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曾用笔名孤松、猎夫等，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著述甚多，现已编辑出版《李大钊文集》（上、下册）。其人口思想集中反映在《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等文中。
一
李大钊的人口思想，主要在于批判马尔萨斯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理论。
他首先指出“战争乃饥馑之子”的谬误及其危害。他说：“余曩居日本，时闻彼邦政界山斗，奋勖其国人者，辄提二义以相警惕。彼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他认为，今世列强之发动战争，其目的在于解决人口问题。人口过多，固应求解决之道，但以战争来解决人口问题，无异颠倒本末，趋于自杀。“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Pvadhon氏（蒲鲁东）‘战争乃饥馑之子’之言，今乃适居其反，而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荒谬的观念？其根盖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为马氏的人口论的要旨，就认为地球之面积有限，土地收益又为递减规律所限，食物以算术率增加，人口以几何率增殖，如不节制生育，必陷人口过庶之境，人口过庶，灾祸战争乃不可免。正因马氏人口论学说的影响，才有把人口过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之借口。
李大钊认为，马氏这种学说是不能成立的。他说：“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他列举了四条理由来驳斥马尔萨斯的学说。一是从各国实际情况看，不唯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他以英、美诸邦之统计，作为例证；二是就算人口多了，也会因“人类无限之天能”“求无尽之物力”，“使之裕如而得养”；三是即使有土地报酬递减之虑，人类也可发挥其天赋之能与自然力抗敌，他用科学技术之发展，文明进步的具体情况，阐述了战胜自然的成就，说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完全可以克制的；四是马尔萨斯武断地以人口过庶为确定前提，而又一方面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一方面暗示战争之难免，这就必然“潜滋”侵略者“贪惰之根性”。正由于马尔萨斯的这种人口论，“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以有今日之惨祸”。
李大钊认为，对于这种为侵略战争制造口实的学说，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如果听任这种谬论流毒于世，使它成为互相残杀的依据，则人类就和“禽兽之互相吞噬者”相去无几矣。
李大钊在批驳了饥馑引起战争的谬论后指出战争造成饥馑，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撕破了日本“政界山斗”借口地少人多，为图生存必须对外侵略的面目，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对于提醒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警惕性，更具有爱国主义的积极意义。但他对于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本质，却没有完全正确地分析。他说：“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什么是贪惰呢？他说：“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唯贪与惰，实为万恶之源。人间种种罪恶，皆丛伏于此等恶劣之心理。……唯在废除此等根性，是乃解决人口问题之正当途径，消弭战争惨象之根本方策也。”
李大钊还不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战争和人口问题，而在超阶级的所谓“贪”与“惰”的“恶劣之心理”去寻求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时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处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
二
如果说1917年3月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李大钊只是就战争问题一般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那么，在1917年4月他写的姊妹篇《战争与人口》这篇长文中就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观点，对战争与人口问题深入、具体地进行了论证。
第一，李大钊以渊博的学识、犀利的笔调，纵论古今中外学者的人口经济思想，溯自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外国的希腊、罗马。人物则管仲、韩非、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考察了人类历史上生存进化的演变，阐述了“处之而善，其生也荣；处之而财，其亡也必”的道理，指出：“夫天之生物，足以养人而有余，人不知求所以自养之道，唯贪人之养，以为攫取之计，则人之不智不义，非天之不仁也。”对于这种不智不义之事，“人口论倡守于前，天演论继兴于后”。他批评这些“硕彦宿哲”，“徒因一时之感想，远种前世之恶萌”。“足以助战祸之昌炽者。”这些谴责义正辞严，实在是一篇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檄文。其进步意义，应予充分肯定。
