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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大爱无疆(1)

老百姓的眼泪慷慨,也很金贵,就看是对谁。这里的老百姓愿意把泪洒给他,把心掏给他,用口为他铸碑!

第一节 生命绝唱

2015年11月1日14时10分,一辆灵车缓缓由大同市区驶入阳高县。早已在路上等候的三十多辆私家车,自发加入护灵车队。车队如龙驶入县城,大街上行驶的机动车、自行车等主动让路。骑车人肃穆而立。街道两侧,数万老百姓排成长龙,洒泪相迎。

泪水沾湿了人们胸前的白花。出租车鸣起长笛,一声声像是阳高人深情的呼唤……

归来吧!归来了!

灵车上载着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归来的是阳高人心中的“好党员、好干部”——李培斌的英灵。

2015年10月15日6时40分,党的十八大代表、大同市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所长李培斌突发疾病,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一刻,年仅五十岁。

噩耗传回大泉山,传回阳高县,沉痛的气氛立即在阳高城乡弥漫开来。对英雄的哀思,对英雄的缅怀,在阳高上空弥漫,在阳高大地回荡。

泪,像雨一样飘洒,凄凄沥沥;雨,如泪一般倾诉,揪人心肺!

“培斌啊,你答应等我死后送花圈,怎忍心让白发人送黑发人!”龙泉镇富贵村七十九岁的农妇袁桂茹,撕心裂肺,号啕大哭。

“多少壮志还未酬,英年已随西鹤游。辉煌事迹史上留,伴君只剩一坟丘。”多年好友同事李海泣泪作诗。

“抢天哭地,英灵长在;椎心泣血,风雨同悲。”

“常言说,好人长在,可为什么你却匆匆离开?”

“英年早逝,苍天当哭,民有疑难可问谁?”

“你听到听不到?我连续呼喊你的名字……你知不知道?阳高百姓盼着你,等着你!”

……短信、微信、微博、贴吧,追思悼念李培斌的诗文犹如潮水,宣泄着人们心中的悲痛,表达着人们的无限敬仰和无比崇敬。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栏目,《山西日报》,山西广播电视台及各大网站,纷纷以较大篇幅对李培斌的事迹做了报道。

“一米八的个子,壮如铁塔,怎么说没就没了?”友宰乡代理调解员、大学生村干部梁龙哭泣着念叨。

“李所长实在太忙了!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儿……我常常跟他讲,您中午把手机关了打个盹儿,他无论如何都不肯,结果每次刚迷糊一会儿就被电话铃吵醒。”李培斌的徒弟、龙泉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鲁学虎抽噎着说,“他是累死的……他是为老百姓累死的……”

龙泉镇道北养猪场的老孙泪流满面。李培斌去世前一天下午3点,他给正在市里参加司法培训的李培斌打电话,说前几天,一位邻居和他闹纠纷,“我气不过,就拔了他家地里的苗。”李培斌说双方千万都不要过激,我一回去就先调解这件事。可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了一个永远不能兑现的“约定”。“李司法,你怎么不管我的事,说走就走了呢?”

原山西省司法厅厅长王水成含泪写道:“我和培斌约好的,等着他能当选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代表呢……他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如今古稀之年、曾为马家皂党委书记的高涛是李培斌的入党介绍人,听到李培斌殉职的噩耗,他不顾年迈,让儿子开车拉着他,亲自去市里参加李培斌的吊唁。他说,李培斌的感人事迹很多,像夏天院子里树上挂满的大红杏,三天三夜也摘不过来,说不完。

山西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处处长李君叹息:“想一想,培斌留下了那么多,而我们又能留下什么呢?”

网友“星际导弹”说:“在十八大代表中,有一位代表叫李培斌;在阳高县的光荣榜中,有一位最美党员叫李培斌;在龙泉镇百姓的心里,有一位好人叫‘李司法’。他的工作没有上下班,百姓的炕头、田间,沉沉夜幕中,炎炎烈日下,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是民情的活字典,他是一方社会安宁的定海神针。”

阳高是“二人台艺术之乡”,由县二人台剧团走出去的阿宝现在是红遍神州的大明星。阳高县二人台研究会曾以李培斌的事迹编写二人台剧本《党培斌》。然而,《党培斌》还未及编排,真正的主角却英年早逝。他们已将剧名改为《李培斌》,希望通过艺术的形式,留住李培斌的精神,把他的事迹传唱到城市乡村、街道厂矿……

大同市知名学者赵忠格,是从李培斌那个村子走出来的。赵忠格比李培斌大十几岁,但俩人交情特别好。得知李培斌殉职的消息,老赵流着泪对家人说,他希望百年之后埋在村里头,就埋在李培斌的墓旁,在另一个世界好有个说话的伴儿。

李培斌的母亲裴进莲已年过七旬,李培斌去世后,家人向她封锁消息。“二明虎(李培斌小名)天生是党的人,公家人,大伙的人。”老人平时一想儿子,就喜欢这样念叨。“哎,我的二明虎不要我了!”10月25日,老人又一次拨打李培斌的电话,可是仍旧无法接通。“妈,不是跟您说了嘛,二哥出远门了!”一旁的女儿赶紧安慰她。老人至今不知道,她最惦记的二明虎,永远不能再接听她的电话、永远不能再喊她一声娘了。

李培斌的家人怕老人受刺激,不愿让她知道李培斌的死讯,还情有可原,可以理解,不可思议的是,马家皂乡安家皂村一个叫吕福的村民,竟然也不敢让自己的老母亲知道李培斌走了,生怕老人承受不了打击。前些年,吕福老母亲生病住院,吕福忙不过来,李培斌便白天工作,晚上跑到医院守在老人床前陪侍。时间久了,老人对李培斌依赖感特别强,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儿子看待。他跟村里人说:“培斌比俺的亲儿子还亲呢!”

