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编辑部的规矩，新来的除了扫地打水，还要积极跟上业务熟练的老记者出去采访。采访回来交稿，写稿时，为了真正达到锻炼的目的，新人写初稿，完了请一同采访的“老同志”修改。发表的时候呢，还要把老同志的大名署在前面。如果系重大事件，编辑部的领导也去了，署名就要按领导、老记者、新人的顺序来排列。张亮办公室那几位大姐每人带她采访过一次后，都不乐意再带她出去了。据那些大姐在主编宋江跟前反映说：“那小丫头采访的时候像个聋哑人，不听也不问；回来叫她写稿，她又说写不了，明摆着是个花瓶——中看不中用。”这一点在我与张亮的交往和谈话中也有所觉察，我觉得张亮并不笨，就是有点懒散，对正经事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幸好张亮长得漂亮，别的办公室的男同志还肯带她出去，她在男老师们跟前表现得很乖很听话，可还是不肯写稿子，偶尔写一个豆腐块，还老忘署别人的名字。搞得后来谁也不肯带她出去了。如果张亮的爸爸不是我们杂志主要赞助单位的领导，我想她早被炒了十八回了。后来张亮就只能跟着我出去采访，因为我这个人天生认真，责任心过强，总是抢着干活——其实我是不信任别人能干好——采访的时候张亮想去哪里我都不管，好在她买上几只雪糕就跑回来了，而且在座每个人都有份。那些被采访者吃了人家的嘴软，总想说几句好听的，就对我说：“这姑娘要是你的对象就好了，郎才女貌。”我听了自然满心欢喜，还要哈哈大笑，张亮却狠狠地在我后脑勺上拍一巴掌，叫道：“下辈子吧！”采访回来我通常连夜写稿，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张亮叫过来，让她仔细地看一遍。张亮一目十行地翻了翻说：“很好，不愧是大才子。”我说你看了没有？她说看啦！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张亮很可怜，真是不学无术的典范，整个一没心没肺的主儿嘛！就强迫她说：“你再认真地看一遍，知道以后怎么写。”张亮嬉皮笑脸地说：“不用看了，我都明白了。”我不甘心，像她姥姥一样耐心地劝她：“你现在不认真地学习，往后怎么独立采访？”张亮故作调皮地说：“谁说我要独立采访，不是有你吗？”我忍不住从心里开始鄙视她了：真是个绣花枕头！我下意识地冷哼了一声说：“你再这样，我也不领你出去了。”张亮看了看我的神情，脸色大变，“啪”地把稿子甩在桌子上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当个记者吗？大不了我不干了！”一拧身走了出去。当时还有别的同事在场，我正在众人面前无法下台，她又回来了，一脸客气地对我说：“李老师，谢谢您这段时间的指导，刚才是我不对，我以后改正。您别生气啊。”然后她眼泪汪汪地对大家笑了笑，扭头走了。我坐下来，心里很不好受，我知道我们的友谊破裂了，我有点自责，觉得自己为人太苛刻了，但还是有点生她的气：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不上进的女孩子。
下班后，郭芙来找我，我心绪不好，没怎么理她。她坐到我对面嘲笑我：“玩什么深沉呢？真虚伪！”我说你最好别惹我，烦着呢。郭芙的脸色一刹那晴朗起来——这可是我不多见的——她欢喜地对我说：“哎呀，三天不见，变得这么幽默。”听她夸奖我，我有点窃喜，但表情还是缓不过劲来，像是下巴上吊着一个秤砣。郭芙把小手伸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轻轻地拍着说：“晚上别写稿子了，陪我看电影去吧。”我终于招架不住了，抬头问她：“什么片子？”
“红河谷。”郭芙笑眯眯地说。
那天晚上空前愉快，虽然我还是不敢握郭芙的手，她也依然没挽我的臂，但我明显地觉察出郭芙快乐了许多。我从前对她那么殷勤，她都待答不理的，今天我不想搭理她，她反而做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看那样子快乐得简直能长出对翅膀来飞走——女人有时候真的很贱！要不就是我过于鲁钝，不知道领会女孩子的心思。
看完电影，我送郭芙回家。我们骑着自行车并行在马路上，又说又笑，那一会儿工夫比我们认识近两年来说的话还多。在她们公司门口告别后，郭芙刚走进去，我不知为什么喊了她一声。郭芙转身走过来，眼睛在星光下亮晶晶的，用仿佛不属于她的温柔的声音问我：“有事吗？”我嘟哝了半天说：“没事，我，我先回去了。”
