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论儒者分类
解题
《超奇》对儒者进行了分类。按照知识、才能从高到低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儒生，“说一经者为儒生”，儒生不能博览古今。第二类是通人，“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通人读书多，但不能应用。第三类是文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文人可以写文章，但不能“兴论立说”。第四类是鸿儒，“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鸿儒论说古今，著书立说，影响后人。因此，教育要培养“鸿儒”。这种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思想是有深刻现实意义的。
选文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言，审定文读[490]，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491]也。杼[492]其义旨，损益[493]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494]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495]方药者，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496]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497]，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498]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499]。孔子得史记[500]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501]思自出于胸中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衍传书[502]之意，出膏腴[503]之辞，非俶傥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504]。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505]，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故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506]，文轩[507]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缊[508]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509]，长狄之项跖[510]，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说名于儒门，过俗人远也。或[511]不能说一经，教诲后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512]，称为经明[513]。或不能成牍[514]治一说[515]。或不能陈得失，奏便宜[516]，言应经传[517]，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518]于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519]，若司马子长[520]、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521]。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522]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523]，极窅冥[524]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525]，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526]。
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杨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527]，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528]于玉，钻龟者知神于龟[529]。能差众儒之才，累[530]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531]，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532]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533]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534]，人之杰也。
有根株[535]于下，有荣[536]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537]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538]。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539]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540]，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541]；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
文有深指[542]巨略，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绁[543]，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544]之业也，诸子之传书[545]，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丞相之端见[546]；孙叔敖决期思，令尹之兆著[547]。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548]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铦[549]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550]之俊也。
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551]。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552]也。且浅意于华叶之言[553]，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554]，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
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555]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556]；虞卿[557]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议；《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558]；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论》共一思[559]。观谷永[560]之陈说，唐林之直言，刘向之切议，以知[561]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562]，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563]；邹阳上疏，梁孝开牢[564]。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
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565]？岂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566]，使州郡连事。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纪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567]，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568]矣。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569]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570]也。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571]，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史公《表》、《纪》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前世有严夫子[572]，后有吴君高[573]，末有周长生。
白雉贡于越，畅草献于宛[574]，雍州出玉，荆、扬生金。珍物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575]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576]，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577]者，屈原[578]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未论列者，长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华、岱[579]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为渎[580]者，华、岱高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贤，舍而誉他族之孟，未为得[581]也。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于鲁之义也[582]。
俗好高古[583]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584]。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于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585]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586]，睹非，却前退置于后[587]，见是，推今进置于古[588]，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班叔皮续《太史公书》[589]，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590]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591]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592]之谓也。苟可高古[593]，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周有郁郁[594]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庭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庵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595]，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596]。天晏，列宿焕炳[597]；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598]，徐乐、主父偃[599]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600]，诏书斐然[601]，郁郁好文之明验也。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602]；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603]。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604]之谪，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宠乎？
【出处】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论衡》，北京，中华书局，1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