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分配上，既要避免高低悬殊，也要反对平均主义。”当前，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倾向。那么，平均主义是一种什么思潮，为什么坚持按劳分配要反对这种思潮？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平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就以“均贫富、等贵贱”相号召。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曾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无处不均匀”的原则。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作为农民小生产者反封建的口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意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它就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早期平等派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著作时说：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毛主席也多次批判过这种思潮，指出：绝对平均主义……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毛主席在1948年还针对当时在农村中流行的平均主义倾向，明确指出：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脱胎而来的。它不能不带有这种旧社会的浓重的痕迹。因此，平均主义渗进人们脑海，从而影响和干扰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已阐明了的。实行这一原则，“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等量劳动，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它本身就是建立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文化技术水平、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态度等具有各种差别，因而他们所提供的劳动，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是不同的。按照按劳分配原则的要求，他们所得的劳动报酬，不是应该相等，而正是应该不相等的。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实行这个原则，可以鼓励人们努力向上，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新的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东西。如果不管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多少，不管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搞什么“平等”、“公平”的平均分配，就是对按劳分配的破坏和否定，就会鼓励落后，就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会遭到破坏和瓦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违反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的分配，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959—1961年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使我们吃够了苦头。政治骗子陈伯达那套“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吃“大锅饭”，取消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倒行逆施，就是造成这种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几年中，林彪、“四人帮”出于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千方百计反对按经济规律办事，反对按劳分配，把按劳分配诬蔑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谁要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就给谁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为推行平均主义，取消按劳分配，他们祭起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批臭了的“理论”，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宣扬平均工分就是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多一点，共产主义因素就多一点等谬论。我们知道，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因素，只能在生产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林彪、“四人帮”把平均主义冒充共产主义因素，其罪恶目的就在于搞乱理论，搞乱思想，搞乱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流毒所及，在许多经济单位，造成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轻干重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混乱状态，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粉碎了“四人帮”，为贯彻按劳分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远未肃清，平均主义倾向还在各方面继续存在。例如，评定工资级别，一些单位很少考虑技术水平、劳动贡献，主要凭工龄长短（当然工龄也是应考虑的因素之一），到一定工龄一律升级，不到一定工龄的一律不升；奖金本来是按劳分配的一种补充形式，有的单位应该搞而不敢搞，对行之有效的单项奖，也心有余悸，不敢推行；即使发放奖金，也级差甚微，甚至不考虑贡献大小、劳动好坏，平均分配奖金；有的班、组拿到奖金，全体人员上饭馆大吃一顿，名曰“大家乐”。平均主义倾向，前几年在农村尤为突出。在“四人帮”挥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棍子的压力下，不少地区的生产队放弃了体现按劳分配的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实行按天计工，劳动没定额，记的是“大概式工分”，级差又很小，有的生产队一级强劳力干一天活只比五级弱劳力多挣二分五厘钱。这样使劳力强、劳力弱，劳动好、劳动差的人，在报酬上相差极少，多劳不能多得，少劳并不少得。大量事实证明，这些平均主义的做法，挫伤了群众劳动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对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十分不利的。不克服平均主义，就不能真正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就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克服平均主义倾向，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平均主义既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又经陈柏达、林彪、“四人帮”的宣扬和推行，其流毒是很深很广的。人们在这些流毒的影响下，对平均主义的搞法，已有些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要彻底清除这种倾向，不是轻而易举的，还需要用很大气力。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两年多来，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已经澄清了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大量的糊涂认识，按劳分配原则在实际工作中，也正在通过各种形式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上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道路，形势一片大好。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正本清源，肃清流毒，树立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在分配上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我们就一定能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此文载于：成都日报，1979-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