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围绕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各种不同意见展开了争论。这种争论不外乎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另一种则是打着马克思的招牌曲解劳动价值学说，甚至公然打出反对劳动价值学说的旗号，说什么在我国经济活动中不要劳动价值学说，而要以生产三要素为理论依据。这种争论虽然是理论、学术争论，但这不是一般的理论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根本原则性的理论学术问题。劳动价值学说，作为科学理论，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观点，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涉及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涉及要不要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要不要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因而对这个重大问题，决不能缄默对待，听之任之，而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辩明正误，进行积极的思想交锋。
一、劳动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列宁说过：“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而劳动价值论正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主要是其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因素、通过考察从商品经济的萌芽、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生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构建了完整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从商品分析开始，阐明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内涵和作用，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由现象到本质，从两种商品相交换的关系，分析到交换价值，又从交换价值这种现象形式，分析其本质内容——价值。阐明了什么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从而透彻地说明了什么是价值，以及价值是如何形成的。
在解决了价值的质的规定性之后，又解决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阐述了价值量由形成价值的劳动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由劳动时间计量，价值量的确定以简单劳动为基本尺度，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单个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一种商品总量的价值量，既受生产单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制约，又受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制约。马克思还揭示了价值量的变化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在对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分析中阐明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在对商品的分析中阐述的。对商品的分析，也就是关于价值理论的分析，商品价值分析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而且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都是和劳动价值学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劳动价值学说就不可能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哪一个也离不开劳动价值学说。以揭示价值的本质的劳动二重性为例，马克思把价值看作是由抽象劳动形成的。劳动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形成价值，也不是任何劳动都形成价值。只有商品生产者的抽象劳动才形成价值。这是一个社会范畴、历史范畴。由具体劳动到抽象劳动的转化，反映了由私人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转化，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既然抽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表现，因而价值量的多少，就不是由个人的具体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说明劳动者怎样在一次劳动中既完成旧价值的转移，又是对新价值的创造。而这样的理论又为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提供了客观基础，为说明资本有机构成、平均利润，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再生产等创造了前提。所以，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劳动价值学说在每一个理论要点上，都有着相互的严密联系。没有劳动二重性的理论，也就不能区分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没有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也就不能阐明剩余价值的来源。而要说明剩余价值，就还需有一个劳动力商品学说。而劳动力商品学说也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正是运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性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起源。
总之，劳动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基础，如果否定劳动价值学说，“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基础就被推翻了”。
二、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无可争辩的理论基础
以劳动价值学说为依据，引申出剩余价值学说，并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资本家对无偿劳动占有的剥削实质，是马克思在人类科学史上的两大发现之一。恩格斯在评价剩余价值学说时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人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或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们都不能说清楚，“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既不能来自买者以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也不能来自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赢利和亏损由于彼此交替地成为买者和卖者而互相抵消了。剩余价值也不能来自欺骗，因为欺骗固然能牺牲一个人而使另一个人发财致富，但是不能增加两人所拥有的总数，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价值的总额。‘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于是问题是：即使假定相等的价值不断地和相等的价值交换，又怎样才能不断地使卖出贵于买进呢？”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代表。都不能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都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等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他们都不能说明资本与劳动相交换，如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剩余价值。李嘉图虽然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对立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但他把资本与劳动不等价的情况说成只是个别例外（实际是通例，是普遍现象）这使他的理论无法坚持到底，最终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
“那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马克思“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马克思明确阐述了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他根据一般商品的二重性的原理，分析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这种商品，它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它在生产过程中能创造出大于劳动力价值本身的价值。
马克思证明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并获得剩余价值并不违反价值规律，而正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恩格斯强调指出：“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这是因为剩余价值也是价值，它不过是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工资）以上的价值。所以，必须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才能说明剩余价值是从何产生、如何产生的。马克思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假象，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论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论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时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恩格斯又强调指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被全世界看做社会主义的无可争辩的基础”。
三、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不能动摇