古城镇菜农何存爱,听说李培斌突然离去,心如针扎。“俺这几年蔬菜生意红红火火,都是培斌的功劳。是培斌出面调解了土地种植引发的纠纷,又帮俺建起了大棚。”何存爱送过烟、送过钱,可李培斌都不要。吃水不忘打井人,他便想了一个主意,开了一辆大卡车,将八万斤绿油油的大白菜,拉到李培斌的出生地赵石庄村,希望把这些菜分送给村里的乡亲们,以表达他对培斌的怀念和感激。

灵车在阳高街头慢慢移动,人们也跟着灵车一点一点向前挪动。他们都想再多陪李培斌一程,多跟李培斌说说话儿。大家都对李培斌恋恋不舍,不愿停住跟随他的脚步。

李培斌,一个小小的基层司法所所长,他到底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能牵出阳高人无尽的泪雨?

人心之中有天平,这天平总向着一心为民办实事谋利益的人倾斜。

阳高人对李培斌爱得深,是因为他为这片土地付出得多、奉献得多……

百姓的眼泪慷慨,也很金贵,就看是对谁。阳高的老百姓愿意把泪洒给他,把心掏给他,用口为他铸碑!

不,他们是在给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给他们心中的共产党员树立高大的心碑。

生命的最后时刻

李培斌的亲朋好友,为我们还原了他生命之火燃烧的最后时日:

10月12日早7时,他到龙泉镇党代表工作室整理调解档案;8时—13时,在县信访中心接访;午饭后调解纠纷到19时;未吃晚饭,赶往阳高县火车站处置一起群体事件,一夜未眠。

13日早7时,他安排徒弟鲁学虎登记来访群众;8时—12时30分,在县信访中心接访;午饭后整理记录;15时,接手一起财产损害案,他与民警一起调解,19时30分,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时回家,为全市“我为大同发展献一策”活动建言献策准备资料。

14日早6时40分,他从街上提回家一碗豆腐脑,催嘱正要急着出门的妻子杜润梅当面趁热吃下豆腐脑;8时,到党代表工作室安排徒弟鲁学虎的工作。9时走出门,又返回叮嘱鲁学虎:“突发事要先‘灭火’,千万甭让事态扩大,难缠纠纷要先稳住,等我回来……”

14日上午10时许,李培斌、梁龙等八人登上开往大同的客车。车上李培斌接了一路电话,电话都是老百姓打的,说的全是难事儿。中午他和梁龙同住培训地120房,下午参加培训。晚饭后八人集中到120房,研讨社区刑释人员矫正问题,李培斌先讲,然后大家讨论。21时,房间安静下来,李培斌仍无睡意。他说要为大同发展建言献策。他问梁龙:“信访工作有啥好建议?农民增收、农家子女就业有啥好点子?”两人聊到22时多。李培斌说:“我再想想,你先睡,我睡觉打呼噜,你睡着我再睡。”

15日6时40分,李培斌洗涮后坐在床上刮胡子,突然一头栽到床下。梁龙急忙喊人,赶来的人把李培斌抬到床上,呼叫、找药、打电话,120救护车很快赶来,但李培斌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忙碌的生活节奏

李培斌身材高大,嗓音洪亮,在人们的印象中,根本不像有病之人。但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他就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一直在带病工作。

李培斌的工作一直像绷紧的发条。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案件不分大小,每一件都要在党代表工作记录簿上仔细写明。谁来找,有啥事,想咋办,该找谁,咋答复,一一填写完整,从不遗漏。

龙泉镇司法所窗台上,一本深褐色的2015年《信访案件记录》,客观地记录了李培斌的日常工作。让我们随机选取几份:

6月9日,王某反映:村北土地被征用,对补偿标准持有疑义。处理结果:详细解释了实际情况和补偿标准。被接待人评价:接待热情,办事诚心。

7月25日,吕某反映:其子在外打工,患尿毒症,已婚,两子,住房困难,申请廉租房。处理结果:非城镇户不享受廉租房政策,协商由镇里维修现住房。被接待人评价:救济到位。

8月29日,赵某反映:黑水河水涨淹没农田四十亩,并沉积大量泥沙。处理结果:镇里已准备十多辆推土车,近期将地里泥沙清走。被接待人评价:处理适当、及时。

9月15日,马某反映:借李某现金,归还利息时发生纠纷。处理结果:协调一次性归还十二万元。被接待人评价:处理满意。

多年来,化解矛盾纠纷就是李培斌的生命组成。老百姓那一句句“热情、到位、及时、满意”的背后,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勤勉工作,是他青春的付出和病患的加重。

“李司法”是群众送给李培斌最亲切的称呼。李培斌虽然早就带个“长”字,但实际上,除了徒弟小鲁外,所里并无更多力量,大量的工作都需要他亲自做。小鲁说,百姓没有上下班概念、发生纠纷没有节假日,他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只要百姓有需求,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

全天候工作,怎么能不苦不累?

