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城》里最为独特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揶揄和调侃。这种揶揄、调侃，早在鲁迅的小说中就出现过了，在《幸福的家庭》中为温和的同情，而在《高老夫子》中则为尖酸的讽刺。在艺术上这两篇都比较单薄，缺乏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中那种常见的深厚和博大的气象。后来，鲁迅的这种风格为张天翼所继承，但张天翼最好的作品如《华威先生》都不是以深厚见长的。他之所以不深厚，原因在于他过分着重于社会讽刺，而对人心灵本身的复杂结构缺乏探究的兴趣，往往抓住一点可笑的现象以嘲讽了之。张天翼风格中的漫画因素常常把他的人物简单化了。另外一个对知识界小人物有所讽喻的是老舍，但是同样有漫画化之嫌。
但是，他自然是独树一帜的，原因是和巴金、茅盾对知识分子的热情赞颂和客观分析相比，他更有喜剧性的趣味。
钱钟书显然比张天翼更深刻，更执著于描写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状态。他的方鸿渐，既不像巴金笔下的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又没有茅盾笔下的随社会革命运动时而辉煌、时而灰暗的心灵变幻，然而又不像张天翼笔下的知识分子那样虚荣，那样陷于口头与行动之间的矛盾。
应该说，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虽然带着喜剧色彩，可并未因不适度的夸张而变得简单化。他最根本的特点是对于知识分子爱情题材的反浪漫、反滥情倾向，他的爱情主题中没有理想人物，没有为热情而献身的英雄主义，当然也没有被社会压碎的小人物，有的只是知识分子的虚荣和空虚。在对爱情人物的冷峻方面，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前无先导的。
喜剧性对比和细腻的心理层次的展示使钱钟书在表现中国知识分子方面超越了鲁迅和前人，而且在5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在冷峻的喜剧性上望其项背。正因为这样，《围城》可以肯定会经得起未来岁月的考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4.《围城》是男性沙文主义的代表作吗
这几年来在国内引进了不可胜数的西方文论的流派，大都以译介为主，也有用之于文学评论的；但有不少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其特点乃是生硬地搬用西方文论的术语，尤其是80年代中期，“新名词大轰炸”曾经甚嚣尘上。到了90年代初，这种情况有所好转，文风不那么生涩了，但仍然缺乏真正的学术生命，原因是，译介者乃至信奉者都缺乏西方文论本身的那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宏观的大而化之的转述甚易，而要真正和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就相当不容易了。光是用那些理论来解释一下中国文学的任何一部经典就都是一项极艰巨的工程。因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完备的，不可能没有漏洞，这是因为任何理论家所根据的文学经验都是有限的，他的文学观点又都是对于这些经验的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的切入，不可能毫无遗漏地作全面的网罗，形成天衣无缝的构架。
一切理论都以必要的遗漏和重大的歪曲为必要条件，因而对任何理论的迷信，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幼稚可笑的。在引进任何理论之时，最初级、最起码的工作就是盒这些理论和这些理论家所不具备的中国经验相验证。在确认其深刻的过程中，发现其局限，从中找到自己的批判性的、创造性的出发点。
这种创造性的理论自觉，在中国当代新老文论家中是并不普及的，但是这几年来，中国文论家毕竟有些进步。最近在移到香港出版的《今天》1993年第2期上看到了一篇论文：《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中就表现了一种新的倾向，用作者倪文尖的话来说，就是“不满足于坊间一味向外看齐以及相当空泛、泛夸的”文风，而致力一种微观的文本分析，力求解开在某些文学名著文本背后的深刻的奥秘。
倪文尖经过相当细致的分析后得出结论，在钱钟书的《围城》中，作者不自觉地流露了某种男性沙文主义。在整个情节构架中，以一个男性为中心，在他的周围设置了四个女性。第一个女性鲍小姐是主动以肉体引诱了方鸿渐。第二个女性苏文纨则是单相思，她不过是方鸿渐并不认真的情绪宣泄的工具，同时又是引出第三个女性唐晓芙的“结构性工具”。至于第四个女性孙柔嘉，则既无鲍小姐之****引诱，又无苏文纨世俗的社会地位的优势，更无唐小姐的天真纯情；而是以她善于装傻，满脑子鬼主意取得了对男人的控制。因而倪文尖先生认为，《围城》并不完全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表现为一种人生的困境，没有实现愿望的要努力实现（城外的人要攻进去），而实现了愿望的又要冲出来（城里的人要突围），而在全部情节和叙述的视点背后都在显示：“一个男人被女人‘围’进城的故事。”
