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贾平凹对于西京古都的社会文化背景，似乎十分着迷，从赌博、算卦、婚礼、丧礼、集市、鬼神之事再加上现代人际关系，人情的物质化等等，都有出神入化的描写。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为了让庄之蝶和他的情人唐宛儿去集市买一只鸽子，他居然花了好几页的篇幅把集市上所有的土产包括蟋蟀之类都描写了一通。这种不厌其烦，自然表现了作者对西京风俗、地方文化价值的重视和玩味；但是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描写其文化价值和小说的艺术价值产生了矛盾，因为许多文化场景和人物心理、情节的发展并非有机统一的，而是游离的。至于作者最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从性格来说，虽有一定广度，但过分集中在男女之事上面，因而显得和作者的原意有些出入。本来，从****的放纵导致失败，在这种失败中透露出他精神的毁灭，故此书名叫做《废都》，其意味是一片文化废墟上的精神破产。但是这仅仅是小说结尾时透露出来的意味，可在具体行文中，作者对于性关系的描写又缺乏某种超脱性，因而显得很矛盾。贾平凹似乎在“灵与肉”之间彷徨，这个主题在新时期文学中早就有了张贤亮的《灵与肉》作为先导，后来又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为后继，都不失一种严肃的探索，主导方向是灵对肉的控制不可缺乏。而到了贾平凹这里，灵的神圣性已经不足以和****对抗，只剩下逃脱到空门中去的一条路。可那个逃入空门的尼姑慧明也打了胎，并且在用“生发灵”。这样一来，连逃脱的净土都没有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心灵的“废都”。
在对待灵魂道德的问题上，贾平凹走得是很远的，可跟他相对照的是刘心武。
刘心武为了他的道德的义愤，不惜牺牲艺术审美的超脱性；而贾平凹则为了他所追求的文化价值，甚至商品价值，牺牲了他的道德责任感。两种牺牲都是不理想的。
19.《废都》应把两个女人合并为一个
这十几年来，中国文坛引进了西方许多流派的文论，这给正统文论以莫大的冲击，也给中国当代文论带来新鲜的活力，一批应运而生的新一代的文论家给中国当代文论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繁荣的景观。面对同样一个作品和文学现象，评论家从未有像今天这样的多元选择，从基本前提到理论范畴都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当代文论总体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在短时间的大量引进，未免有点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许多青年评论家还沉浸于获得新的视角和使用新范畴（或话语）的兴奋之中；对于新理论新话语的不足，则一时未免有听忽略。反过来说，他们对于传统文论那些宝贵的基础常常表现得粗心大意。
西方文论的好处在于它在宏观上的自由开阔和多元选择的出奇制胜。但是也有弱点，那就是往往耽于思辨，常常以脱离创作实际而自炫，而实际上是自我禁锢，甚至是自误。因而在美国大学里，文学创作课程的讲义，要么是玄学意味颇浓的纯粹思辨，要么是连经验性的系统化都不足的作品分类选编。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论中本来有些介于纯思辨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理论，例如说，人物性格，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应该是相当丰富的，在丰富的多方面的表现中又应是有机统一的。早在50年代，何其芳先生就提出过人物性格应该有一个主要突出的特征，这种特征几乎可以成为人物全部性格的标志。例如阿Q的精神胜利，哈姆雷特的迟疑，堂.吉诃德主观理想主义的执著。为了使这种特征突出，往往可以反复表现。无论是贾宝玉的女性崇拜，还是奥勃洛摩夫的慵倦，莫不如此。这个理论自然算不得完善，但也颇能在艺术形象内部找到一些颇为深刻的联系，对文学史的研究有直接的意义。例如，高鹗续写《红楼梦》，原本反对学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而厌恶获取功名利禄的贾宝玉在出家前又去考了一个进士，还为贾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不统一了。在引进新理论新话语的时候，许多年轻和一些并不年轻的评论家多少有一点过度地喜新厌旧，他们在接受西方文论中生动活泼的东西的同时，把西方文论中那种在空洞的概念、术语、范畴中绕圈子的作风也批发了过来。