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第一部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它是恩格斯为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最初尝试。《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的科学价值。《大纲》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本质，指出这种经济学的自私、伪善、矛盾和辩护性，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宣告了要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斗争，这就使它远远高于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创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价值理论是《大纲》中的重要内容，为何理解和评价这一理论，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大纲》中的价值理论及其形成的原因
首先，恩格斯指出，价值是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经济范畴，这个范畴在新旧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因为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那里还没有时间来研究各种范畴。所有这类问题的争论都是从最新的经济学家开始的。最新经济学家英国人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同法国人萨伊就什么是实际价值的本质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生产费用表示实际价值，后者靠物品的效用来测定实际价值。二者各执一词，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什么这两派经济学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原因是这两派都有片面性，都是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都排除了竞争的作用。如果去掉了竞争，没有生产费用和效用的结合，实际价值是不能成立的。
恩格斯批判了英国人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的“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论断。他写道：“如果把竞争放在一边，那谁也不会把物品卖得比它的生产费用还低。……一种没有竞争的商业，这就等于有人而没有身体，有思想而没有产生思想的脑子。”一谈到“出卖”，当然就意味着有商业，而商业的主要的东西就是竞争，“一旦竞争被放在一边，也就没有任何保证使生产者恰恰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出卖商品”。
其次，恩格斯还认为，商品的价值离不开效用：“假定某人花了大量的劳动和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也要按照生产费用来计算吗？”这样，便“立刻不仅碰到了萨伊的臭名远扬的效用论，而且还碰到了随着‘购买’而来的竞争”。于是，经济学家们“所竭力避开的竞争，而且连他所攻击的效用论也都时时刻刻地扰乱着他的清思”而无法避开了。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说：“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
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生产费用决定价值之所以不能成立，还因为生产费用本身也离不开竞争。如果不把竞争考虑在内，又怎样能确定生产费用呢？生产某种物品花费的工资和原材料等等的支出多少，是和竞争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研究一下生产费用，就可以看出，这个范畴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在这里又一次暴露了经济学家无法贯彻他的主张。
恩格斯在批判了麦克库洛赫、李嘉图等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之后，又来批判萨伊效用价值论。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生活必需品较之奢侈品应该具有更大的价值”。而事实上绝不是这样的。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决定效用的办法。因为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由竞争决定的效用是不一致的，把竞争搁在一边，就谈不上物品效用的大小，因而就无法用效用确实价值。“但是，只要承认了竞争关系，生产费用的问题也就随之而生，因为谁也不会把他的产品卖得比它的生产成本还低。因此，不管愿意与否，在这里对立的一面就要转化为对立的另一面。”即转化为不能单用效用或生产费用来决定价值。只说效用或只说生产费用决定价值，都是片面的，不能成立的。“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
恩格斯在批判了李嘉图、萨伊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定义：“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他解释这个定义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说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生产费用“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只有把这个基础作为出发点，才能使效用作为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进一步论述这个效用问题，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效用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因此效用大小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不是根据物品的固有实际效用，只能在竞争中自发地决定。“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它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经济学家争论双方，都把自己的片面性概念说成是“这一概念的整体”，所以都是站不住脚的。“要帮助这两个跛脚的定义站住脚，在两种情况下都必须把竞争考虑在内”，而一把竞争引进来，效用和生产费用就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就在竞争中变了形。“它带来的效用要取决于时机、时尚和富人的癖好，它带来的生产费用则随着供和求的偶然的对比关系而上下波动。”
在《大纲》中，恩格斯虽然在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名义下，看到了价值和价格的区别，但他认为，实际价值或抽象价值，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是并不存在的。他只承认交换价值、等价物、商品价值的实际存在，也就是只承认价格的实际存在。他说：“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这个所谓等价物就是物品的价格。如果经济学家是诚实的，他也许就会把等价物一词当做‘商业价值’来使用。”但是，经济学家为了掩饰商业的不道德，“为了使商业的不道德不至于太刺眼”，“总得要保留一点价格和价值有些联系的样子”。恩格斯在对经济学家作了如上分析批判之后，便把前面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改为价格是生产费用和竞争的关系。他说：“说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来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恩格斯认为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的本来是价格，是竞争关系均衡、供求平衡时的一种价格的规定性，但是“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纯经验的规律；他发现这个规律后，就把他的实际价值抽象化了，就是说，把在竞争关系均衡、供求平衡的时候所确定的价格抽象了。这样一来，剩下的自然只有生产费用，经济学家就把它叫做实际价值，其实我们这里涉及的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而已”。这里，恩格斯既然认为被决定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因而便认为李嘉图等人所说的价格由价值决定的说法“本末倒置了：作为基本的东西和价格源泉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正是这种颠倒黑白构成了抽象的本质”。
