合在官贼徒韩标，并在逃张玉即尚玉号美吾即宝鸡张，各不合同先存今病故吴成、李进辉共五人结拜弟兄，誓称‘有官同做，有马同骑’，各处会人，谋克洛城。”“兵丁王文基即宋龙，系湖广人，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原与存梧在东关空窑内结拜过弟兄。存梧一行五人，有韩标及已死吴成并脱逃李可凤、宋大玉，约定有十五日起手，宋龙勾引存梧先进城内，在酒铺吃酒，后到刘光钦家窝住，俟二更举事。”（注：题本，刑部等衙门尚书图海等题，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208～213页。）清廷鉴于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多演变为以“复明”相号召的武装反抗组织，尤其是发现竟有明朝宗室参与，遂加重了惩处力度。顺治十八年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注：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奸徒结盟”。）
清朝统治者把打击和钳制汉族人民的反抗活动作为一项重要政策，不仅对一般的异姓结拜弟兄活动加以禁止，就连一些文人所结的诗文社也未能幸免。清初以来，许多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对清朝政权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清王朝取代明王朝不仅是“亡国”即王朝更迭，而且是“亡天下”，即中原汉族的天下被边疆的“异族”所侵占，因而具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不过，其中除了少数人曾经聚众起事外，大多只是采取结诗文社的方式，通过吟诗著文来抒发对前明故国的怀念之情和对清朝统治的蔑视。“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据谢国桢先生研究，不仅大江以南，就是大河以北，也多有士子结社之事。而这些士子结社，许多并非仅仅在吟诗，而是时刻梦想恢复明朝统治。“诸君不要以为明季志士仅仅进楚囚对吟，就算了事，他们一遇机会，仍将还是想恢复神京。”（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2页。）所以，清朝当局下令禁止士子结社，规定：“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注：徐珂：《清稗类钞》，36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在清朝统治者的严厉打压下，汉族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分化，不少人投降清政权，或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融入统治集团；少数人坚持拒绝同清廷合作，只好噤声，成为沉默的群体，个别人干脆出家当了和尚。
第二节 康熙朝对惩治异姓结拜弟兄律例的修订
康熙朝前半期，各地异姓结拜弟兄的活动频仍，不过，这些活动很少见于史料记载。我们仅仅能从康熙年间修订的《大清律》中，了解到异姓结拜弟兄活动的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康熙十年之前，清朝当局仅仅把异姓结拜弟兄活动看作一般的“杂犯”，未加重视，所以鲜有相关史料留存。康熙十年起才把这些活动归入“谋叛未行”的政治性案件。加上康熙朝前半期各地不断出现武装反清活动，清政权尚未巩固，当权者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镇压武装反抗活动方面，各地官员也就很少奏报一般性异姓结拜弟兄活动的案件，所以档案和官书中鲜有这方面的记载。
顺治朝虽然颁布了禁止异姓结拜弟兄的条例，但在顺治三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中，尚无惩处异姓结拜弟兄之专条。为此，康熙三年刑部题准新例：“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杖一百。查此款律内未载，今酌议得，凡异姓人结拜弟兄杖一百，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余各杖一百，相应入律。”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奉旨：“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著即正法。”（注：康熙八年题定《新颁律例》卷一，康熙三年新例，转引自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18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康熙七年对异姓结拜弟兄者的惩处稍微减轻：“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应正法者，改为秋后处决。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仍照例鞭一百。”（注：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奸徒结盟”。）康熙八年刑部新颁律例：“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旋奉旨改为：“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著即正法。查此款因歃血盟誓结拜弟兄为非，所定相应，仍留此例遵行。其立决改为监候，秋后处决。如无歃血焚表盟誓，止结拜弟兄者，照依原定，鞭责一百可也。奉旨：依议。”（注：康熙八年题定《新颁律例》卷二，康熙八年新例，转引自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182页。）