第二，李大钊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远不及管子的地数说。他说：管子的“五子二十五孙之说”虽“与马说相通”，但“管子地数之说，则非马所能见及”。他引用《管子·地数篇》管子与齐桓公的对话：“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韩非之策，虽用于秦而霸天下，当时受兵战之祸者匪浅。马氏之说，今虽渐明其误，而一为好战之桀所执，犹足以祸今日之苍生于无穷，皆未足喻管子能者有余、拙者不足之旨也。”这里指出的是：国家不在大小，人口不在多少，关键在于是否善于治理，是否发挥聪明才智。菽粟等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要治理有方，勤劳生产，就会富裕有余。马尔萨斯之流戚戚于地少人多之忧，不懂能者有余、拙者不足之旨，连中国两千多年之前的管子都不如。李大钊对马尔萨斯的借古喻今的批评，人们尚未多听引述，但这无疑是值得注意的思想。
第三，李大钊以自己的方式批评了马尔萨斯的所谓三定律。他首先概括指出马氏的三定律是：“（1）食物不给则人口不增；（2）食物充裕则人口繁殖；（3）人口增殖之度越于食物生产之度，则祸患与罪恶，必不可免，以为天然之遏制。”然后，逐一予以驳斥。他说，按达蒲得（Doubcday）的说法：“人类及他种生物繁殖之度，皆与资养成反比率”，而不是马尔萨斯所说的食物与人口增殖成正比。他用“天地刍狗”之说，批判了人口增殖超过食物生产，祸患必不可免之律。他引用老子的话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把这句话和加雷关于美国人口增加速度并不快的说法相印证，得出结论说：“乃知天地间之供人刍狗者，至无穷尽。唯人致物于适。所用莫不赡矣。此天地之不仁于物者。正天地之仁于人也。人乃欲以天地之不仁于物者，而亦施之于同类。”就是说，赖天地之恩赐，人类如能善处，本来应是所用赡足的，然而，由于人类的贪与惰，导致自相残杀的祸患，使“人类虽无供异类吞噬之患，而战乱不幸足以代之”。并不是人口增加超过食物，才使祸患必不可免的。
李大钊还以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来解决人口问题，批判马尔萨斯的“徒塞人口”的观点。他从两方面来阐述：一是增加生产，就可满足人口的需要。他说：“物力之弃于两间（即天地之间——引者）者，既无涯厩，苟有缺乏之感，要在不可依人类独秉之智能，谋于物力之开发，而必自抑天赋之情感，谋于人口之制塞也。”二是人们生活赡足了，人口增殖自然会减少。如果人们都达到“小康之域”，“足以致富而自养”，会追求“其境之益适，则人口之增殖，不节自节，即任其增，亦无过庶之忧”。因此，他认为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不此之务，“徒塞人口至于何度，贫困之苦，终惧无以自免耳”。
李大钊从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探讨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并把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放在主导地位，无疑是科学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然，李大钊在当时也还看不到在人口过多的情况下，自觉地节制人口的必要性，这是其不足之处。
三
发挥人类的智慧，发展科学技术，人类前途乐观论，是李大钊人口思想的重要部分。李大钊高瞻远瞩，展望人类的未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的前途。他认为，人口“就会增加无限，地积地力今犹未至穷极之域；纵有穷极之一日，人类之知力与自然之势力，皆无尽藏，用之不竭，取之无穷，其时当有以自为之所”。
他进一步推论：地球之于诸天，乃“沧海之一粟耳”，就算“人口之庶，遍于寰区，土地之力，穷于开发”，然而“星云无限”，“诸星之间，将来或有交通，人类于地球之繁殖，苟至于无地自容，斯谋转徙他星，依科学之进步，竟克致此，未可知也”。他用今昔对比，说明这绝非幻想和空谈，是有实现的可能性的。他郑重地说：“斯非驺衍九州之空谈，千年以往，有语以今世欧、亚、美、非之广漠者，人皆以荒诞弃之，有甚于今日之闻斯言者。而今则舟车络绎，天涯堂奥矣。”如果让古人看到今天的文明，“彼且惊神疑鬼，不信为人间之实境也”。对于所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李大钊说：“一旦文明进运，堪以制其势而胜之，一时著为定律者，安见其必存耶？”
如何才能达到文明进步呢？李大钊认为，要大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正确运用人们的才智。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未能普行，才智误于应用……不唯未能举其全力以战胜自然，反有以自杀其势，致任自然势力之独行，而犹不自悔悟，复龈龈焉虑自然惠与之不丰，文明进运之难恃，岂理也哉”？他指斥反动统治阶级滥用人类智慧和巨额社会财富，去制造杀人武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当然就谈不上战胜自然，为人民谋福利，而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四
李大钊的人口思想是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他的一段话却引起了不同的理解。李大钊写道：“余虽对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煞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稍存贪惰之心，必来穷乏之患，而以无敢邻于怠荒焉。余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
这一段话的本意应该是：人口问题乃是贪惰自弃的结果，只要废除此等劣根性，就能解决人口问题。而马氏的人口论，恰恰可以警戒人们勿存贪惰之心，勤奋前进，以求文明之发展。否则按马氏人口论的说法，就将招致穷乏之患。所以，关于“不否认其说之本旨”，无非是说马氏的人口论是警戒贪惰，鼓舞勤奋的，因而是不能否认的，其经济学上的价值也是不能抹煞的。李大钊只是在这种意义上肯定马尔萨斯的。至于马氏放言高论什么“人口无限，土地有穷”，人口贫困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等论断，李大钊是不赞成的。因此，不能认为除此而外，李大钊还有什么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肯定之处。
此文载于：西北人口，19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