走到半路上，我终于忍不住大叫了一声，像挨了刀子的猪一样——其实，刚才我是想吻她！
我想如果我做了的话，她是不会拒绝的，那或许是两年来她一直期待的，但我又一次放弃了让我们的关系明朗化的机会——我不明白，我到底有什么顾忌和隐衷？
7
郭芙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找她小姨。那天鲁小曼把与我的亲密关系表现得很夸张，让郭芙始终抬不起头来。后来她找机会剜了小姨一眼，用唇语告诉她：“讨厌！”我看见小姑娘皱眉头，就问她：“你找你小姨是不是有事？”郭芙看也不看我，客气而有点顽皮地笑着回答：“没事没事，是她打电话叫我来的。”鲁小曼朝她瞪瞪眼，然后两个女孩就对视着大笑起来。我觉得她们俩都有点怪，鲁小曼本来我一眼就能看透，跟郭芙坐在一起，也变得高深莫测起来。后来郭芙终于肯看着我说话了，她笑眯眯地问我：“我该叫你什么？”我说随便，叫名字就可以了。她认真地解释道：“我是问你有多大了，叫你哥行不行？”我说行啊，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叫哥正合适。然后郭芙若有所思地看着鲁小曼问：“我叫你小姨，他该叫你什么？”鲁小曼心领神会地大笑起来，眼神羞涩地望着我。我愣了半晌，才明白中了郭芙的圈套，自我解嘲地说：“你小姨比我大几岁，可我最多叫她个大姐呀。”郭芙很乖巧地笑了，鲁小曼却黑下了脸，冷冰冰地说：“正经一点好不好，别哥哥妹妹的。”然后她用呵叱小孩的口气对郭芙说：“没事了，我们走。”郭芙就听话地挽上鲁小曼，两个人头也不回地走了——真是奇怪的“母女俩”。
后来我把这事讲给张亮听时，还是弄不明白那天鲁小曼为什么要打电话叫郭芙来。张亮笑着猜测道：“一定是鲁小曼老在郭芙面前提到你，郭芙想见一见她‘小姨夫’。”我认为张亮分析得有道理，因为那天我一直跟鲁小曼坐在那里说话，没注意她给什么人打过电话，更别提她叫个女孩子来见我这样让我不安的事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又求证过郭芙，郭芙鄙夷地哼了一声：“她想炫耀呗，跟你这个大才子是朋友呀！”但那时候郭芙已经跟鲁小曼势同水火，她的话也就难免有失公允。
以上问题本来是我和张亮共同研究的同类话题之一，这类问题无论经过多少轮艰难的讨论，我们最终都会得出一个令双方都信服的结论来。但是没等这个问题水落石出，我跟张亮就因为写稿子的那件事闹了别扭。那以后，张亮就很少到第一编辑室来，每天都泡在第三编辑室跟那帮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说笑，碰见我则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那个阶段我正穷困潦倒，好长时间没来一笔像样的稿费了，幸亏经常光顾的那家小饭铺肯赊账，否则我真要把嘴吊起来了。即使这样，我也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皮带在最后一个眼上还松松垮垮，不使劲努着肚子，裤子就会掉下来。在那种状况下，我像一个吸毒者进入了迷幻状态，拼命地喝水，发了疯地写作，抽屉里只要有几袋方便面，就可以一个星期不下楼。出去采访时，人家设饭局，我就提前溜到厕所，把皮带再松开一个眼儿，双手插在裤兜里提着裤子走上宴席，准备来个大报仇。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吃不上几口，就犯恶心——我的胃已经不肯接受大鱼大肉了，我成了一只草食动物。最后我只能拼命地喝汤，包括各种酒，反正能撑圆肚皮就行——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峰骆驼，一顿饱饭的机会必须积蓄下往后数天所要消耗的热量和营养——于是逢场必醉，总是歪歪倒倒地走回单位，病狗一样爬上楼梯，成了十足的东亚病夫。我每次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地路过第三编辑室，总能听见张亮快乐的笑声。我感慨地想：纯洁又怎么样？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终究和我这个泥腿子出身的不是一个道上的，彼此保持分寸时，还可以做朋友，一旦撕破脸皮，铁一般的隔膜和冷酷的不屑就原形毕露了。