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他们的艺术鉴赏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有时在某些特殊的环节上，他的艺术辨析力可悲地落到历史水平线之下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得不举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例子。关于《废都》的评论已经多得没法说了，争论很尖锐，议论颇纷纭，但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评论从人物性格的内部有机统一和外都主要特征这个理论高度上去评析《废都》的人物，作出称得上是发现的论断。比如《废都》着笔很多的一个人物柳月，本来一出场就有一个鲜明特点——她作为农村来的保姆，酷爱读书，小孩子哭闹妨碍她读书，她就非常果断地让小孩子吃安眠药。这个动作抓住了柳月性格深处的矛盾的核心，写得很有才气。但是很可惜的是贾平凹没有意识到可以挖掘它的艺术潜在量，写到后来把它忘却了，就只好让这个有非凡个性特征的人物去干一些一见名人就上床的俗套之事。到作品后部她更是变得俗不可耐，先是和一个书店的青年恋爱，后来又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嫁给了市长跛脚的儿子。这样一个随遇而安的女人和开头那用邪恶的方式坚持自己追求的人，在性格逻辑上是不统一的。这种艺术上的失误，用西方文论中的不论是存在主义、文化学，还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是无法洞察的。至于那个阿灿，原来也是一见庄之蝶就上床，后来却因为替姐复仇，假装和仇家恋爱，趁接吻时把仇家舌头咬断。其实这与她开头的表现也并不能达到有机统一。如果把给孩子吃安眠药，咬仇家舌头的动作，结合在一个人物身上，那无疑要光彩得多；再加上最后自毁面容，不再见庄之蝶，在性格逻辑上就和谐、深刻得多了。而这一切的理论基础都不在西方而在东方。用这种传统的理论对作品创作论的分析，把评价和创作结合起来，把批评性的论断和建设性的建议结合起来，我想，不仅对读者有利，而且对作家也有启发，更重要的是，可能为批评家与作家的传统对立带来一些和解的机遇。
20.《白鹿原》的艺术破产
前一阵弄得满城风雨的《白鹿原》，其中一个主要人物白嘉轩是一个儒家仁义文化的人格理想的模型，或者说，是一种绝对精神。他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感觉，没有人的感情，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作者的仁义文化概念决定的，他没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情致、行为的逻辑，他的一言一行是一种儒家仁义概念的图解。可是这样的人物居然受到一些头牌评论家的鼓吹，甚至把《白鹿原》当作“史诗”，当作“新时期小说有关‘寻根/人性’的双重话语”的“范例”，“总结了踟年代”，“力图重构整体性的卓绝努力”（引自《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第62页）。
其实，《白鹿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部在艺术上失败的作品，它的失败就在于它的概念化、人格理想化。
《白鹿原》被许多艺术悟性不足、鉴赏力弱的评论家当作“史诗”般来鼓吹，甚至被电视台当作“中国小说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来宣传，实在是评论界在艺术鉴赏方面的一次大出丑。
《白鹿原》之所以号称“史诗”，其原因在于它写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风习的变化。且不说关于“史诗”的理解在许多评论家那里是一笔糊涂账，就算它是“史诗”吧，可在这样的“史诗”中包含的概念图解也太惊人了。作品写到辛亥革命，除了一些表面现象的交代之外，惟一能令读者回忆起来的就是陕西省保皇派军队反攻革命，西安处于万分危急之际，作者搬出一个“白鹿精神”的象征，一个绝对精神的代表朱先生来，用纯粹理性的而且是谈不上雄辩的语言，就令复辟军首脑退回宁夏去了。情况从紧张到转折，完全是《战国策》的翻版，其特点是以理性的机智语言决定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幻。可是《战国策》讲的是雄辩的口才学，它的特点和缺点都在于夸张口才（或辩士）决定一切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任何小说家如果以为靠雄辩的口才可以塑造人物的话，就是不懂小说的三昧。陈忠实在设计这个情节时，犯了一个悲惨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但在于混淆了口才学和小说学，而且把某种传说的单因单果的结构生硬地搬到现实性的（而不是传奇性的）小说中来了。这就像煮了一锅夹生饭，弄得不伦不类。即使是一些鼓吹《白鹿原》的评论者，也不能不感到这种拙劣的历史概念图解至少是不完整、不和谐的，缺乏在情趣上、在艺术的内在精神上的统一性的。因而他们不能不非常委婉地指出：“古典或是写实和讲话式的象征之间也存在着拼凑的无奈。”（张颐武语）这说明作家陈忠实对于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微妙区别缺乏起码的体验，他完全忽略了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规范、不同趣味，正如人的不同血型一样，一旦任意混同，必然导致生命的威胁。我国文艺评论家对《白鹿原》的这种粗糙和笨拙居然表现得麻木不仁，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
