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1923年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他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他笔耕不辍，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多达2000余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有《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一
梁实秋所做最有影响的事，可能并不是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也不是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而是与鲁迅打了九年之久的一场论战。从1927年到1936年，两人围绕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展开了一场互有攻守的持久论战，直至1936年鲁迅不幸逝世才自然结束。这场论战给读者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多达40余万字，以致后人编有《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一书，记录了论战的全过程。
这场论战乍起时，鲁迅已是当时中国文坛的巨擘，声名卓著，是文学界、思想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而比鲁迅晚来人间22年的梁实秋虽曾写过新诗，被称为“豹隐诗人”，但只是写过一些文学批评、初露头角的新人。当时，他毕竟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24岁的小青年，知梁实秋者又有几人？可就在这有着极大反差的二者之间却展开了一场论战，二人真可谓是“忘年敌手”。
梁实秋的祖父是官居四品的清朝官员，父亲是首都警界人士，他也可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了。梁实秋本人也很聪慧，13岁就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在此期间，他与好友闻一多合作发表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得到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来信称赞。21岁时，梁实秋留学美国，后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师从美国著名人文学者白璧德，获得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梁实秋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很深，在他后来的著书撰文上也有意无意带着精英主义的烙印。大概也就是这种烙印，引起了关心普罗大众的鲁迅的反感。
鲁、梁后来的论战，主旨着重于两个问题，一是文学的阶级性和普遍的人性问题；二是关于翻译中的硬译问题。“丧家狗”事件，是这场论点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插曲。虽然论战中还涉及了其他问题，但基本都是论战过程中出现的附带问题了。
二
一般认为两人论战最初的起因是1927年梁实秋发表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但实际上在1926年，梁实秋在《晨报副镌》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后，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鲁迅于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所作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以及同年12月2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都已开始对梁实秋的观点发表辩难。同期有一个叫“徐丹甫”的给予了回应，评“鲁迅先生的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这个“徐丹甫”即是梁实秋的笔名。至1927年梁实秋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开始，双方正面论战正式展开。
梁实秋从美国回国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得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文学和出汗[1]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2]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在文章中，梁实秋也不客气地写道，“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没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能侥幸得到资产，但是他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暂时忍受贫苦，但是不会长久埋没的，终久必定可以赢得相当资产。”“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梁实秋的这篇文章一出来，很快受到了左翼文学理论家冯乃超的批评。冯乃超是广东南海县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对梁实秋从骨子里弥漫出来的“贵族”气息很反感，当即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文中甚至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走狗”，“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看到这篇文章后，梁实秋撰文《“资本家的走狗”》以示回复，文中不无委屈地辩解：“《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
“资本家的走狗”[3]
梁实秋
写完前一段短文，看见了《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一页起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阶级社会的艺术”，也是回答我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那篇文章的。《拓荒者》的态度比较鲜明，一看就晓得那一套新名词又运用出来了，——马克斯，列宁，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等等。但是文章写得笨，远不如鲁迅先生的文章的有趣。
这篇文章使我感得兴味的只有一点，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给了我一个称号，“资本家的走狗”。这个名称虽然不雅，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学家的口里这已经算是很客气的称号了。我不生气，因为我明了他们的情形，他们不这样的给我称号，他们将要如何的交代他们的工作呢？
“资本家的走狗”。那意思很明显，他们已经知道我不是资本家了，不过是走狗而已。我既不是资本家，我可算是哪一个阶级的呢？不是资产阶级，便是无产阶级了，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查字典是不行的，韦伯斯特大字典是偏向资产阶级的字典，靠不住。最靠得住的恐怕还是我们的那部《拓荒者》。第六七二页上有一个定义（我暂时还不知道那里发售无产阶级大字典，所以暂以这个定义为准）：
“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的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这个定义是比韦伯斯特大字典上的定义体面多了，中听多了！我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了，因为我自己便是非出卖劳动便无法维持生计。我可不晓得“劳动”是否包括教书的事业，我的职业是教书，劳心，同时也劳力，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天站立在讲台上三四小时，每天要把嘴唇讲干，每天要写字使得手酸，——这大概也算是劳动的一种了罢？我不是不想要资产，但是事实上的确没有资产，一无房，二无地，那么，照理说我当然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了，我自己是这样自居的。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学家又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呢？假如因为我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家便说我是资本家走狗，那么，资本家又何尝不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说我是无产阶级的走狗呢？也许无产阶级不再需要走狗了，那么，只好算是资本家的走狗了。