最后一案

还是让我们从李培斌调解的最后一案说起吧。这一案,已经成了李培斌这位扎根基层三十年的司法所所长的最后绝唱。

这天是2015年10月13日。

是日下午,李培斌像往常一样开始接待上门群众的工作,一名年长的老人带着自己的姑娘走进调解室。“是李所长吗?我是咱尉家小堡村的,姑娘女婿打架,惊动了人家公安局,现在女婿让带走了,我们想请您看看这事儿咋办。孩子们小,不懂事,以后还想在一块过日子呢!”老人边说边拽住了李培斌的袖口。

“大爷,您慢点说,我给咱理一理。只要孩子们真心想过,一切都不晚。”拉着老人,李培斌不停拍打对方的手背。

安抚好老人,李培斌又把目光转向躲在墙角、始终不敢说话的姑娘。“快进来坐下,姑娘,不用怕。人生就像一根曲线,恋爱甜蜜期一过,就是矛盾高峰期,这时候有点过头,只要感情还在,啥都好商量。”

一番安慰后,姑娘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是小两口最近犯起了疑心病,都觉得对方没把自己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争论中由言语冲突发展到肢体冲突。两家大人得知情况后,也不由分说卷入其中,最终导致男方怒砸女方家车辆,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一听是这么回事,李培斌当即电话通知男方家人来司法所面对面调解。而听闻李培斌出面,男方家人更是毫不犹豫地来到司法所。

“孩子们有矛盾,咱们做家长的就得像白面和水蒸馒头,一定得揉合,不能再火上浇油,否则越帮越乱,到时只会害了孩子。幸好这次没有啥大事,不然谁也救不了咱孩子。”李培斌点到了家长们的痛处。

“姑娘已经后悔了,我们做大人的,的确是考虑不周全呀!”女方家人率先向李培斌表态。

“人家女方都不计前嫌了,咱们男方也大度点,孩子们好,不是咱们做长辈的最希望看到的嘛。”李培斌的动员一刻都不敢停。

“啥也不说了,为了孩子们,我们听您的,您就尽管做主。”男方家人的心结终于被打开。

双方的握手言和,让李培斌意识到与公安机关交流的时机已经成熟,很快,办案民警被李培斌邀请到司法所。民警说:“李所长你来主持调解,我们首先就有了一份信任感,知道这事肯定不会再有其他次生矛盾,案结事了是您的强项。等我们履行完必要手续,马上解除对当事人的羁押。”

眼看事情顺利解决,李培斌将双方家长仍在畏畏缩缩的手牵在了一起。走廊里又传出了李培斌爽朗、豁达的笑声。

“群众利益无小事,小事不调成大事。群众有怨气,只能对干部释放,我们都得热情接待。老百姓心里顺当了,基层就稳当了。”李培斌这样认为。

第二节 心中有党

有部电视剧叫《身份的证明》,讲述的是一个叫瞿皓明的共产党员,用其一生的信仰为自己证明身份的故事。作为我军情报人员的瞿皓明,其真实身份是解放军二野川南情报员。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打入了国民党某军情报处,不畏艰险为我军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并且促成了所在城市的和平解放。然而,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时,瞿皓明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第92军情报处副处长。更遗憾的是,斗移星转,时过境迁,瞿皓明唯一的领导杨剑峰已经牺牲,唯一的助手刘杰又去了台湾,能证明他真实身份的人证、物证都没有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无法得到证明。为了澄清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瞿皓明在此后四十七年中历经磨难……一生始终恪守“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拒绝接受“起义人员”的身份。直到20世纪90年代,瞿皓明曾经的助手刘杰以台商身份返回大陆,一个可以证明瞿皓明当年真实身份的人证出现了。

整整四十七年,瞿皓明用一名共产党员的行为和信念,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好的证明。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瞿皓明对信仰的追求,对共产党员身份的看重无不令人感动。

李培斌,就是一个像瞿皓明一样对共产党员身份看得特别重的人。在李培斌看来,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既是告诫,也是警醒,更是鞭策。“共产党员”四个字,称号光荣,分量沉重,使命崇高,责任重大。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要求,一份责任。

党代表工作室

阳高县龙泉镇办公楼一层东侧,有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个牌子,上书“党代表工作室”。

这是党的十八大代表李培斌的办公室,也是龙泉镇司法所的办公场所。

工作室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放大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留念照片,两面小五星红旗上别着他参加过的各种会议的证件,桌上放着一个血压计,几盒降压药,还有他的名片。名片背面是他的人生格言:“心装百姓事,胸怀为民情”。

办公室墙上有一幅贴画,“忍让谦和”四个大字下,分别有一句对应诠释:“忍”,退一步天高地阔,让三分心平气和;“让”,敬君子方显有德,远小人不能无能;“谦”,能受苦乃为志士,肯吃亏并非痴人;“和”,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

李培斌的徒弟鲁学虎说:“这张贴画,是师傅从地摊上花三块钱买的。他时常跟我说,只有自己先做到了,才能以此开导劝解别人。”

2015年6月9日,龙泉镇的老王心急火燎地来到李培斌的工作室:“我的地被征用了,咋才给了这么点钱?”