后来主编安排我和张亮一道去采访，申公豹总是一块儿去，他是摄影记者，想跟谁去都有充足的理由。我跟他们一起还算快乐，因为我一旦不在意什么了，就很能放得下——正是有这点冷酷的个性，我还觉得自己不失为一个男子汉。我根本就不去考虑是不是张亮叫申公豹一块儿去的，因为已经没什么必要了。
8
郭芙每次来找我，总是摆出一副来不来都无所谓的样子，与鲁小曼做作的兴奋形成很大的反差。郭芙就在和我们单位隔两条街的寻呼公司上班，近水楼台，因此比鲁小曼更频繁地来我这里，但跟我说话时，言辞之间总是要让我觉得她是面对着“小姨夫”——外甥女常来姨夫单位玩，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呀。刚认识郭芙后的那年春节，她甚至打电话说要来找我要压岁钱。我以为她又在和我开玩笑，就以牙还牙，用单位的复印机复印了一张百元大钞——我身上难得有这样一张大家伙——虽然黑乎乎的，但还算逼真。那天郭芙跟着鲁小曼一起来的，她假模假样地纠缠了老半天，我也就做出一副长辈的样子，语重心长地教训了她半天，然后把那张“黑钱”晃了晃，郑重其事地放到了她的手掌里。郭芙看清楚后，笑嘻嘻地说：“太好玩了，跟真的一样，我给你涂颜色吧，那就更像了。”她拉开我的抽屉找水彩笔——我在大学曾经选修过美术，经常向别人标榜自己是“弃画从文”，所以手头残存许多作画的工具。谁也想不到鲁小曼猛不丁地扑上去，一把把那张“钱”夺了下来，狠狠地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冷冷地说：“大过年的，给一张鬼票子，吉利不吉利？”然后她拉上郭芙就要走，我赶紧赔上笑脸说是闹着玩的。但她很不给面子，最终还是气冲冲地走了。我很奇怪郭芙为什么看上去并不那么听鲁小曼的话，但只要她小姨说走，立刻就跟上走了。她们走后，我对鲁小曼如此不解风情有点失望，她平时挺会调情的呀？我叹口气，把那张“钱”捡起来，在桌子上展开抹平了，放进了皮夹子里。我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事情破坏了读书和写作的心绪，一定不能。
那个时候张亮还没来杂志社，她是又过了一个春节后的七月才来的。我对张亮的历史不怎么了解——从认识到闹翻的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全听我讲了苦恼的罗曼史了——只知道她毕业于上海或者南京的某所大专院校，大概学的是档案管理，也可能是物资管理或者统计一类的专业吧，但肯定不会是文科专业——她的中文功底太差了，偶尔写点东西简直不知所云。这都是我不经意中了解出来的，总的来说张亮除了漂亮和爽快外，几乎一无所长，与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反差巨大——我刚开始还以为这位标致大方的姑娘一定气质高雅、谈吐不俗呢，闹了半天，也不过一位千金小姐！我那个时候还没读过几本哲学书，对事物的思考是纯感性的，对人性更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看到张亮跟那些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浪费青春，就把她看作没有脑子的人，很看不起她。这事放到现在我就不会这么武断了，我会从另一方面理解张亮，比如她的成长环境的左右，接受文化的影响，甚至会想到她或许受到过什么严重的打击，或者有过足够改变她的世界观的遭遇，总之，这一切使她的人生观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但她美好的心性一定不会改变，那宝石般光华的心灵，是被外来之物层层包裹了。如果我当时能想到这些，就不会鄙弃她、远离她，而是要千方百计走近她，帮助她涤清蒙蔽心灵的灰尘，让可贵的美好心性重新放射出迷人的光彩来。可惜的是，我那个时候又简单又幼稚，空有一腔热情和满腹雄心，却往往被傲慢和偏见左右，失去了挽救一个人和与她相关的人的幸福的时机。