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的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经做了走狗，已经有可以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梁实秋在文章中当然不仅仅是做辩解。只不过，他的反击更隐蔽，显示出绵里藏针的功夫，“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这段话的影射意味是比较明显的。
除此之外，梁实秋在后来发表的《答鲁迅先生》中继续影射鲁迅“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这两段话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文章发表仅两年之前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一时间在全国上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那之后，“通共”“通俄”就成了非常严重的刑事罪，直可判处死刑。梁实秋影射左翼作家“领卢布”，无异于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当然是国民政府了。
鲁迅在看了梁实秋的文章后，决定亲自出手反击梁实秋，“来写它一点”。于是，被收入中学教材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华丽登场。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4]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5]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6]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7]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8]，《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9]，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〇，四，十九。
针对梁实秋的辩解，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继续猛烈攻击，“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另外，针对梁实秋“领卢布”一说，鲁迅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驳，“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鲁迅的这篇文章一出世，可谓一锤定音。以鲁迅后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分量，从此，作家梁实秋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就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在白色恐怖时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鲁迅认为梁实秋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鲁迅说：“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也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论战，你梁实秋不能把文艺批评政治化，不要把国民党当局引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乏走狗”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檄文，鲁迅这样的表述等于也给梁实秋留有余地。
写完后，鲁迅对自己这篇文章很满意。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在这次论战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在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中，前前后后，两人你来我往的文字主要约有以下这些：
梁：《卢梭论女子教育》VS鲁：《卢梭与胃口》（1928年）
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VS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29年）
梁：《论鲁迅先生的“硬译”》VS鲁：《几条“顺”的翻译》（1929年）
梁：《“不满现状”，便怎样呢？》VS鲁：《“好政府主义”》（1929年）
梁：《文学与大众》VS鲁：《文艺的大众化》（1930年）
梁：《“资本家的走狗”》《答鲁迅先生》《鲁迅与牛》VS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0年）
鲁：《关于翻译》VS梁：《翻译之难》（1933年）
梁：《病》VS鲁：《病后杂谈》（1934年）
……
三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鲁迅和梁实秋这两个论战当事人的预计。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与鲁迅的说法遥相呼应；1949年，解放前夕，梁实秋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台湾。临行前，他对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王越说，“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
梁实秋离开大陆，对于他个人而言，是福是祸，倒也难以一语说清。不过，晚年的梁实秋在台湾创造了一大批作品，并且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
四
1970年，身在台湾的梁实秋发表了《关于鲁迅》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回忆和评价这位当年的文坛论敌。文中写道：
近来有许多年轻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在这篇文章里，梁实秋说，一方面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梁实秋在承认鲁迅的出类拔萃之后，又指出了他所认为的鲁迅的弱点，笔如刀，但却太过消极。或者说，在梁实秋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只发“不满现状牢骚”的人。所以，梁实秋说“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他希望鲁迅不仅发牢骚，还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找到一个解决不满意的“办法”。
曾经有人说从梁实秋的这篇文章里读出了“一代文豪、文界先辈的大度、风度与高度”，其实，梁实秋的这篇文章里是能读出一种天然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从何而来的呢？这大概又与梁本人的出身有关。正如梁实秋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所说，所谓“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他认为鲁迅的“怨恨之气”来源于他的“一生坎坷”。照这样的逻辑，那也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梁的所谓“大度、风度”也恰恰来自于他优良的出身、顺畅的人生经历。那么梁实秋本人逃出这个常理了吗？显然没有。而所谓的“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观点、所谓的大度和风度，也就不过是出于一种阶级性带来的优越感而已。
更何况，历史的车轮在滚滚然向前进，每一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都有其最有价值的声音和风度。处在近百年前的中国，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抉择。改良主义，当然和所有想要当时的中国变得更好的社会改革方案一样，都有其积极和先进的一面，并不能全盘否定，但是，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中国已经到了非进行划时代彻底革新不可的地步，鲁迅文章中的所谓“革命性”，恰恰是那个时代沉疴已久的中国所需要的。当中国的历史进程已经在热血和抗争的曲折历程中行进到今天，知识精英们更不必仅仅因为当今时代的平庸、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轻易否定鲁迅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