“老王,别发火,坐下慢慢聊。”李培斌给老王倒了一杯水。老王把事情前前后后一说,李培斌明白了。原来,老王因对城建征收政策不清楚,到李培斌的党代表工作室寻求答案。李培斌把征地补偿方案找来,一条一条给老王解释。李培斌解释得仔细,老王听得认真。

“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谢谢李代表!”老王高高兴兴地走了,李培斌把这件事写在了《信访案件记录》上。

处理完老王的事情,李培斌吃了两粒降压药。他有些疲倦,但还是骑着摩托车出了门,他要去调查村民老吕的事情。

前几天,老吕到他的工作室反映,他儿子在外打工,患上了尿毒症,家里陷入了困境。

站在老吕的院子里,看到破旧的房子,几乎已经不能住人,遇上下连阴雨,更是危险,李培斌的心情沉重起来。

“老吕,你家的房子,我一定帮助解决。但是你要求申请的廉租房,估计不行,因为你不是城镇户口。”李培斌走进房子里,对房子拍了照片。

“能把房子修好,我就感谢不尽了!你看看这一大家子,老老小小,没有个安身窝,真的不行啊!”老吕很感动。李培斌联系到镇里的有关部门,老吕的房子很快得到了维修,老吕一家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住所。

2015年8月29日,村民老赵来到李培斌的工作室反映,黑水河水涨淹没了他家的农田四十多亩,沉积了大量泥沙,四十亩地完了。老赵一边向李培斌述说,一边落泪。土地是庄户人的命根子啊!李培斌马上骑上摩托车,与老赵一起去了地里,实地查看。事情与老赵说得一样,满地泥沙,满地石头,四十多亩农田变成了废地。

“老赵,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向有关部门反映,你的四十亩地不会荒,明年你继续种,肯定会有收成的!”

不久,镇里就调来了十多辆推土车,把老赵地里的泥沙做了彻底的清理。看着自己的地又能种庄稼了,老赵笑了,李培斌也笑了。

到“告状村”蹲点

从一参加工作,李培斌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1988年1月,李培斌从友宰乡调到马家皂乡,这年他二十三岁,刚刚写了入党申请书。时任乡党委书记的高涛发现这个年轻人追求上进,脑筋好,点子多,手脚又勤快,便有意培养他。

在乡里安排蹲点村干部时,李培斌主动向乡党委提出要去龙池堡村蹲点。龙池堡村是一个远近有名的“告状村”,全村三十九名党员,有二十七名长年告状。乡里很头疼,年年换支书,情况不见好转。当时就有人劝他,龙池堡村情况很复杂,你一个年轻人最好别去,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可年轻的李培斌毫不犹豫坚持要去。

乡党委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培斌进村后,吃派饭,住在农民家里,跟着农民下田里干活,晚上一家一家串门子,坐在大土炕上和村民拉家常,听他们讲掏心窝的话。他又跟一个个党员呱嗒,让他们出点子。

党员告状,多是因为谁当了村支书,谁都跟大庙的关老爷一样“手拿大刀面朝南,威风一天是一天”。做事自作主张,办事不公,生产落后,群众没盼头,党员更着急。

谁能担起村支书这个担子?女党员、妇联主任张仲秀。村民都说她性格温和,跟人打交道实在。李培斌把张仲秀与其他党员对照观察,发现她办事挺有把“刷子”,打算向乡党委推荐张仲秀,村里有几个人知道后说:“骒马上不阵,女人不顶用。”李培斌就把这几个人叫到一起,给他们讲女红军、女八路的故事,几个人听了说:“反正也找不出个合适人,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乡党委对李培斌的建议很重视,又派出两名党员干部,了解张仲秀和村里人们的反应,很快就调整了村党支部班子,任命张仲秀当了村支书。

班子调整到位后,李培斌鼓励张仲秀放开手脚干事,搞村务公开,大事党员、村民代表开会商量,田地里打了机井,引进了优良品种,三分田种经济作物,七分田种粮食,当年全村粮食大丰收,经济作物也挣了钱,党员、群众拧成了一股绳,再没有人顾上告状了。

几年后的1992年,龙池堡村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别的村也来参观学习,张仲秀当选了马家皂乡副乡长。李培斌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也被群众传为美谈。

再后来,接任村支书的是张仲秀的丈夫王元,他大胆按照三比七的比例种植经济作物,使村民收入显著增加。后又打了两眼深井,群众安居乐业,村里一片祥和,村党支部一跃成为全县的先进党支部。村干部和村民说,走路常念开路人,什么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个叫李培斌的后生。