以上我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地位、重要意义作了十分简单的介绍。这种介绍不免挂一漏万，很不全面，也说不上什么新意，只不过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中一些基本的常识，在马恩著作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书籍刊物中都可以看到。之所以老话重提，不厌其烦地介绍出来，意在强调这些理论乃是根本原则问题，它是和社会主义方向、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丢掉了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就抽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赖以成立的基础。这种看法决不是无限上纲、危言耸听，而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表述。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抛弃了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承认生产三要素论是正确的，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或者说资本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那资本剥削劳动不就不存在了吗？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消灭剥削当然也就不需要了。资本和劳动既然都创造价值，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相互协调，各得其所，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当然就可以永恒长存。既然如此，还需在社会主义方向指引下，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吗？！既然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都失去了依据，当然“四个坚持”也不必要了，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岂不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了吗？！
不应怀疑，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一些老专家和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们，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但是，由于近些年来，我们在理论战线上、在思想教育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宣传学习不够深入，而又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借鉴西方经济活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好像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时髦的、有用的，于是，发生了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倾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反而重视不够，不甚熟悉，也不感兴趣。据说在大学的课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课时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取消了《资本论》这门课程。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现象出现了。生产三要素论应取代劳动价值论的论调、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呼喊，甚嚣尘上，且有越来越升温的趋势。在讲坛上，在书刊里，甚至在权威的电视台上，公然宣称要用生产三要素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们应该听听我国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先生的意见。陈先生生前在《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问题（代序）》一文中指出：“自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解体以后，西方正统派经济学抛弃了科学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采用了形形色色的反科学的价值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三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供求均衡价值论。……由于三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供求均衡价值论缺乏科学依据，经不起理论推敲，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极为脆弱。建立在这一脆弱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就其整个理论框架而言，是不科学的。但是，描述现象，不深入本质，符合人们的常识，易于为人们接受。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也是如此。太阳东升西沉的现象，使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地动说。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种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公式的经济现象，人们司空见惯，易于接受，而对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样的对经济事物的本质的论述，却不易理解，难以把握。经济现象的整理和描述是完全必要的。有关经济现象的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积累乃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但仅仅停留在现象和资料的整理和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进行研究，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才能深入到经济问题的本质，得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才能据以建立经济学体系。因此，我们一向认为，自西方古典经济学解体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体系是不科学的、浅薄的，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之所以将李嘉图理论解体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称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根据即在于此。”
不可否认，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需外国资本的投资和经营，也需要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既然如此，当然要允许他们取得合法利润。这大概就是一些人心目中的资本“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转化形态，是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为什么允许这种资本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为什么允许这种剥削存在？这当然不是什么人的主观愿望，不是什么人愿不愿意、允不允许的问题，而是由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前提，不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是不行的。现实政策允许资本家将本求利、取得利润是一回事；这种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如何创造出来的，是另一回事。前者说的是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后者说的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生产问题。前者说的是现象问题，后者才是探讨的本质问题。“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是按照有些人认为的，以生产三要素为理论依据，还是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依据，这是有根本区别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还是抛弃马克思的根本原理，迁就眼前的表面现象？！只要不存偏见，是不难选择正确的答案的。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十分需要的。只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但是，要发展也必须首先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试想，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都不坚持了，还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不能只讲坚持，不讲发展，那样会滑向教条主义；也不能只讲发展，不讲坚持，那样会走向否定、歪曲马克思主义。蒋学模先生曾针对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说：“说物化劳动或死劳动也能创造价值，这不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否定。”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用的问题，蒋学模先生指出：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内容极为丰富，“是完全可以说明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复杂现象的”。
杜林把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歪曲成剩余价值等同于资本赢利（实际上马克思多次阐明利润或赢利只是剩余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对此，恩格斯批判说，杜林这种歪曲，“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他一点也不懂，这样，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无所知，却要加以诋毁，这可需要极端的厚颜无耻才行；或者是他都懂，这样，他就是故意捏造。”我想，恩格斯对杜林的这些严厉批评，是值得那些“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才能使我们坚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作者们警觉的。当然，作者们有此种观点，不见得像杜林那样别有用心，而且可能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我们认为潜下心来，多读些马克思的著作，对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者们是会有益的。愿与诸君共勉。本文的理解有不确之处，尚祈同志们批评指正。
此文载于：经济评论，2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