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北京一般居民的哲学是：“只图今日，不过明朝”，“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他们“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变得无所顾虑了。城内到处都有农民军派来的人员，很多是趁元宵节潜入的。他们“预先埋伏京城，或卖绒货，或酒米店，或作星卜，或设帐市药”，有些人“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有些人充当“新募兵卒”。农民军还用钱买北京的武官做，明兵部索价达几千金，“凡各处武官，皆贼用贿买到”，以便将来农民军攻城时开门迎入。忧虑万状的是崇祯和大官僚们。崇祯在十六年十一月，曾任兵部侍郎余应桂为陕西三边总督，御史霍达监军。余应桂去见崇祯道：“贼势不比昔年，又乏兵饷，去将何为？”说完便哭了。崇祯嘿然，但仍遣京军千人护行，给御用银万两，银花四百，银牌二百，蟒币二百，杂币加倍，作为军前赏功之用。余应桂领一千人去同李自成的大军作战，完全是儿戏。余应桂受命后，日夜悲疑，及至山西，马科的军队未调到，而农民军却从禹门口，河津县渡河，余应桂不敢上河干，也不敢去平阳，躲到泽州、潞安去了。张献忠在湖南、江西的进军，也引起了明廷对东南的忧虑。崇祯诏左良玉镇武昌。左良玉的军队是明王朝在南方最大的一支兵力。自朱仙镇之战溃败后，左良玉有畏惧李自成的心理。这支部队能够用来对付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保卫南都的安全，却不能用来进击关中李自成的农民军。明王朝的精锐部队关宁兵，要防御清军，又不能轻易调动。明廷简直找不出一支可以抵抗李自成东进的军队。到这时，崇祯才深刻休会到：十五年破坏与清廷的和议，对明廷是一种重大的失策。破坏和议的主要人员已在五月罢职回乡了，崇祯仍然对他进行了惩处。从山西不断传来农民军渡河后的消息，如塘报说：“流寇十二月十八日过河，平阳已失，贼趋太原地方，山西一省震动，平定州已闭门戒严”，再报：“闯贼遍地，荣河、河津、稷山、绛州俱自己开门，又称平阳府城门大开，有官弃城往东而来”。塘报说：“高总镇（杰）
兵叛杀人”，应“及早设法处置，一面解乱，一面安民”。平定州报称：“陕西、山西官宦纷来本州避乱，士民风鹤为警”。明廷要宣大总督、山西抚按和陕督“协力夹剿”，宣督早就表示“无奈缺饷五月，值此三冬，岁已云暮，枵腹难堪”，又兼缺乏马匹，不能应命。原驻平阳的山西巡抚蔡懋德被晋王召回太原守城去了，留下的防河裨将全让农民军打死。陕督余应桂无兵，不能作战。保定巡抚徐标的原额兵为三万，实际上只有兵三千，虽增设奇胜营，练火器，兵亦只三千。明廷不但应付不了山西的局势，连畿辅的防务也大成问题了。皇太极的死讯在十一月传到北京。明抚宁侯朱国弼报称清军“昨寇关外，寻即遁归”。但清军仍压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松弛对明军的攻势，明廷此刻穷于遏止农民军的东进，已顾不得再讨论清廷的问题了。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大顺国，建元永昌，改名自晟，造甲申历，追尊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宣布“五年不征”和“贵贱均田之制”。李自成拜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天祐殿大学士，更定六政府尚书一，侍郎二，设弘文馆（同翰林院）文谕院（同文选司）、谏议（同给事中）、直指使（同御史）、从事（同主事）、统会（同布政使）、尚契司（同尚宝寺）、验马寺（同太仆寺）、知政使（同通政使）、书写房（同中书房）等。以宋企郊（陕西乾州人，明进士，官吏部员外郎回籍）为吏政府尚书，杨建烈为户政府尚书，巩焴（浙江湖州人，进士，河南督学参政）为礼政府尚书，喻上猷（湖广石首人，进士，御史）为兵政府尚书，陆之祺（浙江平湖人，进士，陕西布政使）为刑政府尚书，李振声（陕西米脂人，进士，巡按御史）为工政府尚书。自襄阳来的官僚都有升赏。李自成大封功臣。侯九人，刘宗敏为汝侯，田见秀为泽侯，谷英蕲侯，李锦亳侯，刘芳亮磁侯，张鼐偀侯（一作义侯），袁宗第绵侯，刘国昌淮侯，岳侯某。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丈，巫山伯马世耀，桃源伯白广恩，鄢陵伯刘某，武阳伯李佐，文水伯陈永福等，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乱行列者斩之，马伤苗稼者斩之，兵死，缢妻妾从死，无别配。按册，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因军队中有很多杂勤人员在内，估计作战兵士不超过二十万人。兵政府侍郎杨王休（北直盐山人，举人，陕西潼关兵备道）为都肄（总检阅官），出横门，到达渭桥，“环转不绝，金鼓动地”。大顺政府铸大钱，直白金一两，次当十，当五。