而李培斌,也因为表现出色,在1990年11月30日,以一滴新鲜血液,注入了党的肌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几天,李培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张平素特别严肃的脸,仿佛镀了一抹明艳的金色,闪闪发亮。因为,那是他从心里溢出的最幸福的光彩。

“不能死一个人”

1995年秋,大同地区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涝灾。

那时候,马家皂乡绝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长达几十年的土窑洞,最怕长时间的雨浸,连续十天不停地下雨,村民们心急如焚。

李培斌当时正在马家皂乡安家皂村蹲点。天灾不怕,绝不能窑塌死人!白天他带领村干部冒着雨,穿梭在泥泞的街巷里,晚上巡查危旧窑洞裂缝和受损情况,帮助村民在窑顶上盖塑料布,用粗木棍、厚木板支撑窑洞内壁,窑洞挂面也都用木头斜顶住,以防坍塌下来。十多天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

天晴后,雨水浸过的窑洞危险很大,如果处理不好,仍然会出现窑倒死人的事。李培斌带领干部、党员东家出西家进,逐户查看,加固防护,就这样没明没夜一直持续了近两个月。村里有几户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老人们自己上不了窑顶,没人帮着苫窑顶,李培斌就和几位村干部帮助苫窑顶,白天查看,晚上就住在这几户老人家里。

在李培斌忙着救灾的日子里,妻子孩子租住在马家皂村的土窑洞,也面临着倒塌的危险,但李培斌只回过一次家,他和妻子简单处理了一下租住的窑洞,又赶紧返回安家皂村。雨停后,马家皂村委会提出先给他住的土窑洞修缮一下,李培斌坚决不让。他说,村里这么多遭灾的人家,还是先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直到安家皂村所有土窑洞都脱离险情,他才回到家里。

妻子抱怨说:“你这人也太共产党员了,只顾别人,对家里不管不顾,也不怕我们娘儿几个压死在窑洞里啊?”李培斌挠着头说:“下了这么多天的雨,遭了这么大的灾,还是救灾要紧,家里的事只能委屈你了。”

化解浇地风波

2005年一天午夜,李培斌在马家皂村的土窑洞里已经入睡,忽听门外有人急慌忙乱地喊:“老李快起来圪哇!老李快起来圪哇!”李培斌急忙起来,开门一看,原来是马家皂村干部老贾。

李培斌看他那慌里慌张的样子,急忙问:“咋啦?”老贾着急地说:“赶快走圪哇,赶快跟我走圪哇!迟了怕要出人命圪拦!”(圪、圪拦:当地土话语气词。)

李培斌腿长步大,顾不上跟在后面的老贾,独自风急火快地冲进村委会大院,就看见上百名村民,红高粱一般齐刷刷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二杆子”村民正举着一把铁锹在对面一个村民头上挥来晃去,随时都有劈下去的危险,李培斌大喊一声“住手”,三下两下拨开人群,冲到前面,用胳膊把“二杆子”手里的铁锹架住。

“打人是犯法,出了人命怎么办,你要坐禁闭!”李培斌厉声呵斥,硬生生夺下“二杆子”手上的铁锹。

“大家都不要吵了,更不要再动手打架闹事,咱今天就说浇地的事儿,大家伙都说说。”李培斌耐心劝解。

原来,这一年旱象严重,入夏以来,滴雨未见。看着自己地里的庄稼打蔫萎缩,哪个村民不心疼,它们也是自己的孩子呀!而村里包井的村民却浇“面子水”“人情水”“贿赂水”,一下子激怒了浇不上水的村民。

村民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原委。一些人指责水井承包人耍滑头,谁和自己关系好,他就让谁先浇,还不时抬高收费,浇地没了规矩,好多人家浇不上地。

李培斌让村干部从全村十个小组中每组叫一个敢说公道话的人,和村干部一起商量浇地的事儿。一位年长的村民说:“培斌,我们信你,你就帮大家拿个主意吧。”李培斌说:“水从门前过,不浇义不过。可是,凡事总要讲个规矩,我建议从机井的第一块地起头,一家一家往下浇,不能漏掉一户,再安排几名村干部,昼夜轮流值班,维护浇地秩序。”

包井村民问:“那我的水电费呢,怎么个收法?”

李培斌说:“你就坐在村委会,一家一家按顺序开票收款。”

如此这般,说得大家心平气顺,一场百余人的群体性矛盾纠纷,转瞬偃旗息鼓,顺利化解。

处理完浇地纠纷,李培斌发现全乡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他主动向乡党委、乡政府汇报后,起草了《大旱之年水库、机井浇地的暂行管理办法》,乡里安排他和另外几位干部对全乡五十四眼机井、四座水库检查核实,纠正乱收费现象,也为全乡群众减少浇地费用十一万余元。

