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改名为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近现代著名学者。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曾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
鲁迅和胡适都是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界的巨匠和旗手。鲁迅生于1881年，正好大胡适十岁，但他的成名却比胡适要晚得多。
早在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闻名于国内文化界的“文学革命”先锋人物。而这时的鲁迅还是“临时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公务员，以抄古碑校古书来排除精神上的苦闷。正是文学革命的号角，吹散了萦绕在鲁迅思想上的乌云，让他振奋起来。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震撼文坛的《狂人日记》，并首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显示了文学革命最丰厚的实绩。
胡适对此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说，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创作，“成绩最大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从鲁迅的日记中看，两人交往于1918年，而真正来往于1923和1924年。在这期间，两人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主张。那就是：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特别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方面两人多有共识：或是胡适倡导观念，鲁迅相继发表文章，予以呼应；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阐发。
鲁迅倡导文学革命，注重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他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表述说：“我做小说，是开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而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则注重从理论上突破，先后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在否定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革命文学的论述。
《鲁迅日记》也可以见证两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曾过从甚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前后，曾多次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时，也曾多次向鲁迅请教。在胡适的作品中也有明确描述两人友谊的片断：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对对方的观点，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榷。
在此后的六七年间，胡适与鲁迅的来往比较多。仅《鲁迅日记》记载，鲁迅致信胡适十数次，得胡适回信十封。他们互访过，也在一起吃过饭；而更多的，则是写作和学术上的交流，互赠资料和自己的作品。
然而，在《鲁迅日记》中，从1925年以后，胡适的名字却消失了。是什么事情使胡适与鲁迅断绝了往来呢？
二
1925年时的鲁迅，正由官场走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了议政之路。当时在鲁迅的文章里有明确记载：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于是，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批评者，两种选择，使两人分道扬镳，站在了对立面上。他们以各自为中心，分别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使寂静的知识界一时热闹起来。
在鲁迅与胡适的不同价值选择中所延伸出的政治观点和文化隐喻也十分鲜明，从两人当时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其在政见上的分歧：鲁迅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是知识界的重任；胡适想的却是，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助现政权的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胡适先后主持过很有影响的《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的周刊，就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高度关切。反观鲁迅，他走向民间，更多的是立足于当时中国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发声。他对于官场的冷视，并不亚于对世俗社会的憎恶。此后，好恶分明的鲁迅不再给胡适留面子，时不时地间接或直接公开批评胡适。随着矛盾公开化，两人的关系也日渐冷漠，乃至交恶。
从大的方面看，胡适曾主张“不谈政治”，后来他却公开出来大谈特谈政治，还爆出了一些令舆论哗然的政治事件，这些都可能引起鲁迅对他的不满和反感。而且还有一件事则很可能直接惹恼了鲁迅，这就是1924年以来发生在北京的女师大事件。
当时，围绕着女师大的学生风潮，在校内外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无情揭露章士钊、杨荫榆的倒行逆施行为；一种是以陈西滢为代表，袒护章、杨的专制和蛮横，对学生的正当行为横加指责。由此引发了鲁迅和陈西滢长时间的论战。尽管胡适没有直接参与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但从他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可以看出，他对体现爱国热情的学生运动虽然也给予了肯定，但对此次“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变为对付杨荫榆，又变而为对付章士钊”这样的结局是颇有异议的。而这在鲁迅看来，就是在为章士钊开脱，完全与陈西滢穿着一条裤子说话。所以在与陈西滢的论战中，鲁迅也曾多次不点名地讥讽胡适。
有趣的是，在1926年5月24日这一天，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忽然在天津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同时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苦口婆心地劝他的好朋友们和解，结束这场由猜疑和误会引起的意气之争。但是，让胡适意料不到的是这封信收到的效果适得其反，鲁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和稀泥”的态度，从此就与胡适彻底决裂了。
鲁迅对胡适的某些政治言行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展现出疾恶如仇的态度，这是尽人皆知的。相比之下，胡适却对鲁迅表现出了大度和超然，他从来没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鲁迅人格的不敬。
1929年9月4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十分感慨地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适对鲁迅的大度和超然，恐怕就源于这种“敬爱”的“真情”。
不过，鲁迅骂胡适却不搞人身攻击，也对胡适不无肯定之处，一代大师的风范显露无余。胡适曾就论稿请教鲁迅，鲁迅对此评价道：“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即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鲁迅与胡适政见分歧的时代，正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当时，西方文明通过军事征服与经济扩张在全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而民初的中国也曾迎来一个最为西化的时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自觉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重任。
两人在“整理国故”问题上的争论是双方分歧中最具冲突性的一次。“整理国故”的口号，是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生提出来的。他们成立“国故社”，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之名，行复古之实。针对“国故社”的倒行逆施，北大进步学生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反对“国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
胡适的观点是：整理国故实在很有必要，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国故研究；研究学术史的人，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客观说来，胡适最初的基本精神与“新潮社”是一致的，且某些地方尚有发挥。然而，由于胡适的“从政”，他随后的“整理国故”主张则偏离了最初的观点。他鼓励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并给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这客观上对诋毁新文学的复古派起到了支持作用。接着，他又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国家的纷争、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学生的求学热心与兴趣，这基本上就是走到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
对此，鲁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等一系列文章，尖锐指出“整理国故”的内容和方向转变带来的弊端，他鼓励青年关心实事，参加现实斗争，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地死读书、读死书，其观点和矛头直指胡适，犹如匕首投枪。
三