设科目试士，宁绍先充考官，出题“定鼎长安赋”，选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并命学士等草檄告，“驰谕远近，指斥乘舆”，为进攻北京制造舆论。刘宗敏和李过为前锋，率领农民军已在十六年十二月占领山西不少州县，除从禹门口、河津县渡河外，还从保德州渡河。发布檄文说：大顺国“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领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明官吏不逃即降，溃散的明军“风鹤为警”，“漫野狂奔”。山西人民热烈欢迎渡河的农民军，连不少豪绅地主看到大势已去，也混在里面迎接。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正月，明兵部行稿说：“死贼假仁假义，众心如醉如痴”，内呈刑部四川司员外郎王凤翼的奏议道：“窃惟流氛发难，数年以前其势非不披猖，间有残坏城邑多系墙垣矮薄，居民寥落，储备空虚，苦于力不能支，以至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辏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从未有随攻随破，不攻自破如近日者也。迩来降贼绅士，实繁有徒，负圣朝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簧惑无知百姓曰：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也，婴城拒守者，尽数屠戮也。地方二三姦徒，贼尚未薄城下，辄先倡说远近。深可恨者，不肖怯死守令及几倖苟免绅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事势至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官僚豪绅地主一向是明廷的支柱，现在倒伏在地，无怪乎王凤翼要为明廷痛哭流涕了。正月十日，农民军的通牒投到明北京兵部约战，称大顺永昌元年，声言三月十日农民军到北京。明兵部抓住投牒人审讯，投牒人自称是北京人，从涿州回来，遇到店里的一个暴病客人，说通牒是山西巡抚文移，误期即当斩首，自己病重不能前送，给他十两银子请代为送达。明兵部杀掉投牒人，但对这件事并不很重视。在湖南、江西作战的张献忠部队，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攻克建昌（永修），明益王逃往福建。明总督吕大器攻陷吉安，庐陵、吉水。张献忠因岳州为左良玉军占领，回师往救，设计击败明水上舟师，再克岳州，武昌震动。农民军在江西攻克抚州、南丰。明总督吕大器兵少，不能进援。左良玉移镇武昌后，遣兵攻陷袁州，万载。吕大器陷茶陵、醴陵。张献忠十二月率军屯岳州，遣前锋艾四领兵击败左良玉部将马士秀于新堤，追至嘉鱼县，马士秀败还武昌。明马进忠军也被艾四击破于蒲圻。张献忠领大军自岳州渡江至荆州，与老回回会合。李自成部将在荆州与老回回有争执，这时离去。老回回仍自为一军，与张献忠保持合营关系。有人曾劝张献忠夺取吴、越等地，但张献忠总感左良玉军扼守长江中下游，自己向东南进兵有困难，在十七年正月决计领兵进四川。明女土司秦良玉建议明川抚陈士奇派兵防守夔门外十三隘，陈士奇不理会。秦良玉又劝告明四川巡按刘之勃，刘之勃同意设守十三隘，但他没有兵可派。由于入蜀隘口无人防守，张献忠的军队长驱经过巫山进入夔州。张献忠在南方连续与明军作战，牵制了左良玉和南方的其他明军，对李自成进攻北京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援。灰暗的冬景笼罩着明宫。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明臣朝罢，崇祯留阁臣喝茶。阁臣说：“库藏久虚，外饷不至，一切边费刻不可缓，所持者皇上内帑耳。”崇祯沈默良久，说：“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说罢就潜然落泪了。他又谕兵部：“凡罪废武职及草泽义勇有励志杀贼者予上赏”。兵部只举用了废将丁永绶，没有别的话。