包扶景家庙

李培斌在马家皂司法所所长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九年。2007年,县委决定李培斌调任龙泉镇司法所所长。按理说,调往龙泉镇,就在县城工作,本是件好事儿,但实际情况是,这里常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工作压力更大了,生活压力也随之增加了。调任前,组织找他谈话,李培斌没有说一点困难,没有提一点要求,只是说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任务。2013年,组织任命他兼任县信访中心主任,同时兼任县人民法院、县人民医院和县交警大队等单位行业调解员。几副重担一肩挑,李培斌更忙、更累、更苦了,但他无怨无悔。他说,自己再难,也绝不能让组织为难!是党员,就要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永远服从组织安排,党让去哪就去哪,党让干啥就干啥,不能有丝毫的怨言。

龙泉镇景家庙村,不少人家以杀猪宰羊为生,民风强悍,稍有不和,便会大打出手,干部们说起来都十分头疼。李培斌任龙泉镇司法所所长后,自告奋勇,把铺盖卷往摩托车上一捆,选择景家庙村作为自己的蹲点包扶村。这一包就是八年。

到了村,李培斌一家一户上门走访,对那些涉法疑难纠纷进行登记,然后邀请法官、检察官、警察进村一起做工作,化解了大量积压的矛盾纠纷。以后发生的家庭和邻里纠纷,李培斌就上门劝解,村风逐步好了起来。为了解决吃水困难,李培斌多次带领村干部到县里跑项目、跑资金,帮助村里打了机井,建了水塔,修了输水管道,全村彻底解决了吃水问题,三千多亩旱地也都全部变为水浇地,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景家庙村北的黑水河有一条拦河大坝建于大集体时代,年久失修,影响灌溉使用。李培斌和村干部商量,要重修这条大坝。修坝要占用六户农民的河滩地,这些农民不同意,举着铁锹锄头拦住施工队,不让动工,一场械斗事件随时可能爆发。李培斌得悉后,一把一把抹着头上的汗,跳上旁边的一块青石头,扯着嗓门喊道:“大家把手里的农具统统放下,双方各自后退十步;各家出一个代表好说好商量。”在李培斌的喊声中,原先吵闹的现场渐渐平息了下来。

原来,这片工程占用的土地,前三年平均为亩产一千二百五十斤,除去投入,每亩纯收入八百多元,群众要求每亩补偿一千元,而项目施工方只补偿五百元。

李培斌心里想,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全靠土地收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绝不能让他们吃亏。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李培斌与施工方反复磋商,一笔一笔给他们算账,算得他们心服口服。最终,被占用土地的农民每亩按八百元做了补偿,项目工程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重新开工,正常运转起来。

这场调解,从早晨一直谈到下午四点,等回到村委会主任荆万峰家,太阳已经落山了。荆万峰老婆端上半盆玉米面拿糕和咸菜,李培斌一阵狼吞虎咽,嘴里还嘟囔着:“好吃不过打拿糕,老嫂子的拿糕做得香呀!”

河坝工程开工后,李培斌又带上村支书荆虎、村主任荆万峰为景家庙村跑政策、要项目、修水塔、修路、打井、换地下水管、建大棚……现在,两条千米长的大坝,横亘在村北河滩,从此景家庙村不仅免受洪水侵扰,而且河水让一部分旱地变成了水浇地。河坝,成了景家庙村的生命工程、幸福工程。村里总共有四千亩地,其中三千多亩当初都是旱地,魔术般一下子变成了水浇地。原先旱地一年满打满算收入一千元,现在蔬菜大棚一亩地收入一万多元。村里人说,这头一份功劳,应该记在李培斌的名下。

“他啥也不图,一心一意给老百姓办事儿。这世上,难找像他这样的好干部。”景家庙村原村主任荆万峰一提起李培斌就忍不住要哭。

“谁叫咱是共产党员”

“调解工作很辛苦,不是工作劳累,而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情绪。这种压抑情绪,怎么说呢?每天面对的当事人有愁眉苦脸的,有怒气冲冲的,有寻死觅活的……这样的情景让我生出无限的同情、悲悯。如果案件调解成功还好,如若调解失败,我的内心又生出许多怅然、无奈、期盼。这些纷繁复杂的情绪像蛛丝织成的一张大网,将我的心越裹越紧,很多时候我感觉透不过气来。压抑、忧郁常常盘绕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更有甚者,在矛盾纠纷中,有的人蛮不讲理,占不到便宜不罢休,每当此时,我心中的火气一蹿老高。可职责所在,只能是心里窝着火,脸上赔着笑。”李培斌曾在一份演讲稿中这样描述。

2010年,一件纠纷让李培斌很伤脑筋。二十余次的思想工作,又是说情,又是讲理,可当事人就是听不进去。李培斌觉得肚子里呼呼生火,可就是不能喷发出来,只能窝着、憋着。纠纷得到解决的当天夜里,李培斌胆结石急性发作,疼了个半死,被连夜送到大同市五医院。

经诊断,医生告诉李培斌:“你这是结石进了胆管,必须住院做手术。”李培斌着急地问:“这还要住院呀?住院得多长时间呀?我手头还有很多工作呢!”医生郑重其事地说:“你必须住院,不然就会出大问题,出院时间看你病情恢复情况再定。”李培斌摇摇头,这才很不情愿地住了院。

看病得花钱,李培斌全家四口人,老母亲也有病,全凭他一个人的工资,妻子杜润梅打临时工,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当妻子问清做手术需要八千多元时,便一下子犯了难。她急忙四处借钱,才凑够了医疗费。

住院期间,妻子杜润梅看在心里,疼在心上,她想到李培斌工作中累死累活的样子,再想想家里的生活,就催他能不能向领导提出换个工作。李培斌说:“任何工作都会遇到不顺和烦恼,如果人人都想回避困难和矛盾,没有人愿意干艰苦的工作,那群众的困难谁去解决?工作不好干、压力大就撂挑子,还算个共产党员吗?你想想,咱当初入党为了什么,如今在党又干了什么,身后又能为党留下什么呢?”

