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
——[法]卢梭《忏悔录》
1
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年，我在一家杂志社上班，和很多女孩子有交往，可是直到离开那里的时候，我仍然是个处男。我不认为这是多么羞耻的事情，相反，我感到了高尚。并非如传说的那样：我是一个生理或心理不健全的人，真实的原因，我觉得卢梭在《忏悔录》里说得很明白：“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
虽然如此，在我最青春的岁月里，我并非没有爱过，只是没有追求结果。我把这归罪于我的晚熟，我把这份遗憾当作最美丽、最珍贵的东西来珍藏和回味，我愿意讲述我的故事，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安慰，祭奠我小鸟一般一去不回头的青春。
那家杂志社所在的小城，距离我现在工作的大城市不到二十公里，杂志的状况，那个时候比现在稍微景气一些，也就对我那样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多少有点吸引力。我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四年之久，直到两年前终于离开。平心而论，那本杂志对我的文学事业和人生的发展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是指我在杂志社四年之中所学到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处世哲学和一段难以下定义的体验，包括和女人调情以及亲热。但要问我对那段生活有什么留恋之处，那就是，我的生命曾被天使和她赐予我的爱所照亮，当我意识到应该拥有它时，已经永远地失去她了。有的时候，遗憾是最美好的回忆，但在人性造成的这种必然结果面前，要做到一笑置之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那个时候，我经常一文不名，心理素质也不好，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脸红脖子粗，不停地擦鼻尖上冒出来的虚汗，还管不住自己的表情，露出近乎好色的倾慕的微笑。我在离杂志社十五公里的农村租了一间房子，房租每个月六十块，另外花二十块买了房东一辆漆皮掉光了的老二八加重自行车，早晚骑着它上下班。刚从学校进入社会，闯一闯的心劲和发展的欲望很大，美好的新鲜感和膨胀的自信心时刻鼓舞着我。我通常早上七点从住处出发，伏在车把上一路狂踩，四十分钟就可以赶到杂志社；晚上下班后从同一路线往回走，当然也要四十分钟才能到家，不过总觉得回家时比上班时用的时间至少短一半。后来我觉得回家睡觉的意义不大，因为我那间小屋子里的破桌子和四十瓦的电灯泡，远远不能跟编辑部的办公桌和天花板上的六根日光灯同日而语，而我每天晚上都至少要看三十页书，写两千字的文章，因此我有时候就在办公室过夜。在办公室住还有一个好处是上厕所方便，而农村的大茅坑黑更半夜常常很危险。我把两张办公桌拼在一块儿，铺上几层报纸，搬过本字典来当枕头，一闭眼就是黑甜一梦。后来办公室配了一条旧的长沙发，我干脆把铺盖搬了来，以社为家了。
我是从我现在所在的大城市毕业后，应聘到郊区小城的杂志社的。我觉得大城市的郊区跟大城市的差距就是要坐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想去就去了，所以家里打电话问我工作单位在什么地方，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上大城市的名字。我是农民的儿子，并且家在距离这座大城市数百公里外的农村，我父亲是一个小镇办公室的秘书，快五十岁的人了。父亲是四十二岁上自修完大专课程，由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变成端公家饭碗的小秘书的，他两个星期准时从小镇上的邮局给我打一次电话，时间是星期五的晚上九点，因为第二天是周末，回到家里母亲要问起我的近况。这座大城市是我们的省城，父亲十年前买蘑菇菌种时来过一次，而母亲只听说过它的名字，连确切的方位恐怕也不知道。对于乡下人来说，能来一次省城可以在村里人眼里保持半年的高大形象，因此我能在这里工作，很给父母的脸上贴金。