既无饷银，又乏兵将，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初三日，崇祯召见了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疏请亲征，说：“成祖出漠北，世宗幸承天，上宜先幸山东，驻跸藩邸，即凤阳为行在，麾召齐，豫之师，二路夹进，则西征可以破贼，此中兴良策也”。这是以亲征为名，劝崇祯到南方去躲避。崇祯屏除左右以后，李明睿告诉他农民军方面风声很紧，只有南迁可以缓目前之急。崇祯说：“此事未可易言”，用手指天，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忧”。崇祯说：“此事我久欲行，外边不从奈何？尔宜密，泄则罪汝”。李明睿被赐宴而出。廿一日，埋葬死于十五年七月的田贵妃。坟墓修建在明十二陵的附近。据《绥寇纪略》记载：崇祯自“田贵人亡后，独坐忽忽有失，虽下诏选择妃嫱，意乃惨凄无聊，寻亦中止……尝冬至祀太庙，烈风起于殿角，灯火尽灭，不成礼而罢。上大恶之，还宫顿足太息道：“联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嗟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开头是悼亡，后来是自悼了。山西明副总兵陈尚智投降农民军，引导农民军攻下赵城。总兵高杰领兵从山西南下。明廷因余应桂逗留不进，夺职不用，改任陕抚李化熙为陕西三边总督，李化熙同样不能前往陕西。崇祯临朝而叹，问阁臣道：“贼强兵弱，饷又罄尽，何策得全”？
东阁大学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家资百万，说：“主忧如此，臣敢不竭驽力，愿驰至太原，出私财购死士，倡率乡里，十万之众可集也”。崇祯大喜，廿六日告太庙，亲至正阳门楼设宴饯行，说：
“先生此去，如联亲行”。命李建泰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剑。授进士凌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郭中杰假副总兵为中军护行，西洋人汤若望随征，修火攻水利。李建泰领兵出北京后，路上听到山西“烽火甚急”，不知其家存亡与否，于是放慢行军速度，日走三十里，到涿州时，营兵夜间逃走了三千余人。到顺德府广宗县，豪绅闭城不纳，李建泰攻破城垣，杀乡绅王佐，笞知县张宏基，然后移兵出城。廿九日李建泰知道农民军占领他的家乡，立刻就气沮了，不能振作，滞留在畿南一带。自从孙传庭这份陕西“家业”轻掷了以后，崇祯事实上就已经徘徊在煤山（景山）坡旁的树下了。冬末春初，风雪阻路，有两处使者骑着马向长安奔驰而来。一处来自北京城内，是明宫大太监们派出的密使；一处来自沈阳，是清廷派出的信使迟起龙等，携带着清方的国书。密使到长安后，见到了李自成。他们的来意，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靖难时，内侍不得志于惠宗，谍告燕王，令于泗州虚处直进，遂破台城。闯贼在陕，京师内侍曹化淳、王尧相等不得志于先帝，告谍以国家财竭兵尽，一举可灭之状，闯贼用其言而心恶之”（139）。曹化淳原出太监王安门下，后为魏忠贤党羽，曾任信王府承奉。魏忠贤被崇祯除掉以后，这些竖阉对崇祯怀有怨望。曹化淳在崇祯二年七月以司礼太监提督东厂，自比魏忠贤，大概在十四五年时被废闲住。他和王相尧等看到明廷大势已去，密谋丢开崇祯，私自派人去和李自成联系，暗告明廷的虚实，仿效过去靖难时太监谍告燕王的故事。一旦农民军攻入北京，他们妄图以此邀功请赏，争取一个比目前优越的前途，至少不会同崇祯一起毁灭。没有记载能说明李自成是怎样同告谍人谈话的，但从李自成“用其言而心恶之”的态度来看，李自成没有使告谍人感到失望，虽然他心里对太监们很厌恶。农民军从北京搜集了不少关于明廷的资料，加上密使反映的情况，增强了李自成攻克北京的信心。农民军的首领们会认为：进攻北京的日期不能迟延了，应当适当地提前。农民军首领们缺乏认识的是：过去明廷长期处在受农民军和清军的夹击之中，造成了它的衰亡，现在农民军立即攻下北京，很容易又处在清军和明廷残余势力的夹击之中，重蹈明廷的覆辙。清廷的信使迟起龙等四人从一月底出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直到三月三日才到达榆林，向农民军“大都督王帅（王良智）”