倪文尖先生用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策略，对《围城》作了叙述学的分析，无疑是很独到的。他比之那些满足于用女权主义、叙述学的术语来自炫，来吓唬老百姓，来输出文化自卑感的同行们，是有才气的。不管怎么说，倪先生多少有一点自己的发现，多少进入了一些惟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朋友们无法达到的某种深度。
但是，倪先生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当前引进西方文论过程中令人烦恼的生搬硬套的倾向。倪文尖说在方鸿渐周围安排了四个女人去包围他，是男性沙文主义，那么在同一本书中，换一个角度看，在苏小姐周围不是也可以说安排了方鸿渐、赵辛楣和另外两个跑龙套式的男人吗？对鲍小姐用侧面有限视角写她的放纵，被倪文尖先生斥为剥夺了鲍小姐的“话语权”，那么同样用侧面有限视角写了一见女人就色迷迷的李梅亭，不也是没有从人物本身的角度来正面展开他的感知过程吗？如果要讲男女平等，为什么不可以说钱钟书的潜意识中还有女性沙文主义的积淀呢？至于说，所有女性都被作者用男性眼光加以审视，成为男性性感受的对象，这就更片面了，既然是写男女关系的，不从男性视角观女性，难道可以设想，从绝对中性的视角表现，会更有艺术感染力吗？再说，连物理学上都没有“绝对中性”的仪器，小说中难道可以想像“绝对中性的视角吗”？
从这些方面看，倪先生的才智还有局限，其原因在于他对女权主义和叙述学有太多的热情；而缺乏对它们的漏洞的审视。正因为这样，对于符合女权主义批评的东西，他看到了，而对于不符合女权主义的东西他就变成了盲者，或者用他的术语说那里就成了盲区。
归根到底，女权主义本是一种政治运动，是为了争取女性参政和就业的平等权利的，把它搬到文学上来是要遇到很多困难的。近来，女权主义者也许感到了这一点，把女权主义变成“女性主义”，要把这样的命题变成科学，可能要有几代人的努力，光有一些机智的感想是不够的。
15.《围城》为何未列入经典
读几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时真叫人感到好笑，同一个作品，可以在一个版本里只字不提而在另一个版本里被捧上了天。中国文学史家的艺术感受力和判断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实在令人费解。远的如沈从文、张爱玲且不说，只说近来对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轮又一轮的溢美之词，已经叫人有点怀疑中国读者对于“一窝蜂”现象的批判力已经所存无几了。
钱先生的《围城》自然有它艺术上独创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透视别开生面，钱先生既不像巴金那样把知识分子的热情、理想放在他所向往的社会革命中去检视，也不像鲁迅、张天翼那样，从思想启蒙和道德的重建对知识分子加以严峻的剖析和讽刺。自然，作为留学生文学，他又不像郭沫若那样是以浪漫的宣泄为能事，更不像张爱玲、白先勇那样充满了挽歌的悲哀。
钱先生并没有纯从革命的、道德的、社会的价值方位来透视他的人物。他没有赋予他的人物以道德的理想的光环，也没有对人物加以政治的和道德的审判。从这一点上来看，钱先生更接近沈从文的审美价值观念，更把审美价值的独立性看成是艺术的生命。如果不是这样，同样的题材让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去写，时代背景又是抗战期间，民族战争的胜负又那样直接地影响了主要人物的命运，而且成了情节发展的动因之一，不知道会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色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成为钱先生审视他的人物心灵结构的屏障。钱先生把政治背景、战争乃至于环境仅仅当作地平线上的一缕风烟，始终让它进入人物活动的近景或中景。正因为这样，钱先生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虚荣的庸碌，对于其爱情的空虚和失落都有冷峻的剖析，这正是革命作家和社会人生派作家所不能到达的境界，也正是钱先生的私有领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先生的审美价值观念最富于独立性，是没有依附性的。
但是《围城》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钱先生的风格还在于他是鲁迅以来少有的幽默作家。《围城》行文的风格，融和调侃、机智、风趣、嘲弄、庄重的叙述于一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构成独此一家的叙述。