恩格斯把古典学派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庸俗经济学萨伊的效用论等量齐观，一概加以否定，实际就是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批判继承，特别是对它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撇开李嘉图在论证价值中的缺陷，如在生产费用上理解价值，李嘉图毕竟对“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
恩格斯当时给价值下的定义，也和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建立的科学的价值理论不同。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这里讲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构成价值的唯一要素。恩格斯在《大纲》中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能不能理解为恩格斯说的效用（或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担当者、是价值的前提呢？显然不能。因为恩格斯不是在使用价值是物质担当者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明确地在价值决定意义上说的。
恩格斯在《大纲》中实际上只承认价格或商业价值，不承认存在价值这个经济范畴。他是从强调竞争的作用得出这个结论的。所以，他认为，在私有制统治下，即使竞争关系均衡、供求平衡时所确定的也不过是价格的抽象化，“经济学家就把它叫做实际价值，其实我们这里涉及的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而已。”
既然恩格斯这时还只承认市场价格，就必然否定以价值为基础的等价交换原则。他认为人们在物品买卖中给予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就是物品的价格，是不等价交换。这是因为在竞争条件下，“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至于价值就更不用说了。……通过竞争破坏着物品所固有的一切内在的价值，并且在每时每刻改变着物品与物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因此，等价交换是不可能的。存在的是不等价交换，是商业中的欺诈，“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
那么，恩格斯当时对价值理论问题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方面是由于恩格斯是从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经济学说。针对它们的种种矛盾，论证这种社会形成的历史过渡性和其经济学的辩护本质，要给予彻底否定；另一方面，也由于恩格斯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还受着理论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就对资产阶级各派经济学说进行正确无误的鉴别。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也看到了古典经济学的矛盾，但他还不能理解古典经济学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时还能够是科学，因而不能批判地吸取其科学内核，把它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加以区别。
恩格斯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竞争的作用，市场价格不同于商品的内在价值，他看到这个矛盾，并对这个矛盾的产生作了有根据的论证。但他还不能理解价值只能通过价格来实现自己，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只是表面现象，无论价格如何涨跌，它总是以价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不可能长期高于价值或低于价值。从长期看，从全社会看，商品的价格总额同商品的价值总量是一致的，这才是价值及其运动的规律，是价值和价格的内部联系。所以，价格不能脱离价值，商品是等价交换，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背离，是商品价值存在的条件，只有这样，劳动决定价值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正如恩格斯自己后来在1884年《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这个条件，商品的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由于恩格斯在当时还不能科学地阐明价值及其运动规律，还不理解价格和价值的内在联系，只看到李嘉图价值论的矛盾现象，看不到它的合理的科学因素，从而否定了价值的现实存在，否定了商品买卖中的交换是等价交换。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未形成，还处在探讨经济学的最初阶段的背景下，是难以避免的。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出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大纲》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指出了他们的矛盾，他虽然还没能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他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而且在价值理论中还有一些十分宝贵的思想，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这就是他比前人新的贡献。
二、如何评价“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如上所述，《大纲》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个价值定义，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不相符合的。但这个定义并非一无是处，它在探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问题方面，有其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后成熟的著作中一再引用这句话，可以得到证明。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不同理解。因此，要了解恩格斯在《大纲》中的这个定义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就要看看恩格斯的原意和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究竟是指的什么。
恩格斯在《大纲》中的这段话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里一定要看到一个前提，即恩格斯是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对李嘉图、萨伊的价值论进行批判时提出来的。恩格斯提出这个价值定义，但并不认为它适用于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和竞争的条件下，不存在价值，只存在价格。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恩格斯在《大纲》中的价值理论，也主要是指这方面说的。