处投递了国书。李自成已经统领大军离开长安，攻下太原，大同，进逼宣府了。这份国书没有影响李自成对北京的进攻计划和日程，但它的内容是值得研究的，国书上写道：“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併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国书署明的年月表明，清廷已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争端，开始谋划南下的问题了。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廷提出联合农民军来共同瓦解明王朝的战略方针，拒绝单独由清军先占领北京，这样避免了清军攻下北京后，会遭到农民军、明军和各地人民武装力量的环攻。多尔衮任摄政王后继续采用这个方针，才出现了这么一份国书。国书只写“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而不写致书于新顺王或李自成本名，可能如国书上所说是对农民军的情况还缺乏了解，但也可能是由于清廷还不想正式承认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故意这么含糊其词地称呼。书信中所说“併取中原”，“富贵共之”等语，不涉及承认政权的问题，都写上了，以便于争取对方来同自己谈判。从清廷的本意来说，它当然不是要和农民军平分天下，“併取中原”不过是一种策略，即在消灭明王朝以前，清廷尽量避免同农民军发生冲突，避免处在农民军和明军的夹攻之中，最好是利用农民军的力量，来顺利地消灭明王朝。等到明王朝消灭以后，清廷在关内建立了基地，那时它就一定要迫使李自成臣服于自己，否则用战争来解决。这份国书的措辞是经过清廷仔细考虑后写出的。国书虽然没有在李自成东进以前送到，与农民军进攻北京的计划无关，但它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就是清廷快要大举进攻中原了，不管李自成愿意或不愿意考虑清廷的意见，这种事情都将发生。多尔衮在“略取中原”的问题上，比皇太极急进得多。他愿意奉行皇太极的战略方针，可是当他实在争取不到农民军的合作，他也会乘机出兵。这时如果农民军考虑国书的要求，愿意和清军“併取中原”，对清廷是有利的，不考虑国书的要求，由农民军单独去攻下北京，对清廷是更为有利的，这将开辟清军和明军共同对农民军作战的可能性，对清廷是上策，清廷本来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农民军错误的战略决定为清廷创造了这种可能性。驻守榆林的农民军将领王良智给清廷的四名信使写了回书，因国书拆看了不好转达，退给了清使者，他答应将国书上的话转告李自成。估计在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下北京以前，李自成会接到榆林来人对这份国书的报告。历史上没有记载李自成对这件事有何反应，好象王良智没有派人转告李自成似的，但不转告是不会的，王良智有什么必要和理由扣住不转达李自成呢？有些材料说明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前曾想和明廷达成某种协议。如《烈皇小识》记载蓟辽总督王永吉被纵归事：“总督王永吉兵败陷城。贼纵之归。本兵张缙彦为请召对。
阁臣疑之，叩缙彦以永吉来意，缙彦初不言，固请，得之，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楚汉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兵归诚，以大将军辅政。阁臣大骇。遂票旨王永吉丧师辱国，不准召对”。这件事发生在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北京前。《怀陵流寇始终录》又载农民军包围北京后李自成令太监杜勋入城事：“（十七日）午后，闯复令杜勋求成，莫敢奏，内侍微言之，上召入。勋言李闯欲割西北一带，勒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因劝上如请为便。上语魏藻德曰：“今事已急，卿可决之”。
藻德默然，曲躬俯首。时上忧惑，于座后倚立，再四以询藻德，终无一语。上谓勋曰：“朕即定计，有旨约封”。大怒藻德，推御座仆地”。在杜勋缒城入见的传话中，“外制辽沈”一语引人注意。这时李自成根据各种消息来源，已能了解城中的虚实情况，眼看就可以破城，至少是破城的把握很大，他还作出这种决定，会不会是因得知清方国书的内容而有所思虑呢？“退守河南”，不应是李自成由陕西东进的目标和方向。史无明文，无法确知。由于崇祯不肯及时作出肯定的答复，农民军继续进攻北京以至城破。李自成亲率大军渡河东进，是在二月初。他认为可以长驱。牛金星、顾君恩、宋献策、宋企郊、巩焴、陆之祺、喻上猷、李振声、杨王休、黎志陞等随行。李自成连克蒲州，汾州。河曲、净乐吏民迎接农民军入城。刘芳亮领军向南攻占河南怀庆府（沁阳）。初六日，农民军马步大队人马进抵太原。太原为明大贵族晋王封地。侯代巡抚蔡懋德率众守城，遣将朱孔训、牛勇、王永魁领兵五千人出战，朱孔训为炮击伤，牛勇、王永魁被农民军打死，一军尽没。