无论如何，张亮毕竟从来没有跟着那班帅哥嘲笑过我，因此上除了看不起她，我并没有憎恨过她——事实上我谁也没有憎恨过，我的骄傲使我不把自己跟任何人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我的内心从不给任何身边的人与我平等对话的机会。即使申公豹背着我给鲁小曼打电话调情，甚至把郭芙骗来和罗成反锁到第三编辑室，我都没有发作——无论鲁小曼还是郭芙都不值得我跟帅哥们大打出手，虽然他们的做法相当于当众吐了我一脸口水。打架我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我从不把怒气形于色，我不卑不亢不露声色，时间长了，就给了他们很大的心理威慑——有些人就是自找失败，本来大家相安无事，乐得平等相处，他偏偏要挑衅滋事，但心理素质又不好，对峙之下，发现自己才是软弱的家伙，连原有的优势都失去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后来的结果是，首先沉不住气的是罗成，一反常态地找我聊天，努力地摆出一副友好的样子来；申公豹则是个永远自以为高明的人物，典型的粗中有细的家伙，总把自己摆在戏弄别人的位置上。他不肯对我表示妥协，但我更加可怜他，因为无论把戏多么高明，一旦被人看穿了，耍把戏的人就成了可怜虫，如果被人看穿了还不自知，就是不可救药了。萨特说：他人是你的地狱。我则认为，自己才是自己的地狱。人最大的失败是不能战胜自己，人生最大的悲剧是坠入自己的地狱。
9
张亮后来又单独跟着我出去采访了。她有一辆漂亮的米黄色山地坤车，如果在附近采访，就用这辆车驮着我——我那辆花二十块钱买来的老二八实在是吵得很，我们并行着去采访，哗啦哗啦的声音吵得说话都听不见，张亮就主动提出当我的司机。开始我说我是男的，我驮你吧。张亮听了笑得快岔了气，好容易平静下来，挺着胸往我跟前一站说：“得了吧，你比我矮了一个头，哪有力气驮我？”她怕我脸上挂不住，又故作认真地说：“你看我笨得连个稿子也写不成，空长了个大个子，还不给你老人家当当车把式？”其实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我要把高矮看得那么重要，岂不跟那帮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一样了？
跟一个比我高出一头的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下，我既没有臭美也不再自惭形秽，作为一个为自己的理想鼓舞着奋斗的年轻人，我如果想获得成功，首先不能与世俗的价值标准同流合污。事实上之所以能和张亮坦然相处，是因为我们都不是遮遮掩掩之辈，那次闹别扭的疙瘩自然解开后，我们的相处就像消除了猜忌的好兄弟好伙伴一样更加痛快舒心。并且我们一直没有讳言那次闹别扭的事情，坐在车子后面，我每天都在教训她努力一些。有时候我想别的事情，忘了和张亮交谈，她就会不断地扭过头来看我，催促我说：“你跟我说点什么吧，别光顾自己想事情。”有一次我对她说：“人应该有所追求，才会活得质量更高一些。”我举了罗成和申公豹的例子，认为他们整天把精力放在吃喝玩乐上，有限的聪明才智都用来捉弄人了，是纯粹的浪费生命。
“我觉得他们活得挺快乐的呀？”张亮毫不讳言地说出她的真实感觉。
“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浪费宝贵青春之上，等到有一天终于发现光阴虚度一事无成了，就会尝到空虚和懊悔的滋味了。”我不屑地说，同时冷冷地补充了一句：“人只能活一次，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
“他们说钱够花，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成功，还瞧不起你的穷困潦倒呢，你反倒可怜人家，真是与众不同。”张亮有点讥讽之意地说。
“他们说得没错，”我不禁大声说：“从他们的价值标准看，只能看到钱财和享乐这一个层次上，只要实现了这个短浅的目标，他们就兴奋得忘乎所以了。但是，对高层次的快乐，比如追求真理和艺术创造所带来的愉悦，他们是永远尝不到了。是呀，我现在一贫如洗，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可我并不以此为苦，我还认为这是对精神和意志难得的磨炼呢，不经过大琢磨、大痛苦，哪能领略到大快乐和大满足呢？！”