在鲁迅去世之后，作为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又同是文化界名人的胡适同意增补自己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委员，还为许广平拟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尽力帮忙。
当时，鲁迅逝世后，一股诽谤鲁迅的言论如潮涌来，其中对鲁迅批评最烈者，莫过于武汉大学的苏雪林。当她向胡适夸耀其批鲁迅的言论时，立即遭到胡适的批评，认为苏雪林言词失当，“是旧文字的恶腔调”。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
此时一些好事者又翻起了十年前的一桩公案，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作品。1920年8月，鲁迅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胡适读过《中国小说史略》后，极为悦服地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可是，陈西滢却发表文章，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他还对徐志摩说，这本书“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或是“拿人家的著述做自己的蓝本”。鲁迅对此极为气愤，即时发表文章予以答复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时隔十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被译成日文，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也已译成中文，读过这两部著作的中日两国学者，再没有一个人指出鲁迅有剽窃之嫌。鲁迅为此感慨地说：“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恶名，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西滢教授。”胡适认为历史已做定论，他有责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所以，在致苏雪林的信中，他说：“说鲁迅之小说史是袭盐谷温，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自此之后，凡是涉及到鲁迅的话题，胡适还是能从实际出发，给以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出于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偏见，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及其作品（主要是后期杂文）难免有所误解和贬低。1958年5月4日，胡适在台湾有一个很长的讲话，说到新文化运动时，他说：“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直到晚年，胡适仍如此评价鲁迅，这也是很难得的。
四
对比胡适和鲁迅的精神风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概括，鲁迅的写照不妨用他自己临终前的格言“一个都不宽恕”；相反的，胡适到晚年孜孜无怠，力倡“容忍与自由”。因此，胡、鲁之间横亘着一道宽容的分水岭，它使“容忍”的胡适和“不宽恕”的鲁迅最终成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精神标志。
把宽容与否判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是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宽容从来仅被视为一个“度量”（肚量）问题。诚然，度量与宽容有关，但仅是度量则无法度量出宽容那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因为，宽容在这里，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理念——价值理念。胡、鲁作为从五四新文化分离出的两位知识分子，事实上代表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胡文化”便是一种以宽容理念为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文化；“鲁文化”则相反，它是公开拒绝宽容并带有其独断性的刀笔文化。
这对比可以用十个字概括：“明确的是非”和“正义的火气”。前者是鲁迅的提倡，后者却是胡适的警惕。
什么是“明确的是非”？1935年的上海文坛，依然混战无已。鲁迅认为：“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鲁迅的意思重在句末，即：文人在论争时，是则好之，非则恶之，是非不但要“明确”，好恶更得要“热烈”。这一原则，不用说，鲁迅在他自己参与的历次论战中，都坚定不移、以身作则了。
“正义的火气”源于1959年胡适写的第一篇《容忍与自由》。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甚至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痛恨迷信。在一篇文章中，胡适借《礼记·王制》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惑众的人。在这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因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还不对吗？这里正有着“明确的是非”，所以胡适不惮以“热烈的好恶”显示自己的决绝。此时，胡适方才十七岁。可是，十几年后，胡适在北大，北大的一些“卫道士”却要“杀”胡适了，理由也是《礼记·王制》中的话，所谓：“学非而博……以疑众，杀。”什么叫“学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且又以此惑众，那就该“杀”。这里，“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于是，晚年的胡适把这两件己对人和人对己的往事并作一类，说：无论“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正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坚持了一辈子自由主义的胡适，越至老境，越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比较之下，胡适从年轻至老年有过上述这样的精神蜕变，鲁迅则没有。鲁迅以本身就很热烈的口吻说：“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莱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原来，鲁迅对于所憎者的“热烈地拥抱”，就是胡适十七岁所引《王制》那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杀。
五
鲁迅、胡适同为20世纪现代中国的文化巨擘，他们同时扛起了中国文学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的大旗，然而他们最后却因不同的文化性格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的复杂而迷人的风景，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
胡适有句话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这句用来形容鲁迅与胡适自己并不为过，假设中国现代是一座大森林，胡适是狮子，鲁迅是老虎，绕开他们俩人去谈中国现代文化史是不可能的。而狮子与虎的王者角色大概没人反对，纵使大家都不服谁，狐狸与狗在表面上也不得不俯首称臣。
胡适、鲁迅和陈独秀，在当时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三巨头”，而后三人又都从新文化阵营中分裂出来，陈独秀和鲁迅在“五四时期”表现为左倾，令胡适非常不安。胡适与鲁迅在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但方式不同。胡适要的是改良，鲁迅要的是革命，二者必然会有所冲突。胡适标榜的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更体现了大时代背景下的革命性。鲁迅毕生都在为把中国人改造成不做奴才的自觉的现代人、把人民改造成文明的人民而努力，他对一切调和的立场都不能容忍。
从学术角度看胡适、从文学角度看鲁迅，胡适在很多方面都不具备精湛专业的头脑，但却是很多方面的启蒙领路人，他是特立独行的最具人格魅力和知识风范的伟大学者，而且是个哲学家；鲁迅则首先是个光明磊落而大刀阔斧地横扫历史的伟大作家，其次才是个合格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出现两批不同的文化人，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鲁迅和胡适还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两大流派，即留日派和留美派。留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之巨是人尽皆知的，他们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领域，引领了清末至民国的中国时局。
鲁迅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批留日学生。中国最早的留学生的流向是到日本而非英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离中国近、留学费用少。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日本思想界流行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此外，尼采的超人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也有较大影响。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当时的鲁迅。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在跟那些左翼的年轻朋友接触的时候，在他们的鼓动下读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书，到了他的晚年，他的价值观趋向是倾向于苏俄社会主义的。
胡适比鲁迅小十岁，到胡适能够留学的时候，中国人留学的热点已经有所转移了，不再是日本而是英美，特别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学”。胡适到了自由主义大本营，他耳濡目染吸收的自然是自由主义的影响，这对胡适一生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胡适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奇怪，而是水到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