农民军七日破城南关。八日风沙大作，农民军驾梯攻占太原。蔡懋德自杀。接着农民军克云丘，俘获晋王朱求桂，又进取黎城，临晋、垣曲、潞安。农民军“凡破一处，定要拷取乡绅并富民金银，或要十万两，或要五万两”，有些乡绅上了夹棍。李自成下诏，由张璘然代笔，诏文说：“兹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周而公忠绝少。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幸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痼癏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意易水燕山，未甦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罔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嘉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飨祀永延”。诏书揭发了明廷的弊政，痛骂了贵族和官僚豪绅，但没有谴责崇祯，反说他并非甚黯，一切罪过都出自蒙蔽他的臣下，并准备对崇祯待以、宋之礼。这种宽释崇祯的调子和十六年在黄州发布的檄文显然不同。李自成派往河南、山西各州县的官吏纷纷赴任。老百姓群起驱逐和拘留明旧官僚，“焚香迎贼如狂”，未走的明旧官造册设宴交代而去。明廷陷于一片混乱和惶恐之中。继兵部之后，崇祯在二月一日上朝时接到农民军送来的通谍，“其词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顺天会同馆缴”。崇祯和群臣相顾失色，不敢进行追查。为防御农民军的进攻，崇祯在二月廿日命太监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和近畿要害，兵部尚书张缙彦疏言：“一时添内臣十员，不惟物力不继，抑且事权分掣，反使督抚藉口”，崇祯不听。二十八日诏征天下兵勤王。第二天“谕部院厂卫各捕官讥察奸党，五城申禁保甲之法，巷设暹卒，禁夜行，尤加意谨毖仓库、草场”。三月二日命太监及各官分守北京九门。襄城伯李国祯提督城守，各门勋臣一，卿亚二。四日诏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总兵左良玉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靖南伯，加山东总兵刘泽清、江北总兵刘良佐和援“剿”总兵高杰等官秩。唐通应召于六日率兵八千人入卫，刘泽清不奉召南奔。八日命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蓟辽总督王永吉节制各镇，俱便宜行事。三月十日，明廷因二月外饷不至，下令各官捐赀助饷，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捐五万两，大学士魏藻德只捐了五百，陈演托言清贫不捐。崇祯派太监徐高去向嘉定伯周奎（周后之父）劝捐，周奎不肯出钱，徐高怒道：“老皇亲如此，大事去矣，多金何益”，周奎才捐了一万两。崇祯嫌少，要他出二万，周奎密书求助于周后，周后给了他五千，他只缴出三千，留下二千，实际只捐八千。太监王之心最富，也只捐银一万。百官衙门和省直官僚共捐二十余万。太康伯张国纪捐银二万两，进爵为侯。太监对助饷不满，大书其门：
“此房急卖”，还提诗墙壁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流露出他们叛离崇祯的情绪。崇祯的防御措施不能阻止农民军的前进。晋、豫、畿辅的各镇明军兵力薄弱，不败即降。特别是派任的太监，从北京到诸镇和近畿要害，不少人暗谋开门投降，串通一气，只把崇祯蒙在鼓里。忠于崇祯的只是少数。农民军分作三路并进，一向东北，一向东，一沿豫北进发。向东北的是李自成率领的大军，至忻州，州民迎接，十三日攻克代州，明总兵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廿日农民军过雁门关，二十一日攻宁武关，周遇吉炮击农民军，率兵力战而死，其妻刘氏焚死。三月一日，农民军至大同南关。明大同总兵姜瓖投降，监视太监杨林茂尚未至镇。农民军三日占领大同，杀代王朱传蛴，消灭了代府宗室。巡抚卫景瑗被执后自杀。总兵朱三乐自刎死。李自成命制将军张天琳驻守大同。阳和守将姜瑄为姜瓖弟，也投降了。九日，明兵备道于重华领阳和士民迎接农民军入城。十一日，李自成至宣府，明巡抚朱之冯登城守御，太监杜勋和总兵主承胤出城三十里迎降，农民军进占宣府，朱之冯自刎死。另一支农民军东进，二月十四日至固关，分趋真定，保定。