正因为这样，夏志清先生在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了它以极高的评价。近十年来，内地的文学史家追随着夏先生，一个接一个地对《围城》赞不绝口，尤其是1991年《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并获得成功以后，评价就更直线上升。似乎《围城》一下子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
其实，《围城》固然有其独创性，但是它绝不可能列入现代文学史上经典著作之列。
要成为经典著作，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它在文学史上确乎起过重大影响，不但在出版的当时影响重大，而且在后来产生了一系列追随者，《围城》并不具有这样历史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钱钟书和张爱玲一样不可能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家之列。《围城》最初连载于1946年创刊的《文艺复兴》，主编为郑振铎和李健吾。在当时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到了50年代，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也都没有什么追随者。第二，有许多文学史出的经典著作，在当时是并没有多大影响的；也有不少在当时很有影响，后来却湮没无闻的。这就要看它在艺术上有没有开一代新风的实绩了。说实在的，钱先生的叙述，从文学发展历史的价值来说，并非无懈可击。钱先生的特长是幽默，但这种幽默有三个缺点：第一，它几乎完全靠一种特殊的比喻，造成一种渲染效果，与钱先生叙述的暗示力是矛盾的。而且这种幽默比喻大都以无类比附造成怪异之感，反复运用，失之单调。第二，这种幽默仅限于叙述以及部分对话，除个别场景（如为方鸿渐和赵辛楣撮合婚姻）以外，并不涉及情节的构成和场景的整合，因而这种幽默是浅层次的：没有喜剧性的情节，光靠叙述，不能摆脱表面性。第三，钱先生的幽默，往往过分尖刻，因而虽超越于滑稽，但近于讽刺，还缺乏幽默大师之雍容。因而不管时下论者对《围城》多么溢美地推崇，但是在读者中，仍然缺乏《围城》艺术的入迷者。
16.钱钟书的幽默缺乏宽容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名满天下，许多学者都称赞他的幽默，这自然是不错的；但细究钱先生的幽默，似不同于许多文学大师之幽默。如他的幽默不如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之幽默。鲁迅的保姆长妈妈睡觉时在床上摆成一个“大”字，虽经鲁迅母亲侧面启发而不改，还把手臂压在童年鲁迅的脖子上；又讲什么长毛杀门房把头扔给女佣以作充饥之用，小孩要掳去作小长毛，女人抓去把裤子脱了，敌人如放炮就炸了等荒诞无稽的故事。她一本正经，把孩童企盼不已的过年都变成了一套烦琐的礼节，弄得小孩子紧张不已。然而鲁迅并没有无限地强调她的可厌，同时也写她的迷信的真诚，她不但不虚伪，而且十分善良，主动把鲁迅向往的《山海经》（尽管她把它说成“三哼经”）买来了，满足了孩子的愿望。鲁迅散文的幽默（且不说杂文）显得博大宽宏，调侃讥讽中有同情和悲悯，钱先生的幽默则不同。首先，钱先生的幽默大都不是从人物的行为、思绪、语言及人物关系中流露出来的。《围城》的故事情节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喜剧性，除了那个一心想嫁人而又弄得男士们逃之夭夭的女生指导范小姐以外，《围城》的幽默风格主要是靠叙述者的语言的俏皮，这种俏皮又是接近英国式的，常靠某种不伦不类之比喻取胜、比如把穿着相当暴露的有点放荡的鲍小姐比作“熟食铺子”还不足，又比作“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又补充说鲍小姐并非完全的真理，而是“局部的真理”，因为她没有完全暴露。迹近放荡的女人和庄严的真理相比，是不伦不类的，与修辞学上一般比喻追求显性词义与隐性词义的契合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二者表面上的契合而实质上却不同。一般追求美的诗人把笔直的小河比作琴弦是艺术的，因为琴弦不但直，而且令人联想到淙淙的悦耳的音乐，这与小河流水的联想是契合的，因而被认为是抒情的、精致的。但如果把小河比作棍子、筷子、电线杆子，虽然同样是直的，但因为联想上与河水之软，河水之流动性不相称，故令人觉得好笑、滑稽，毫无抒情味道，却可能有幽默感。钱先生的拿手好戏就是歪喻连篇。他的歪喻是非抒情的不精致的比喻，在联想上不相契合、互相抬杠、不伦不类的比喻。光凭这样的语言趣味，所写的长篇小说是比较单调的，故我曾为文说钱钟书的《围城》不能列入经典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