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宁可在大城市的郊区打工，也不愿回家乡去当教书先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省会城市是文化交流中心，生活在它的附近，除了拥有更多深入其腹地的机会外，我觉得离我的文学梦想也不会太远。因为有这个梦想，在我当时没有娱乐没有朋友（同性知己）的单调生活中，我总能看到美好的东西在未来闪耀，就像灰蒙蒙的云层后努力发射光芒的太阳。就是那一轮水中的铜盘般淡黄的影子，使我每天都信心百倍，精神抖擞。
2
张亮是1997年的夏天应聘到杂志社的，她比我晚来整两年。因为我是在香港回归后的那几天第一次见到她，所以能确切地记得她是1997年7月来的，就像我能准确地记得我是1999年10月离开杂志社，是因为我是在澳门回归后的第二个月调来省城上班的，是在秋天。我见到张亮时，她已经上班快一个星期了。其实从她来的那天我就一直在编辑部，只是因为当时我正沉迷在一段烟瘾般欲罢不能的畸恋里，精神上受尽折磨，托病不去参加每天早上的业务碰头会和政治学习，所以主编在早会上把张亮介绍给大家时，我不在场。而且后来张亮没有分到我所在的办公室，我在楼道最西边的第一编辑室，她在最东边厕所旁的第四编辑室。再说，从名字上推测，谁都会以为她是个小伙子，即使上厕所时偶尔看到她坐在第四编辑室，也会以为是个来送稿件的漂亮女作者，而我当时，见了漂亮的女作者就像被蛇咬过的人踩到了井绳，必定退避三舍，尿急一样地逃开。
像我初次领略那些有意思的新玩意一样，注意到张亮，也是第三编辑室那帮搞美术和摄影的帅哥们的引导。关于那帮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我说不上来什么看法，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很无聊。因为都是同一批招聘进来的年轻人，有时间我也和他们一块儿喝酒打闹，但我心里清楚他们打心底瞧不起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是从农村来的，属于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一类人，或者干脆就是进城淘金的民工；而他们来自二十公里外的大城市，来自省城，属于有教养的文明阶层子弟，因此从省会城市来到郊区小城上班，就有梁晓声笔下下放知青般的玩世不恭和冲天怨气，并且在谦虚礼貌的外表下透露出固执的狂傲个性。我成为他们的捉弄对象，还因为我当时是个柔弱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八，体重四十五公斤，而他们都是可以当男模的帅哥，有一两个像我一样瘦的，也都很高，属于风流倜傥的靓仔。有时候他们蓄意地陷害我，是因为我的文学功底好，脑子活络还敬业，属于业务骨干而且颇受领导的赏识。还有一点连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我很讨女孩子喜欢，尤其是漂亮女孩子——她们并不在意我会不会脸红和鼻尖上冒汗，而且对我的豆芽菜身材仿佛也熟视无睹。
我在如此不乐观的处境中能够保持乐观心态，完全是因为我对文学的追求，还有对未来的信心。帅哥们对我不屑，我有时也以牙还牙，但从不因为他们的捉弄而自卑，而是把这都看作难得的动力。同时我明白，我对他们的不屑，却是致命般坚硬的。这使我能够以强者对弱者的宽容来对待他们，和他们一起纵情地谈笑而毫无做作和拘束。那天我们正站在第二编辑室门口谈论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取笑英王储查尔斯拘谨得像个被捉住的小偷，我背向楼梯口，开心地欣赏着美编罗成惟妙惟肖的模仿，其他人也都笑得七歪八倒。但是罗成突然定格在那里，眼里放出光来，我甚至能感觉到两道很强的电磁波从我头顶破空而过，那些观众几乎就在同时朝那个方向望去。我站的位置不好，加上平素对他们的夸张举动不怎么感兴趣，因而回头慢了一点，只看见第四编辑室门口有个黄裙子角晃了一下，进去了，留给我的印象是第四室的门口开了一朵大南瓜花，又飞快地被伸出来的一只手摘去了。我回过头来，看见摄影记者申公豹表情夸张地叫道：“神，真神，又换了一身衣服！”罗成打趣地说：“每天不待重样的，咱们每天站在这里等着看她上班，看她到底有多少套衣服可换。”我问是谁，罗成咧着一只嘴角笑着说：“咱们杂志社来了一位绝代佳人，你这位‘袖珍情圣’一点也不知道？”帅哥们一阵哄笑，我平静地想，真不该问他们什么正经问题。同时感到这次不同，分明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兴奋得像发情期的公驴一样坐立不安得意忘形，才拿我这个不足一米六的身材来再次取乐。