明真定知府丘茂华杀畿南总督徐标，投降农民军，农民军二十三日占领真定。三月四日至大名府，城民内应，农民军破城，杀明兵备副使朱廷焕。五日，明督师李建泰兵溃于河间府，农民军进占河间。刘芳亮在豫北进入。长垣等县，二十四日至彰德（安阳）府，明赵王朱常溲投降。农民军北进畿南。由于农民军日益进逼，在明廷的廷议中，南迁和调吴三桂兵入关成为重要的议题。驸马巩永固在二月十五日入见崇祯时说：“南迁可得义兵数万”。崇祯说：“义兵何易？”巩永固说：“果如臣言，即数十万可致也。若图守京师，玩敝已久，祗坐困无益也”，少詹事项煜在诸筵中也微言涉及此事，崇祯屡看大学士魏藻德的反应，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仰叹而止。过了几天，情况更加紧急，明左都御史李邦华和左庶子李明睿又向崇祯密陈南迁的问题。
李邦华怕劝崇祯南迁与朝议不合，请明太子先到南京，“一系天下之望”，李明睿仍力主崇祯南行。崇祯对阁臣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大学士蒋德璟说：“太子监军，亦万世计。”
崇祯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济，孩子家作得甚事”。崇祯并不是真不想南迁。周后和天启张皇后都希望南迁。天津巡抚冯元飏请以挽漕的三百艘船待命于直沽口，密旨允行。但崇祯不肯直接下令，并且表示反对，因“自惭播越，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行”。崇祯示意大学士陈演出面率百官固请，可是陈演不肯承担劝驾南迁的责任，怕南迁后崇祯又会降罪于他。崇祯曾私语陈演说：“此事要先生一担”，陈演默然不语。崇祯在陈演罢相前一天很不满地说：“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周后也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力持之者耳”。影响南迁的另一个原因是崇祯怀有侥幸心理。尽管农民军来势很猛，崇祯仍不认为北京就会攻破，说：“国家岂遂至此”，“或者不至此”。清军曾几次进薄北京，都没有破城，给崇祯产生了自慰的理由。他曾谕兵部道：“都城守备有余，援兵四集，何难刻期灭贼”。他没有想到这时北京的防御力量非常虚弱，援兵并不可恃，更没有想到太监们要出卖他，在关宁援兵到来前就把城门打开。太监有意掩饰形迹，如“（杜）勋至镇即降贼，事闻，廷臣请即撤城守太监，忽传旨云：杜勋骂贼殉难，予荫祠，盖为内官蒙蔽也”。至于农民军在北京城内潜伏了很多人员为内应，崇祯一点也不知道。三月三日，督师大学士李建泰疏请南迁。崇祯在第二天召对阁臣，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奉太子抚军江南，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反对，泼了崇祯一盆冷水。这件事就搁下来了。崇祯再问战守之策，群臣默然不能回答。崇祯叹息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为准备南迁，崇祯进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魏藻德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练，往天津，进副都御史方岳贡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练，往济宁，作为崇祯南下时中顿之所，后来都停止了。南迁没有结果。明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在二月廿一日奏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调吴三桂兵入卫，屯宿近郊以卫京师。崇祯将他们的奏疏给大学士陈演、魏藻德看，两人愕然不敢应对。