杜润梅听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李培斌侧过脸,看着瘦了一圈又一圈的妻子,心里涌上一股酸楚和疼爱,他觉得对妻子有太多的亏欠。这么些年,风风雨雨,东奔西忙,她都没有吐露过一个怨字,默默承受着,坚定地支持他。他拉过杜润梅的手说:“相信我,一切都会好的……”

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的李培斌并没有消停,电话依然不断,有法律咨询的,有申请调解的,有上访反映问题的。对此,李培斌都耐心给予解答。由于身体胖,伤口难愈合,出院时的李培斌伤口处还缠着绷带。但第二天他听说龙泉镇东关村因建大棚征地引发了矛盾纠纷,便又风风火火赶到了现场,拖着刚刚出院的身体进行调解。镇领导劝他休息几天上班,李培斌说:“坐不住啊,谁叫咱是共产党员呢!”

谁叫咱是共产党员!这是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自豪的语言。

共产党员,是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代名词;共产党员,是勇当先进、甘为表率的先行者。革命战争年代,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作战勇敢不怕死、冲在最前面的,肯定是共产党员。夏明翰、方志敏、刘胡兰、江竹筠等无数革命先烈,始终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个“身份”,他们用大义凛然的气概和始终不渝的追求,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共产党员身份”的辉煌一页。经济建设时期,遇到困难时第一个豁出去,时刻想到并愿意为党分忧、为民谋福利的,一定也是共产党员。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郑培民等党员领导干部,为了党的理想和宗旨,为了人民的富裕和幸福,同样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诠释了“共产党员身份”的深刻内涵……

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是李培斌一生最大的动力。

调解医患纠纷

这是2015年5月的一天。事情发生在阳高县人民医院。十岁的阳阳(化名)在医院输液,不幸死亡。

死亡是让人悲痛和伤心的事,何况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家属愤怒了:把灵堂建在了医院,把医院儿科病区全部占领。

为了把问题解决好,院长找人与家属沟通,希望与家属坐下来谈,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但家属情绪很激动,没有坐下来谈的意思。

有人在哭,有人在烧纸,有人在撒冥币……

有人在围观,有人在叹息,有人在劝说……

“走,去县委讨说法!”一群人去了县委,围堵在县委门前。劝解无效,事情陷入僵局。

县委、县政府领导把与家属沟通的任务交给了李培斌,希望李培斌引导家属尽量走诉讼程序。

接到任务后,李培斌立马赶到医院与家属们沟通。但家属们根本不给李培斌好脸色看,不仅明确拒绝走诉讼程序,而且也没有调解的意思。

没有融不化的冰,没有解不开的结。

“来来来,大家喝口水,你们的心我理解。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一个父亲。”

“你算老几?你是公家人,帮着公家说话。死的是我家的孩子,又不是你家的孩子,你滚一边去!”家属给李培斌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围观中有人也说李培斌“官不大,扑得猛”(意为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却硬往前闯),是个“寡货”(意为好管闲事的家伙)。

李培斌没有丝毫的怒气,他依然一脸真诚。“这事搁在谁家也受不了,搁在谁身上也受不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哎,这事挨谁也要发脾气。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毕竟人走了,把后事处理好,让孩子的在天之灵安息,这才是头等大事啊!”

“去去去,我们不想听你解释,我们只想要我们的阳阳,你还我们的孩子,还我们的阳阳……”家属在哭,李培斌也在哭。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李培斌陪着家属一起悲痛,一起流泪。在他的劝说下,家属的情绪逐渐平稳,他们看到了“李代表”的真诚。

在李培斌的连日劝解下,家属和医院终于坐在桌面上开始谈判,最终达成了处理协议。医院的工作恢复了正常,李培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了家。

“累坏了吧,培斌,快上炕休息哇!”妻子让李培斌睡觉,因为这件事,李培斌已经多日没有好好休息了。

“润梅,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这样走了,他才十岁啊……”李培斌哭了。在他心底,没有调解成功的喜悦,只有一个父亲的悲伤。他多么希望没有这起医疗事故,多么希望阳阳在阳光下奔跑、在阳光下歌唱!

