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从50年代就有这样的观点：“经济学说史的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虽然有的著作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但未引起注意，迄今出版的有关教材中，或对此问题略而不谈；或书名《政治经济学史》，实则把只应属于经济学说史研究范围的内容包罗进来。在课堂讲授中，也往往把政治经济学史和经济学说史混同起来。因此，有必要探讨经济学说史和政治经济学史的联系和区别，明确二者各自的内容和范围。
1.政治经济学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对象的联系和区别
政治经济学史是经济学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把二者等同起来。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经济学说史比政治经济学史有着更广泛的研究范围。“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徒安·德·蒙克来贤在1615年发表的《献给皇上和皇后的政治经济学》首先使用的。就像资本主义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前史”一样，重商主义学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后半期，才以较完整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恩格斯则说：“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即使连它的“前史”包括进来，最早也不过从15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政治经济学史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叙述，理所当然地只能把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作为自己的起点，没有必要把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包括进来。所以，关于资本主义以前，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主的经济学说到封建主义的宗教法典学者、异教和农民起义者等的经济学说，也就不应属于政治经济学史的对象，只应是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内容。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否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史也就应该相应地包括前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根据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类比推断。
首先，恩格斯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暴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而“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再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这种比较是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个唯物主义原理，“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一句话，是为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比较中说明问题，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所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才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它并不说明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本身是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理解，才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尽管可以有广义政治经济学，却不能由此而包括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史。可以有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史，因为它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继承和加以革命变革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不应有前资本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史。因为前资本主义还没有政治经济学产生出来，因而也就不应有其理论史，这也是逻辑的必然结论。
其次，关于政治经济史应否包括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马克思早就明确地谈到过。马克思说：“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然后才说“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希腊社会的著作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这段话不过是想说明像商品生产等等经济范畴，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古代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反映着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决不是象那些抹煞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现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所以，先把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科学确定下来，然后才说古代有关经济范畴是它的“出发点”，而不是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因此，绝不能把它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将古代的有共性的经济范畴，纳入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范围。
2.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
在政治经济学史这门学科的体系中，通常都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包括在内。我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一部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它详尽而深刻地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史。但马克思说：“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包括在历史的评论之内。……因此，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把布里索、葛德文等等这样的18世纪著作家，以及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放在一边了。至于我在这个评论中以后要说到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著作家，他们不是本身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便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去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斗争。”这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在政治经济学史中是不包括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在内的，除非某些社会主义者“本身站在资产者立场上”或者“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出”。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二十一章，一开始又重申了这个意思。他说：“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但是，依照我们的计划，这里要考察的只是本身从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的反对派。”在《反杜林论》这部伟大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史的部分和社会主义史的部分，也是分开论述的。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是和政治经济学不相同的，因而不应把它们包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所以，通常把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纳入政治经济学史体系是违反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的，因而是不妥当的。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间，特别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有着极为丰富深刻的经济思想，应该给以批判地阐述。这些经济思想应成为经济学说史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认为，尽管政治经济学史是经济学说史最重要的部分，二者在任务方面也是一致的，但它们在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范围上却应有差别。经济学说史应比政治经济学史有更广泛的内容和范围：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范围只应包括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对其有批判继承关系，进行了革命变革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史。它既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也不包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著作家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史与此不同，它应该包括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主要阶级的经济学说。我认为，这样的划分才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才能明确经济学说史和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范围。从而使两门密切联系的学科，各自有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
3.社会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的联系和区别
经济学说史和社会经济史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社会经济史是经济学说史的基础。因为任何思想、学说、都不是凭空而来，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时代的产物，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不了解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无法科学地阐明赖以产生的经济学说。所以，研究经济学说史不能离开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二者又是有区别的。社会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经济生活、经济现象、经济制度的历史过程的科学；经济学说史则是研究在一定经济生活、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下产生的经济学说的历史的科学。这就是说，经济史是研究具体的经济事实历史，经济学说史则是研究抽象的经济学说的历史。
比较流行的另一种观点，是把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史混为一谈，认为经济济思想史就是经济学说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们用的材料有相同之处，任务也是一致的，就像政治经济学说史的重要内容一样，经济学说史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但二者不能等同。这种差别就在于经济思想史比经济学说应有更广泛的内容。经济思想是极为多样的，它的材料来源也是庞杂的。经济思想可以反映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记载上，也可以反映在历史文物等形象上，只要可以发现的经济思想的材料，就可以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经济学说史则不同，它的研究对象要求有更高水平的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即不是任何一种经济思想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而应该是多少构成经济思想体系的经济观点才是它的研究对象。
此文载于：财经科学，19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