回来说：“上有急，故行其计，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奈何”，还是不愿承担责任，怕事后获罪。吴麟征说这是什么时候，还能再顾虑后患问题。两人不得已，请崇祯去找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商量，把责任推给吴襄去了。吴襄在崇祯面前表示不用弃关外土地，他的儿子领兵回来就能打败农民军。崇祯既决定调吴三桂兵入卫，陈演和魏藻德还怕这件事日后有牵连，又请崇祯下令去问吴三桂的意思，再让吴三桂表态。他们非要把这个问题搞得和自己根本不沾边，这才放心。这样往返了好几天，迟误了行期，吴三桂的军队走到离北京二百里的丰润时，北京已在前一天被攻破了。李自成领大军至居庸关，十五日明总兵唐通和太监杜之秩迎降，巡抚何谦逃走。刘宗敏移檄至北京说：“十八日入城，至幽州会同馆暂缴”。李自成又行牌郡县说：“知会乡村人等，不必惊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断不淫污抢掠”。刘芳亮率农民军北攻保定。从昌平和北京发出的明廷探马都被农民军遇到收留了，没有人回报，因此北京的消息很闭塞。崇祯在十四日召前太监曹化淳戴罪守城。第二天命三大营屯齐化门外。曹化淳受命后奏道：“（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他面责崇祯不该杀死魏忠贤和阉党分子，崇祯传谕收葬魏忠贤的遗骸。但曹化淳并不因此感激崇祯，反而乘机串通一批明官僚开列传单，约定在十八日开城门投降，与刘宗敏檄告中“十八日入城”日期相合。传单上首名太监是曹化淳，首名大官僚是兵部尚书张缙彦。明京营兵精锐都抽调南去，留下的十万余人羸弱不堪，士无斗志，甚至盼农民军来。太监王承恩遣一万人去居庸关，襄城伯李国祯认为守不如战，又遣三万人驻营新桥南，其余人守北京内外城。李自成十六日下昌平州，焚明十二陵享殿，击溃新桥南京营兵。十六日夜或十七日上午进抵北京城附近。昌平被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传到崇祯耳中，他正同群臣计议，面色突变，仓惶回宫，召驸马巩永固商量南下事，巩永固说：“前者贼尚远，人情畏贼，扈从南迁者必多，今贼已逼，人心瓦解，谁能从行，臣不敢误陛下也”。这时崇祯已不想要百官固请而始行，也不再想明十二陵，能走即走，可是时间已经晚了。从十七日中午起，农民军进攻北京城。先突击西直门，接着攻平则门（阜城门）和彰仪门。明将贺珍、徐文朴领京营屯驻平则等门外，遇农民军战死。三大营都溃降。农民军炮击西直等门，而城上大炮多不实铅铁子，朝农民军放空炮。明负责守城的主要是太监，勋贵襄城伯李国桢“坐城楼无所主张”，百官不能过问。北京内外城堞有十五万四千多个，登陴守御的明兵仅羸弱五六万人，小太监数千人，“又无炊具，市饭，兵饷久缺，仅人给百钱，无不解体”。而大太监曹化淳和王化成在城上饮酒自若。崇祯在十八日下了最后一道罪己诏，“尽罢加派新旧饷”。
到这时除三饷加派，什么作用也不起了。十八日，农民军加紧围攻北京。李自成对彰仪门设座，秦王、晋王左右侍地坐。纵杜勋入城，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他上来。杜勋向崇祯传达李自成的意见后出城，与太监们曾耳语良久。农民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三门。近午，天落大雨，农民军猛攻彰仪门。守将周铨知事情危急，力不能支，刺血作疏上报祟祯后自杀。下午太监曹化淳率众开彰仪门迎降，农民军进入外城。崇祯中午在中极殿同魏藻德等阁臣谈话，接到周铨的血疏，还宫后又召驸马巩永固说：
“卿向告朕南行，能集兵数十万，今可得乎？”巩永固说：“臣已言之矣，暇时人即易集，今事急，人心尽乱，一卒亦难致”。崇祯又对新乐侯刘文炳说：“两卿各率家丁护从南行可乎？”两人都说：“家丁何足以当贼锋，况臣素谨慎，不蓄家丁”。不久，太监王廉来告彰仪门已破。崇祯说：“大营安在，李国祯所练何在”？王廉说：“陛下安得有兵，唯速走”……崇祯仓惶之间，打算孤身突围出走。日暮。崇祯同太监王承恩登万岁山（煤山、景山），望烽火烛天。回乾清官，朱书谕内阁：“命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先生亟赴行在”，遣太监送至内阁。大学士方岳贡问行在何处，太监不答驰去，方岳贡至左掖门，寂无所闻而返。崇祯见周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设酒与周后、袁妃诀别。酒罢，崇祯拔剑击袁妃仆地，周后带太子、永王、定王恸哭回宫自缢。崇祯又找到他十五岁的女儿，说：“汝何故生我家？”挥剑砍公主断臂，公主昏死在地。崇祯再召王承恩至，重进酒对饮。
三更天，崇祯换靴，持三眼枪，与王承恩带领内监数十人，骑马持斧出东华门，打算突围出城。到齐化门和崇文门，不得出。走正阳门，守城太监疑有内变，炮矢相向，崇祯震怖而退。还至白家巷，见城上悬白灯三盏，这是城破信号。崇祯又走安定门，仍不能出。天色开始微微发白。崇祯只得回宫，到前殿，亲自鸣钟集百官，没有一个人来。于是崇祯遣开内监，到万岁山（景山），吊死在新修的寿皇亭旁的树下，王承恩对缢。孩儿军乘云梯登内外各门。太监王相尧率千人开宣武门迎降，正阳门、齐化门同时打开，农民军进入内城。天已经完全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