康熙十年题准：“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注：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奸徒结盟”；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七十九。）康熙十二年将此条修订为：“凡异姓人结拜弟兄，未曾歃血焚表者，为首杖一百，为从杖八十。”对“歃血焚表”者，仍“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注：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奸徒结盟”。）。这说明清朝当局对结盟时是否“歃血焚表”格外重视。这次修订的《大清律》，把以往仅仅作为“杂犯”的异姓结拜活动归入“谋叛未行”罪，成为政治性案件，加重了惩处力度。法律是现实的反映，当权者不断修订有关惩处异姓结拜弟兄的律例，说明当时这类活动仍相当活跃。
康熙十年修订的《大清律》之所以认定“歃血结盟焚表结拜”之人“殊为可恶”而“著即正法”，这是因为：第一，满洲统治者如努尔哈赤等皆熟读《三国演义》，借以学习书中的兵法与谋略，并注意到刘关张桃园结义的重要性，因此对于汉人歃血结盟特别警觉。第二，满洲贵族向来重视歃血结盟这种仪式，清入关前，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与蒙古科尔沁奥巴台吉结盟时，就有这种仪式。结盟时“宰白马黑牛，焚香献牲”，二人行三跪九叩大礼，“宣二誓文焚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在新皇帝即位时，诸王与大臣也要盟誓。天聪九年皇太极即位时，大贝勒代善盟誓曰：“代善誓告天地，自今以后若不恪守忠贞，殚心竭力，而言与行违”，则“天地谴之，俾代善不得善终”（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六，天聪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可见满洲贵族对于歃血结盟焚表仪式之重视，因此对汉人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事件也就更加警惕。
康熙十八年，康熙帝特谕刑部，将定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刑部详加酌定，以便将律例划一。（注：参见雍正朝《大清律集解附例》卷首。）刑部遵旨编纂《现行则例》，于康熙十九年刊刻，有关惩处异姓结拜弟兄的条款也被载入，各地官吏也随之对异姓结拜弟兄者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福建总督姚启圣于康熙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在福建发布《严禁纠结社党》的告示：“漳郡恶俗，尚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纠结投诚员兵、劣衿、练长、衙役及一切流棍、讼师人等，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人，歃血誓盟，武断乡曲，生端寻衅，扎诈善良，通线作奸，擒人勒赎。”为此告诫纠结社党者：“嗣后务要速行解散，各安生业，本部院姑宽追究，嘉与维新。如敢怙终不悛，仍然纠结社党，恣意非为如前所指诸事，或被首告，或别访闻，定行严拿，俱照光棍新例正法。倘父兄邻佑纵容不举，查出一体坐罪。”同年十月，再次发布告示，禁止结盟拜会：“近闻闽省各属，多有穷凶巨棍，自称大哥，歃血盟誓，结拜兄弟，或一伙有百十余人，或一伙有三五百人。凡讼师衙蠹以及投诚弁兵，无不联为党羽，恃势咆哮。因而骗害乡村，横行里闬，乘睚眦之隙，此殴彼攻。侦富厚之家，东讦西诬。根蒂久深，网络四布，良善莫得安生，有司不敢过问。”为此，告谕“阖属军民人等知悉：嗣后各宜循分守辙，爱惜身家，凡有结盟，速行严拿，照新例概置死法。父兄邻佑纵容不举，从重治罪”。同年十一月，又重申禁止结盟之事：“近访漳属各乡，黄口竖子学无赖少年，串交各营兵丁，联络村庄地恶，纠合立社，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人，设酒歃血，名曰结盟。自恃有党有羽，可以放胆横行。于是咆哮闾里，欺虐善良。甚而或合伙执械，昏夜剽掠，或兴贩货物，偷越出界。为乱之阶，实有余此。”因而警告结盟拜会者：“示后务须作速解散，痛改前非，各安本分生业，该父兄亦须谆谆告诫。如再有无赖之辈纠结盟党，恣肆非为，一经发觉，定即严拿正法，父兄邻佑一并治罪。倘有营兵入党朋奸，查出即以军法从事。”（注：姚启圣：《忧畏轩文告》，康熙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姚启圣《忧畏轩文告》共4卷，收录在《闽颂汇编》（40卷）之中，最早的版本是康熙刻本，现收入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二辑，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说明当时福建各地异姓结拜弟兄之风依然盛行。
康熙二十八年，刑部应广西道监察史盛符升之请，将包括载有禁止异姓结拜弟兄条款在内的《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例》。（注：参见《清史稿》志一百十七，刑法志一。）
康熙朝尽管一再查禁异姓结拜弟兄，然而，此类活动却仍屡禁不止。康熙末年，福建惠安县出现“南斗会”与“北斗会”，前者有会众数百，后者有会众上千，首领名陈令。北斗会之人皆穿宽头布鞋，上绣一大蝴蝶，着家丁、打手的服饰，有二十个纽扣。两会均以十人为单位，凡能纠集九人听其指挥者，即成为头目。两会系土豪为首之结社组织。对于这些结会活动，当局依然按照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有关律例加以惩处。
雍正三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规定：“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结拜弟兄，为首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据吴坛考证，该条系雍正三年九月刑部议覆太常寺条奏定，雍正三年律例馆奏准附律。（注：参见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