我的谈兴一上来，话语像泉水一样从心田涌出，滔滔不绝一吐为快，我接着说：“追求大境界、大智慧的人，是不畏惧世俗的艰苦的，凡·高一辈子饥寒交迫，穿他父亲和弟弟的旧衣服，甚至靠弟弟的接济生活，但是他并没有被世俗的困苦压倒，反而更加坚定了。看看凡·高写给他弟弟的那几百封信吧，无一不平静而深邃，作为读者的我们被他激奋外表下内在的快乐深深感染。这就是艺术的快乐，人生至高境界的大快乐，世俗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东西存在，更别说去追求和最终拥有它了！”
张亮骑在车子上一声不响地听着，直到我不说话了，她才小心地说：“虽然我没看过凡·高的文字作品，也不大能听懂你的意思，但我觉得你讲得有道理。”
我被她逗笑了，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你那么相信我？”
“因为你说的和做的是一致的。”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明亮。
这些话我也对郭芙说过，不同的是她笑眯眯地听我讲完后，把一边的嘴角向下弯去，做出一副尖酸的表情说：“哟，想不到我面前坐了个伟人，怎么早没看出来？”然后突然收敛了笑容说：“你能不能说点别的？真没意思。”但是有时候她也做出一副热情的样子听我讲话，完了积极发言说：“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怎么就不会说呢？”我搞不清她是不是真能听懂，我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给她讲，是因为我需要说，不管听者是谁。但是对鲁小曼就又不同了，我宁可对一头牛讲也不会对她讲，而她也根本不给我机会说这些话，总是在关心地问：“听说你们办公室小罗结婚了，给她媳妇买的‘三金’是不是足金？摩托车买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要不然就搔首弄姿地用手指捋着她耳根的短发大惊小怪地说：“呀，快看看，我脸上是不是长了一个小疙瘩！”
而我当时之所以能忍受所处的环境和鲁小曼此等俗艳之人，是因为我自己也正徘徊在高尚与庸俗之间经受着煎熬。翻翻我那个时期的日记，有这么一段很能说明我的精神世界中正在进行的反省和探求：
×年×月×日 星期×
我现在还看不到，我追求的至高境界是平和还是疯掉。在人群里，我时而高尚，时而庸俗，飘忽不定。高尚时，我打击一切人，让他们知道自己比一条虫子还头脑简单，让他们在我高深的见解面前一败涂地，我不但要打败他们的顽固观念，还要让他们感到那种让他们耽乐的生活是卑鄙的、不值一提的；当我庸俗时，我又去迎合一切，力求去接受一切，并为自己的堕落而窃喜和感到无上光荣。然而，只有独处时，我才是单一而纯粹的我。这个时候，我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我焦躁易怒，一件比头发丝还小的事情都让我压抑不安；别人的一点小错误，就让我恨得牙根痒痒，发誓要进行彻底和加倍的报复——虽然我最后总是反其道而行之。艺术，唯有艺术，她像毒品一样让我获得强烈的创造快感。我不敢想象，假如没有写作的释放，我是不是会犯罪、会杀人，是不是会自虐——我已经开始自虐了！我不知道，没有什么可拯救我的，我只有毁灭？！
10
我和张亮在杂志社一矮一高地出双入对，骑着一辆车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并不是人人都看得过去。有一天上午，我们打算去采访一个展览，下楼推车子，发现车篓里有一张纸条。张亮抢着拿起来一看，脸唰地红了，狠狠地揉作一团，扔到了远处。我赶紧跑过去捡起来，展开一看，是一首打油诗：
水浒小说万口传
至今已觉太一般
蛤蟆吃了天鹅肉
金莲武大谱新篇
字写得杈杈丫丫的，显然是左手所书。我骂了一声无聊，故作轻松地对张亮说：“下三烂的伎俩，别往心里去，哪有闲工夫跟这些人计较。身正不怕影子歪……”张亮斜了我一眼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当真了？”
从前张亮骑上车子后，总要简短地冲我喊一句：“上车！”那天却不声不响，我跳上去后，她侧脸看了看我，似乎还轻轻地皱了皱眉头。我的自信心在那一瞬间倒了个一塌糊涂，坐在高大的张亮后面，怎么怎么都觉得她是上幼儿园接孩子回家的妈妈，而我就是她的宝贝儿子。——你不把世俗放在眼里，它却无处不在，照样让你不得安生。一路上，我心乱如麻，不知道该对张亮说些什么好。
