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从古到今人们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人类社会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和斗争，都同人口问题息息相关。人们在有关人口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中，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口思想、观点和理论。而这种思想、观点和理论，又往往是和人口政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以相应的人口思想为指导。人口政策反映人口思想，同时又推动着人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人口政策的成功和失败，检验着人口思想的正确和失误。因此，中国人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历史上各种人口思想以及人口政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它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但“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研究人口的社会属性，是人口科学的重要方面。
中国人口思想史是人口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要阐明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各个发展阶段上人口思想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它要揭示的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们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的历史作用和阶级本质，所以，它是社会科学的范畴。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人口思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上层建筑。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人口思想，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人口思想。
由于各社会形态有其相同之处，必然也会在人口思想上反映出来。例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形态，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人口思想，就占统治地位。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和阶级意识、认识水平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人口思想。例如在春秋末期，孔、墨主张增加人口，而老子却主张小国寡民。此外，在同一历史条件下，由于思想家们面临的不同任务，因而在研究人口的目的、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等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例如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在主张增加人口的思想家中，就有不同的目的和侧重：孔子为了不绝祖祀，墨子为了发展生产，商鞅为了增强军力，打赢战争。在以后的各个封建朝代，则多侧重于为了恢复和发展农耕，扩大财赋来源。从增加人口的政策措施上，也是多种多样的：荀子主张修明政治，管子、商鞅主张招来移民。即使在移民问题上，也各有不同，有的为了移民实土，垦荒增税，有的则为了移民戍边，防御外敌，有的则二者兼而有之。这种种情况，在我们研究中国人口思想中，是必须加以分析的。
研究中国人口思想史，不可不了解我们的对象本身的特点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思想，多散见在各种古籍之中。人口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中古之前不存在专门的人口学著作，中国人口思想，都是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夹杂着对人口问题的论述反映出来的。这是由于当时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下，各门科学还不是分得那么细，往往一部古籍中包罗万象，既有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也有作者人口思想的反映，是“百科全书”式的。了解这个特点，对于分析、研究中国人口思想的内容，收集人口思想的资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我国是人口思想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口思想在历史上产生最早，处于世界各国前列，但往往不被重视，不被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学者南亮三郎在其所著《人口思想史》一书中说：“建筑起古代社会高度文明的希腊、罗马的历史，从人口问题的角度来说，也构成了一个极有兴趣的研究对象。”“总之，希腊、罗马在人口思想的漫长历史上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十分宝贵的一章。”
我们无意贬低西方古代的思想家们的著述，但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古代人口思想才是最早的。
早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的夏代，在人口构成方面，已经有了“百姓”和“民”两个概念的区分，“百姓”一般指奴隶主，“民”指奴隶。
由于在古代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主要依靠体力劳动，增加人口也就意味着增加劳动力，而增加劳动力是当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所以，中国古代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到约公元前11世纪）就有了“多子孙甲”的记载，即多子孙为福的思想。在西周有了“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即男女到一定年龄必须结婚，结婚不能晚于一定年龄的规定。由于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需要，人口调查统计的思想和措施，也应运而生：公元前8世纪有了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史实。即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的人口调查统计。西方古代称得上人口调查统计的是公元前337年的古希腊的雅地加和公元前293年的古罗马。比起我国西周时期，晚了几个世纪。即使我国公元前338年以前战国时期政治家商鞅建立的人口调查统计制度，也不仅早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且在范围和方法上也宏大严密得多。《商君书》记载：当时的“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皆在调查统计之刊。这样详尽的人口调查统计，在那么早的历史时期就产生和实施，在古代世界各国是首屈一指的。
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们，如管仲、孔子、墨子等在提出比较系统的人口思想方面，要比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得多。因此，“提供了最早的十分宝贵的一章”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应该是中国人。那种言必称希腊，忽视中国的偏见，是应予纠正的。
第三，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人物众多，是古代世界各国所无法比拟的。南亮三郎在其《人口思想史》中，对西方“每个社会阶段及每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的思想家，都毫无遗漏地列举出来了”，但也不过只有23人，近代的居多。中古只有保泰罗，上古只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可以说是人物林立，其著名者有30余人之多。先秦时期有管仲、孔子、老子、墨子、商鞅、孟子、荀子、韩非子；秦汉时期有贾谊、晁错、董仲舒、王吉、贡禹、王符、崔寔、徐干；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傅云、皇甫谧、李冲、周朗、郭祖深；隋唐时期有傅奕、李峤、刘宴、陆樊、杜祐；宋元时期有李觏、苏轼、叶适；明清时期有邱浚、徐光启、洪亮吉、包世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有汪士铎、薛福成、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等。这还只是举其著者，相信如果进一步发掘，可能还有更多的称得上人口思想家的人物。所以说中国人口思想史上拥有最多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论题之广也是世所罕见的。外国人口思想家，尤其在古代，主要围绕人口数量进行论述，即使有人口质量方面的内容，也多是从优生学角度论述的。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城邦国家的稳定，就曾有过类似的观点。我国从古代《管子》中和后来11世纪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就从多方面谈过人口质量问题。《管子》“侈糜篇”第一次提出了解决人民就业的思想。其他如人口迁移问题、户口管理问题、僧尼独身问题、人口与生产资料要相适应、人口不应盲目发展问题等等，都是我国人口思想家一再触及的论题。