我刚回到办公室，一个女孩子踩着我的影子就进来了。她的眼睛很大，乍一看还以为脸上有三张嘴；一头乌黑的长发，眉毛像男孩子一样浓，要不是皮肤白净，黄色连衣裙并不适合她的气质——故意穿别人不敢穿的花色，可能也是有自信心的一种表示吧。她很大方，像个男孩子一样咧嘴笑着走到我办公桌前，用柔和的女中音问我：“您是李老师吧？”我想自己肯定又脸红了，下意识地用手背抹抹鼻尖说：“不敢不敢，你是哪个单位的？”她愣了愣，忽然爆发出一声大笑，马上又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跺了跺脚，用手捂住了嘴。这女孩子把笑意勉强咽下喉咙，脸上红潮未退地正色说道：“我是刚来的，在第四编辑室，我叫张亮。”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什么叫罗成他们摇头甩尾巴的，暗笑了一声，反而镇定下来，伸出手去说：“你好，非常欢迎，叫我李乐就行了。”张亮握住我的手，又笑起来，这次分明还带着点羞涩，她再次说：“请李老师以后多多指导啊，听他们说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有些失措地谦虚着，看到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很像两个女人的手，我的甚至还要比张亮的纤细一些，这使我身上有点发热。我猜张亮的感觉一定也很别扭，因为我始终坐在椅子上，握手时她不得不弓着腰尽量向前探着身体，这个姿势对穿高跟鞋的女人来说，必定腰部又酸又痛。我不能站起来，是因为看到张亮太高了，保守的估计也在一米七五以上——我从不把高个子男人放在眼里，但女人就不同了，尤其是高个子漂亮女人，总是让我自惭形秽——站在她面前，我会难为情的。更重要的，我不想让我的身材把张亮吓一跳，有见面不如闻名的失望，刚见面就弄出一脸尴尬的表情来。这就是我和张亮初次见面的情形，后来谈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始终没离开过椅子（有一会儿我就快站起来了，又就势脱了鞋蹲到了椅子上），还有就是那帮帅哥在张亮和我谈话的不到半个小时内轮番跑进来，跟我们说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并且表现得彬彬有礼，形迹可疑。
3
在这个古怪的地方，我的快乐和苦难总是前脚跟后脚，我猜都不用猜就敢肯定，就在张亮从我办公室回到第四室时，那几位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们要绘声绘色地向张亮讲述我正泥足深陷的“有趣的恋爱”。我猜得一点没错，因为没过几天张亮就找了个机会问我那件事，我本来觉得没必要告诉她，但是几天来我已经发现张亮是个心无芥蒂的女孩子，她问我那件事，只是因为感到好奇，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为了嘲笑和幸灾乐祸——甚至因为嫉妒，况且，我当时正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以免把自己煎熬得神经错乱。我就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后来我甚至对张亮产生了倾诉的依赖，凡是有关那“该死的恋爱”的情况，我都要及时告诉她，听她的意见；而她也很乐意担当起“知心姐姐”的角色。我们因此建立了纯洁的友谊，就像是兄弟般亲密无间。这是罗成他们没有料到的结果。