为农民工讨薪

每年年关,是农民工结算工钱准备返乡的时节,也是民政司法人员最忙的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总会有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发生。

2014年1月29日,已是临近年关。一大早,阳高一家企业五十多名本地农民工和承建方的四十多名湖北籍施工工人,就到县里上访讨要工钱。少部分人到信访大厅反映情况,更多的农民工则聚集到县政府门口,讨要说法,一时县政府大门被围得水泄不通,严重影响了机关的正常工作。

时任县信访服务中心主任的李培斌一上班,就被农民工团团围住,七言八语地吵闹着让解决企业拖欠工资的问题。李培斌没有恼怒生气,平静地把他们领进接待室,详细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该企业欠本地工人工资八十多万元,欠湖北施工方二百多万元,总计近三百万元。面对这种情况,李培斌一边通知所辖地乡镇分管信访领导,来县里稳控、接访农民工,一边急急忙忙地去县政府解围。

到了县政府,李培斌首先亮明身份,让大家不要急,要求与领头的工人对话,他一定想办法处理好这个事。本地农民工认识他,一看是群众信任的“李代表”来了,就听从他的协调,并答应帮助劝解,外地工人看本地工人都很相信“李代表”,也都一起跟着李培斌先回到信访大厅。就这样,县政府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在李培斌的主持下,县里分管领导、乡镇领导、企业法人当即在信访大厅召开协调会,拿出了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先解决一部分施工款和工资,不要耽误大家回家过年,其余的等过年后再处理。由于企业一下拿不出足够的资金,先由乡镇垫付,再让企业补齐。过完年,在李培斌的督促下,企业想方设法,按时足额发放了剩余拖欠的工资。

农民工们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他们说,老李不愧为人民群众的“李代表”,不仅代表党的形象,更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对此,李培斌更是振振有词:“党员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党的。我就是要让老百姓从我的手中感受到党的温暖,从我的说话里听到党的声音。”他还说:“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正是他的平凡,铸就了他的伟大。他对党的这份真心,比金子还要贵重。

最宝贵的家当

龙泉镇流传着一句话,叫“培斌搬家,一堆纸箱”,意思是说李培斌一穷二白,没有什么家当。

是的,李培斌一生调动工作多次,但一路都是租房居住。每次搬家的纸箱里,除了必备的衣物被褥和锅碗瓢盆,便是被他视为生命一样珍贵的荣誉证书和奖牌。

在马家皂乡工作了二十年,李培斌在距离乡政府约两百米的地方租的两间土窑洞,加起来都不足二十平方米,仅有的像样摆设就是一对小衣柜,里屋的地上摆着好几个纸箱子,里面放着锅碗瓢盆这些生活用品。堂屋放着两个瓮,瓮上搭着两块木板,木板上面摆放着整齐的荣誉证书。女儿李乐乐说,爸爸可喜欢他的这些宝贝了,一有时间就拿起来翻翻看看。

李培斌经常搬家,帮他搬家的乡干部没有看到电器、家具、烟酒等值钱的东西,却看到不少保存完好的荣誉证书,有人打趣地说:“帮别人搬家,都能看到点好烟好酒。给你搬家,就看到一摞证书和一堆纸,连根好烟都混不上。”还有人说:“要这么多本本儿干什么,不能吃不能喝,扔了算了。”

李培斌却说:“这是俺的荣誉,是党和政府给的,这些远比金银财宝金贵,远比烟酒值钱。有的人一辈子想得也得不到这些宝贝。”

是的,荣誉是李培斌不断前行的动力,也是一个党员最宝贵的“家当”。在他看来,没有信念,就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就没有精神。一张张鲜红的荣誉证书,既是对他最大的奖赏,也是他人生付出与收获的见证。

徒弟鲁学虎说,师傅活着的时候总把各种证书、奖牌擦拭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在他的眼里,荣誉比生命还重要。他说这是他的财富,将来见祖宗的时候得拿这个交账。”

在女儿李乐乐的记忆中,爸爸从没为她过过一个生日,给她买过的唯一一件礼物是一双黑色皮鞋。她说:“荣誉在爸爸心中,比我重要。”

“在他心里,荣誉比命都重要。我们聚在一起,他说得最多的是自己调解的案子。每调解成功一例,他高兴得不亦乐乎,好像这就是他最大的乐趣。”小舅子杜润文说。

父亲李果在世时,李培斌每获得一个证书,都要向父亲做一个庄重的“汇报”,也不忘在母亲面前像小孩一样撒娇一番。

在北京参加党的十八大期间,父亲病重住院。回到阳高,李培斌直奔医院病房,跪在父亲床前哭道:“爹,二明虎不孝……”

他不知道父亲住院,也没顾得上给父母买什么礼物,而只在上火车前,从北京站一家超市买了一盒北京特产“稻香村”糕点。

知父莫如子。李培斌知道父亲一生最看重什么,最在意什么。他从身上掏出十分珍贵的十八大代表出席证,放到父亲手里。父亲把镶嵌着儿子照片的代表证双手捧在胸前,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听着儿子讲述十八大会议的情景,讲述美丽的“中国梦”,老人开心地笑了,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三天后,李果,这位曾经的基层农村的老支书走了,他是带着无限欣慰走的,带着有一个好儿子的自豪走的。

爱,是人类最美好、最伟大的感情。爱心,有时就像地里的韭菜,付出越多,播撒越快越广,不但能传及家人,甚至能传及世界,让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片碧绿,一片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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