其实，《白鹿原》的作者才气平平，从根本上来说，还处于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苦苦挣扎的阶段，他的情致、他的感觉还没有达到超越实用价值和理性观念的层次。在面临宏大的历史题材时，他基本上不能从人物的感觉、幻觉、潜在的动机和独特的情感逻辑出发去表现人物，而是根据概念和历史情势的发展安排人物作木偶式的表演。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需要表现国共分化，于是，白灵和鹿兆海的爱情就因纯粹理性的考虑而解决了。为了表现大革命后一部分曾经革命的队伍沦为土匪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过程，作者就让农民协会的狂热分子黑娃一下子变成了土匪。历史是很复杂的，但人物在这里却简单得既可笑又可叹。问题不在于黑娃会不会变成土匪，而在于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幻觉中进入了土匪这个角色。当不当土匪是历史学家的事，用什么感觉带着什么样的情感去抢劫，正是艺术家需要以他的才华去发现的。这正是历史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区别所在，也正是考验作家才气有无的试金石。肖洛霍夫写葛利高里第一次砍死一个瑞典士兵，为什么又策马回去仔细观察那具尸体呢？这是艺术家在揭示一个哥萨克第一次杀人的感觉。陈忠实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准备。于是他几乎习惯于轻率地摆布人物，突然让人物的行为发生重大转折，而毫无铺垫。最可笑的莫过于让黑娃的老婆在没有多少逼迫的情况下，跑到戏台下一把抓住白孝文的生殖器。这个女人当时的感觉和情感等于零，陈忠实的艺术修养在这里也只能说是等于零。
21.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再评《白鹿原》
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文学、美学、哲学流派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国文坛，对于我国的文艺美学、文学评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我国文坛对于不同流派的西方文论的亲和力是不一样的，有些流派和文论，至今仍然只在少数评论家中有某种市场（如系统论、控制论等），有些流派则在热闹一阵之后，逐渐被作家和读者淡忘了（如意识流、反小说、反诗、反文化等极端化色彩很浓的流派）。在我看来量，这都是正常现象。任何一种外来的流派要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只是影响到为数不多的评论家是不够的，它至少应该影响到一大批作家的创作。任何文艺理论不和文艺创作相结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
在我看来，在80年代引进的西方文论中，绝大多数都将因其未能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血肉的联系而逐渐枯萎。最有生命力的可能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因为这种学说，已经影响到文学创作的情节、结构、叙述，尤其是人物心理的层次的复杂化。其次是文化学，因为它也影响到人物的心理层次，从表层显性结构到深层隐性结构的分化。但是比之性心理学说，文化学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还比较浅。原因在于文学的发展和艺术形式（尤其是叙事文学中的小说）的特殊规律的深层结构还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在许多作家那里还有一点格格不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矛盾。
许多作家由于片面地醉心于文化价值，而忘了文化价值必须通过艺术形式规范的同化才能转化为艺术价值。纯粹的文化价值不但不是艺术，而且可能是反艺术的，因为文化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种族的共同心理状态，而艺术则不但要求民族共同体的普遍性，而且要求有作家个体的特殊性和艺术形式的特殊性的三维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