我给张亮讲述那“该死的恋爱”时，她听得很入神，浓黑的眉头微微皱着，眼睛水亮水亮，好像西施心口痛的模样，唯一不雅的姿态是她双肘支在桌子上，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分别捏着自己的一边耳垂，这使她显得很傻——可当我指出来时，她探身在我脑门上打了一巴掌说：“没关系的，咱们是兄弟，在你面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个女人，保持什么淑女形象呀！”我好不沮丧，但习惯地认命了——在她面前我也从来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子汉。实在地讲，那个所谓的恋爱被我讲出来时，并不完全真实，因为我免不了像其他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一样，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的形象美化了。或多或少地让自己化腐朽为神奇，这是什么人都克服不了的坏毛病，因此要真实就不能开口，一开口就难免失真。我所讲出来的那件事，与事情本身虽然重合，也存在着天壤之别。为此我曾经感到羞愧，真到后来看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才发现自恋是人性中不可摧毁的一面，甚至做了鬼也会不自觉地替生前的自己搽脂抹粉，而人性，几乎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我又释然，并且像创作戏剧一样更努力更兴奋地吹嘘自己了。我惊讶地发现，当痛苦被渲染到一定程度时，竟然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快乐！
既然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就毫不隐讳那件事的缘起其实又庸俗又流俗——那不过又是一个男编辑和漂亮的女作者的故事罢了。并且故事的女主角之一鲁小曼还说不上十分漂亮，只是稍有姿色而已。关于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可能是她陪朋友来编辑部送稿子，也可能是她打电话找我讨论过我的某篇文章，或者我在邮局寄信时跟她聊过几句——鲁小曼是我们区邮电局的营业员。后来她就频频地给我写信，那段时间几乎我每天都要收到一封信封上印有“邮电公事”字样的信。我不记得鲁小曼是不是会写其他文章，更不记得给她发表过什么东西，总之我看过她好几万字了，几乎全是一些调皮的玩笑话——她把这种东西叫作信，每天写满一页三百字的稿纸，然后洒上香水，再装进那种方头方脑的“邮电公事”信封里，饶有兴味地给我寄来。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一封不落地都拆看过了，并且装订成册，还卖弄地亲笔题上“小曼小札”几个蹩脚的毛笔字，在鲁小曼过生日的时候当作礼物送给了她。因为这件事，申公豹曾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指责我丢杂志社的脸，不维护当编辑的形象，我则以“人人平等才是正常社会”来替自己辩驳。其实我也暗恨自己不争气，几次下决心不再与鲁小曼来往，结果却是偶有一天没收到“邮电公事”，忍不住就要打电话过去问问鲁小曼是不是感冒了。我想我是生活得太单调了，想寻求一些乐趣来作为调剂，况且我这样的（生理）条件，能有个像样的女人喜欢（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应该换成“感兴趣”吧）总不免要失控，要受宠若惊投桃报李。否则我是不足以解释当鲁小曼花枝招展地来找我时，为什么我恨不得自己能再高上那么一点点，以便和这位窈窕淑女般配一些，走在街上时不至于太滑稽。我知道自己迷失了，但又无能为力。
假如只有一个鲁小曼也就罢了，一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应付得过去，但另一位女主角郭芙显然不可忽略。假如郭芙和鲁小曼素昧平生也便罢了，但后者却是前者的亲小姨：郭芙小我四岁，而鲁小曼大我四岁。最让人恶心的事情是，后来我和郭芙谈起了恋爱，却无法断绝和鲁小曼的暧昧感情。这种事情假如发生在风流倜傥的罗成或者申公豹身上也算一段佳话，偏偏我是个不足一米六的“豆芽型”，难免被人看作是一桩古怪的丑事。我自己也感到不大光彩，但像一个想戒烟却有心无力的人一样，从没认真考虑过真正把自己解脱出来。我把这件事详细地给张亮讲完后，头痛欲裂地总结了一句：“我是个无能的人。”而张亮白了我一眼，简短地说了两个字：“有病！”