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张亮突然发了言，口气显然是开导我，她这么说：“你别闷闷不乐的，别人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怎么看咱们也不像谈恋爱呀。”我赶紧表示支持说：“对对，可不是，咱们是哥们关系，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了咱们纯洁的友谊。”但是张亮却不吭声了，踩了几圈，她突然说：“你先下来。”我跳下车，像个做错事又不明就里的孩子一样抬头望着她，她头上是浓密的梧桐树冠，树冠之上是青白的天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张亮靠在车子上，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天，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李乐，你看，再怎么说你也是个男的，我也是个女孩子，你能不能骑上车子，让我坐在后面？”我说“行呀，我总不至于驮不动你吧。”张亮把车把交给我，就在我的手扶上车把的那一瞬间，她飞快地放开了手，生怕我碰到她似的。我假装没看见，准备上车。但是张亮又把车架拖住了，她不放心地问我：“合适吗，你驮我？”我笑着说：“怎么不合适，男的骑车女的坐，天经地义呀。”
“可是你那么矮，我这么高……”张亮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故作幽默地说：“你没学过动物学吗？昆虫里面一般都是雄的小，雌的大……”
张亮大概没想到我打了这么个比方，瞪着我呆住了。我赶紧补充说：“不过，昆虫都是雌的背着雄的跑，人就不同了……”
“讨厌！”张亮涨红着脸打断了我的话，一把夺过车子，回头问了我一句：“没看出来，你怎么这么流氓？！”然后自顾骑上车子扬长而去了。我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丧气透了。好在过了不一会儿她又回来了，虽然看也不看我，到底还是让我坐了上去。
张亮这姑娘就是这样的好心肠，但我却天生记吃不记打，回来后上楼梯，张亮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的脑袋正好跟她的屁股在一个水平线上。她可能有点累了，腰扭得厉害，但两条结实的长腿依然弹性而有力，我跟在她后面，无意识地陶醉于眼前的风景，一时连置身何处都忘了。后来她可能察觉到有点别扭，回头问我：“你干什么呢？”我昏头昏脑地回答：“看你扭，你扭得真好！”张亮的脸今天第三次涨红了，眼睛瞪得老大，奇怪地盯着我，好像我脸上长了条尾巴。但这次她没有骂我，而是手足无措地“呸”了一声，慌慌张张向楼上跑去。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的，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简直不知今昔何昔。
从下午开始，我就精神恍惚地坐在办公桌前，无所事事，脑海里有个刻薄的声音不停地在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这声音男不男女不女，毫无感情色彩，无休无止，十足讨厌。我不知道我的理性哪里去了，但还能感觉到体内在剧烈地斗争，是什么在斗争，我却不能指出来。我枯坐到天黑，渐渐明白：我是感觉到性欲了，成熟的男性对异性美好的的渴望和崇拜。我开始惊讶地嘲笑自己：这么多年来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对风流的鲁小曼和俏皮的郭芙都无动于衷，却在对一个明知和自己根本不般配的女孩的偷窥中完成了性觉醒，真是没脸没皮，狗肉上不了桌面呀。
那天晚上，我写不出东西来，也看不进去书，连晚饭都没吃，一个人到大街上遛达到半夜。明暗错落的建筑，忽有忽无的夜风，都让我感物伤情，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敏感和脆弱的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