那么，恩格斯认为这个价值定义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他在紧接着的一段中说，只有在私有制消灭以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恩格斯在《大纲》中的有关论述，可以说明他在这里是认为，在消灭了私有制和竞争的社会里，生产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生产所代替。社会为了取得某种使用价值或效用，可以有计划地投入生产费用（劳动），而不会受竞争的盲目支配。在这样的社会里，生产费用和效用不会因竞争而变形。因为竞争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破坏物品所固有的一切内在价值，不再是投机倒把等种种不道德产生的条件。他说：“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社会那时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减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就会归结为……只有傅立叶一人作过一些说明的竞赛，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的利害关系的消灭而被限制在它所特有的合理的范围内。”可见，恩格斯认为，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里，才能有计划地安排社会需要和社会劳动的合理分配。所以，这里就直接反映着“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样的价值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这样的价值概念，虽然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定义，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后来创立的科学的价值理论，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和劳动分配具有启发性。这个价值定义不可否认的科学价值也就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一再提到这个定义，也正是就此来说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正是在这段论述后，恩格斯在小注中提到“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创造者之一，恩格斯当然不是指效用是价值的决定要素之一，而且在正文中先就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价值：“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所以无可争辩，这里既不是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价值，更不能理解为价值是个永恒的经济范畴。
那么，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马克思又是怎样在《资本论》中科学论证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谈到鲁滨逊的故事作为例证时写道，鲁滨逊的“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价值的一切本质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对个人来说的情况对社会来说也是一样。马克思写道：“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可见，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价值的一切的本质的规定，是自觉地有计划地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各个社会生产部门。这种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不过在私有制商品生产条件下，只能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不需要通过迂回曲折的价值规律的调节，而是简单明了地由社会直接安排而已。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个思想。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里谈的和以上谈的都是一个意思，不过是就一般社会生产而言的。所说“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当然也不是指资本主义形式上的价值概念，恰好相反，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根据社会需要分配社会劳动，也即恩格斯在《大纲》说的生产费用（劳动）对效用（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关系。因为在这种社会，社会劳动的分配不再是在价值规律支配下的竞争自发调节，所以“与此有关的簿记”就“更重要”。
马克思在1868年2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大纲》中的那个定义，他说：“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整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末事情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这里指的“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是指什么呢？显然是指在私有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这个规律永远起着调节的作用”。而在公有制下才能自觉地直接地调整社会生产。这就告诉我们：“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件，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在私有制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这里的问题是，既然马克思、恩格斯一再申明价值概念是资本主义调整社会生产的实现形式，而在共产主义无需借助价值这个形式，而是直接地有计划地调整社会生产，那又为什么一再提到价值的规定性、价值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等等——一句话，为什么又一再在谈到共产主义生产时谈到价值呢？显然这是指价值的实际内容，而不是指价值形式，只是指它虽没有了这个形式，但它的内容——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是不能取消的。
总之，恩格斯关于“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价值定义，同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成熟的价值理论，以及用这个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相比较，虽然还是不完善的，但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却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依据这一丰富的思想内容，就给我们提出了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正确方向，给我们指出了正确处理社会劳动分配和劳动消耗同效用的关系的任务。这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贯彻以经济效用为中心，尽量避免无效劳动，克服对物质资料和劳动的浪费，力求充分发挥人力、物力的最大效用，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此文载于：财经科学，19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