一拍桌子，站起来悠闲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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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件事讲给张亮的第二天，我正趴在办公桌上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听见罗成在楼道里喊了一声：“情圣，你的林妹妹来了！”然后从所有的编辑室里爆发出的哄笑像海啸一样在楼道里汹涌。虽然我没怎么留心，却清楚地听到里面也有张亮的笑声。与此同时郭芙满脸通红地站到了门口，她噘着嘴走进来，把手里的牛仔包甩在我办公桌上说：“那个罗成，真讨厌！”我说算了，别跟他计较。郭芙就一扭身坐到了沙发上，老半天一声不吭。这小姑娘长得跟她小姨一点也不像，鲁小曼是传统的鸭蛋脸大眼睛，留着齐耳短发，只是左边齐耳垂，右边齐耳朵眼儿，只要不开口，眼波流转之间颇显风情万种；郭芙圆嘟嘟的脸盘，小嘴长得一点点，虽然单眼皮，睫毛却很长，睁眼闭眼时像挥动两把毛刷子，一低头，就只能从浓密的长发中看见一颗日本女孩式的翘鼻头，而她的整体形象，也像极了日本卡通片中的人物：樱桃小丸子。鲁小曼爱笑，郭芙爱哭，这是她们最终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
无论是郭芙还是鲁小曼来找我，或者她们一起来找我，都没什么具体的事情，我一直很搞不懂她们为什么对我这个小矬子那么依恋，有空就来看一看。但如果是郭芙一个人来，她一般不多跟我说话，偶尔才看我一眼，要么一声不吭地翻看我桌子上的东西（我不记得她读过我的任何文章，她只是乱翻一气），要么一个人举着份报纸在我的破沙发上坐很长时间，然后突然站起来就走，仿佛她的到来只是履行一种仪式。像那天来时一样，碰上编辑部那些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开她的玩笑，她总是勇敢而固执地走到我的办公室来，然后坐在沙发上生气，情绪刚调整过来，马上就跟我说再见。
那天郭芙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这人除了文学什么也不懂，真没有意思。”她是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说这句话的。后来我送她下楼，路过第三编辑室时，瞥见张亮坐在罗成的桌子上和帅哥们说笑，很快活的样子。郭芙依旧只顾走路。送走郭芙，我心情有点烦躁，大步上楼。再一次路过第三编辑室时，申公豹从门里伸出手来把我拽了进去。他殷勤地请我坐到沙发上，又像演戏一样双手送上一杯水，故作正经地说道：“情圣，怎么美女都喜欢找你啊，你要是忙不过来说一声，咱哥们儿随叫随到。”靠在椅子上的罗成和坐在桌子角上的张亮以及其他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我哼了一声说：“有空赶紧去你丈母娘家倒垃圾去吧，闲吃萝卜淡操心。”申公豹佯怒道：“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我说你别吓唬我，我身边美女如云，才舍不得死呢。我这样巧舌如簧其实是说给张亮听的，看到她跟这些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我很后悔给她讲我的那些事。——毋庸讳言，我肯定是嫉妒了。在和他们说笑的同时，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想，像张亮这么单纯和漂亮的女孩子，不和帅哥们在一起，难道应该和我这样的四体不勤的书呆子是一路人？我甚至能从张亮的笑容中看到健康潇洒的罗成和申公豹对她的吸引力。我还觉得，体态风流卷发披肩的“艺术家”罗成和瘦不露骨曲线优美的时髦姑娘张亮很是般配。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我把这个看法附耳告诉了虎背熊腰钢筋铁骨的申公豹，他一口茶喷了出来，笑得东倒西歪。但是他没把我这个说法宣布出来。倒是张亮感觉出点什么来，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说：“我回办公室去了，你们聊吧。”张亮一走，大家都感到没趣——只有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快感。冷了几十秒钟的场，申公豹蹿过去咬着罗成的耳朵嘀咕了几句，罗成哈哈大笑，一拍桌子指着我叫道：“情圣，承让了，晚上请你吃饭。”