以上特点，说明我国人口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宝库，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的遗产，创造和发展我国人口科学，是人口学界的光荣任务。
中国人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人口思想史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这个科学原理，在研究中国人口思想的方法上，必须以如下原则为指导。
第一，必须按社会发展中各个生产方式作为人口思想史分期的根据。马克思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在人类历史上的五种社会形态上，除了原始社会人类初期因缺乏文献记载，无从查考外，每种社会形态都有适应着人类历史发展特殊阶段的人口思想。虽然人口思想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并不一定随社会发展阶段的推移而立即变化。但总的来说，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必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人口思想。这种人口思想，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属性（在阶级社会中）。因此，要分析研究历史上人口思想的特点和实质，判断某种人口思想的历史作用，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范围之内，否则便失去衡量的标准，无从考查其是非优劣、得失利弊。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南亮三郎的观点是不能同意的。他在《人口思想史》序言中说：“在本书中，我把历史发展分为（一）原始及古代社会，（二）前产业社会，（三）现代产业社会，（四）高度产业社会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里，根据当时人口如何演变，即其出生、死亡、结婚三大因素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发展变化的情况，以不同类型社会阶段的历史学背景，详细阐明了人口思想在它的发生和发展上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种划分主要是从物质生产的自然形式，从人口的数量变化来作为内容，抹杀了社会形态的不同生产关系本质，忽视了人口思想社会特点及其阶级属性，是不可取的。
第二，研究中国人口思想史，应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作为重要内容。“两种生产”及其相互关系是一切社会共有的人口规律。任何社会的人口思想，都不能脱离这个规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生产方式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和人口密切相连，不可分割。作为劳动力的人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因素，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不能无视人口的状况。正因如此，因而研究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是否适应，适应的程度，以及如何使之相适应，这种适应不仅包括数量上的适应，而且包括质量上的适应等等，就应是人口思想的重要方面。
第三，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社会上的人群划分为阶级。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具有对抗的性质。反映在人口思想上，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一般说来，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人口思想，是统治阶级的人口思想，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在研究中国人口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必须分析它的阶级本质。当然，处于被统治、被剥削地位的代表人物的人口思想，也会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这种人口思想虽不占主导地位，但也是不应忽视的。
统治阶级中也有利益不同的集团，各个集团的利益的矛盾和对立，也会在人口思想中反映出来。评价各种人口思想，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剥削阶级的人口思想作为画线的标准，而应该看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加以判断。
第四，历史分析的方法。人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既然是历史上各种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产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因而研究这门科学，就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科学考察人口思想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起着什么作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以及它在理论上有什么贡献和错误。如果离开历史的分析，就会使任何人口思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实际的社会基础。
历史地分析人口思想，要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人口思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既不能苛求于古人；用今天的认识责难古人，也不能一味美化，人为地拔高前人。例如，在中国历史上主张增加人口的思想，占有很大数量，这对我国当前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现实来说，无疑是错误的。但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考察，在当时地广人稀，“地大而不垦，人不称土”，生产技术和武器装备都还很落后的条件下，主张增加人口的思想，却有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则是进步的。当然，有的人口思想，纯属为了维护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如君子与小人的划分，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劳心者和劳力者的观点，则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对这种流毒深远的谬论，则应坚决批判。总之，对于前人的人口思想，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该肯定的要肯定，该批判的要批判。
研究中国人口思想史的意义，就在于批判地吸取前人的人口思想，为现实服务。察古而知今，察古是为了知今。“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当今世界上，人口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对我国来说，更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因此，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人口思想，建立适应我国需要的人口理论，用以正确地指导人口工作的开展，实在是一项迫切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如果只顾研究人口理论本身，忽视人口思想史的建设，就难以了解人口理论的来龙去脉，借鉴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在历史上的得失利弊，这既无助于人口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正确的人口政策的制定。
研究中国人口思想史，还可以通过对我国历史上优秀的人口思想家的宝贵遗产的总结和整理，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为加速我国四化建设，促进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奋斗。
原文载于：人口学刊，19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