晚上吃饭时张亮也去了，总共六个人。我们在大排档喝了一通扎啤，申公豹又请大家去唱歌。因为张亮在场，这次他们没有要小姐。张亮一直不怎么跟我说话，却没命地跟申公豹神聊，我看见罗成在桌子底下猛踩申公豹的脚，后者却仍然能够谈笑自若。后来罗成用摩托车送张亮回家，申公豹和其他人骑摩托把我送到杂志社大门口，他们去路口与罗成会合，然后星夜赶回省城去。我一个人慢悠悠地上楼，因为酒喝多了，写不成稿子，抱着《罪与罚》躺到沙发上，眼睛老是在那几行字上下不去，只好把书盖在脸上，一阵致命的疲倦袭来，很快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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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使张亮把我看成个下三烂——我可以不在乎帅哥们的态度，但绝不想让他们把张亮蒙蔽了，我的哲学是：可以被混蛋瞧不起，绝不能被一个正直的人看扁了，尤其这个人还是朋友——我斗胆对她说：“其实我无论和鲁小曼还是郭芙都很清白，我没有对她们任何一个人做过那种事，请你相信我。”张亮听完瞪着我研究了半晌，最后说：“你真恶心！”说是这么说，她还是很够意思，帮我出主意说：“这样下去不行，你必须在她们当中做个选择。”我说她们各有所长，又都对我很好，怎么个选择法？张亮用白玉般的牙齿咬着右手食指的骨节，用心想了老半天，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看你应该这么办，跟鲁小曼在一起的时候严肃一些，跟郭芙在一起的时候浪漫一些。”见我一脸鲁钝，她又支奓着两个手掌，好像捧着一个不存在的大西瓜，解释说：“据我观察，你跟鲁小曼在一起时油嘴滑舌像个小流氓，两个人还不停地动手动脚；跟郭芙在一起时就像换了个人，说话结结巴巴，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两下作个对比，可以看出你跟鲁小曼性格相投，但对郭芙更用心一些。所以……你明白了吗？”我其实很清楚自己在鲁、郭二女面前的表现，也正是因为她们给我截然不同的感觉，才让我举棋不定，哪一个也放不下，假如她们俩性格相近，我们也不会形成这种让人难堪的格局了。因此我问张亮：“你出的主意一定能赶走一个吗？”张亮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我出神地看着张亮，她可真是一个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呀——对待朋友真诚到帮他设计恋爱模式，可谓知心。这位知心朋友很有责任感地继续给我出主意：“你也可以采取排除法，比如想想她们的缺点，哪一个更让你受不了，就痛快点跟她说清楚。比如说鲁小曼，她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吗？”我想了想说：“鲁小曼很虚荣，也很庸俗。”大概是我回答得太干脆了，张亮的眼神里有个念头莫名其妙地闪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她接着问：“郭芙呢？”我正在猜测张亮的心思，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郭芙……你可能看出来了，她有点傻，脾气也很古怪。”张亮这次大笑了，她用一只手掌扇着鼻子前面的空气，好像我刚才放了个狗屁，搞得我很不自然。好在她马上就意识到了举止的不妥之处，但笑得更厉害了，并解释说：“不好意思，你别多心，我这人就爱笑。对了，你说说她们吸引你的地方吧。”我已经心绪全无，勉强动了半天脑子说：“没有，她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你跟她们纠缠什么？”张亮写了一脸的问号。
我说我也不大明白，可能是排解寂寞吧。
张亮白了我一眼说：“无聊！”
沉默了半晌，我认真地对她说：“我想我是在寻求一份自信，没有自信是实现不了我的理想的。而自信，更多的来自于异性的青睐……你明白吗？”
张亮问：“理想？什么理想？”
我告诉她：“成为作家，伟大的作家，像雨果那样！”然后我盯着张亮问：“你现在明白了吗？”
张亮说：“雨果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