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寒之季，日本也是有花可赏的。一月下旬正逢“梅花祭”，探梅问梅，应是别有一番花趣。从南至北，梅花佳处在京都、大阪、东京。静冈的热海梅园是日本最早的赏梅名所。
日本文人都爱樱花。但平安时代，梅花在贵族文人圈还是有很高的地位的，文人贵族中爱梅者众。因梅花移植自中国，由遣唐使自中土带回日本，日本人便觉得它是舶来品，后来逐渐让本土出产的樱花取代了梅花的地位。
最古老的《万叶集》中，有咏梅诗一百二十首，在植物诗中仅次于咏胡枝子。而樱花最早亮相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到《古今和歌集》时，樱花诗增加到百余首，梅花诗却减至二十余首。再看小说，我们在平安朝较早的《源氏物语》中，还能处处看到梅花的影子，但到了平安末年、镰仓初期的《平家物语》中，与樱花有关的和歌比比皆是，却几乎不见一丝梅痕了。
从梅花占主流到樱花占主流的转变，可以看成是日本本土文化意识渐渐觉醒的过程。
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是唐宋文化影响力最强的时代。公卿文人都极爱梅花。如《枕草子》中，“树花”一则有云：“树木之花，无论浓淡，以红梅为佳。樱花则以花瓣大，色泽美，而开在看来枯细的枝头为佳。”——
清少纳言生活的时代，梅花位列第一花，而樱花紧随其后。
“高雅的事物”中，有“雪覆梅花”。清少纳言又记在宫中的某年二月，曾住在梅殿。殿前的梅花，西边是白梅，东边是红梅，恨不得邀人来欣赏。又记从前宫中赠梅雅事：“村上天皇时，曾遇雨雪霏霏，遂令人以器皿盛之，插上梅花，赐予兵卫藏人。”又提及，皇宫的梅花凋敝时，有人赠一首咏梅诗给她，她只简单答以“早落”二字。
还有喜作汉诗的爱梅人菅原道真。道真的祖父菅原清公曾经漂洋过海入唐，日本史家内藤湖南认为他的汉诗要胜过道真，因为毕竟是在中国居住过的。菅原道真推崇白居易，也喜爱温飞卿，自己也做过多首梅花诗。
道真少年时第一首汉诗就是咏梅花的，有“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之句，后来也有“望鹤晴飞千万里，思梅艳发九重门”之句。道真向往着宋人的梅妻鹤子，但他身上虽有梅的清骨，却也有樱的脆弱易落。宋人林逋那样的超然世外，终究不是日本人道真能做到的。一到“寂寞开无主”之境，心气孤高的道真便也零落了。
菅原道真在平安时代位居右大臣，被称为“学问之神”，受几代天皇宠爱。骨子里道真是个才子，少年时就以文章扬名。后来，他的政敌藤原时平说他有废醍醐天皇而立自己外孙的企图，因而被贬到了离京都很远的福冈。道真心里总是凄凄惨惨，两年后就忧伤而死，大约是想不通自己这么才华横溢又人品优雅，为何会遭此命运吧。
如今，福冈县的赏梅佳处太宰府天满宫，种有成片梅树，供奉的就是爱梅的菅原道真。至于为什么道真一贬到福冈就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他的两个孩子还因水土不服死了，有点让人想不明白——
也许是平安时代的士大夫都是贵族世家，当时还是文官政治，道真在京都从没受过什么苦，有点像《世说新语》里美貌柔弱的卫玠，普通百姓能受的风霜，世家子弟从小锦衣玉食的，恐怕完全经受不起。伤风感冒的小病，在凄楚的心境下也会让人变得形销骨立，很快像樱花那样，被风吹落了吧。
道真的绝笔：“盈城溢郭几梅花，犹是风光早岁华。雁足粘将疑系帛，乌头点着思归家。”字字泣血，百转千回，却如思念故国的李后主一般了。
《源氏物语》中，与源氏一起共舞《青海波》舞的好友头中将，有一个儿子名字就叫红梅。《和泉式部日记》中，冬天下了雪，恋爱中的男子在积雪的树枝上系着给女子的情书，中有“一时盈盈兮疑梅花”一句。女子收信作歌答曰：“雪纷纷兮降枝丫，见梅早绽试攀折，散落殆尽兮知非花。”雪中传情书，古时日本人风雅起来，赏雪，赏梅，作歌，答歌，那系在梅枝上的情书，才是极致。这也是爱梅人道真喜爱的日常生活吧。
梅花虽然后来式微，但也有日本文人一直固执地爱着这种更具汉味的花。室町幕府时期（大约中国明初时期），一休禅师爱咏梅，也爱用宋代杭州孤山隐居者林和靖的典故。如这首《画梅》，就有些以林和靖自况的意味——
画出横斜吟里肠，孤山风月在扶桑。先生可悔千秋誉，犹有梅花渡海香。
令人纳罕的是，一休宗纯还将高洁的梅花与露骨香艳的情诗结合在了一起。如他晚年写给盲歌女森的情诗中，有“梦迷上苑美人森，枕上梅花花信心”等艳句，这在中国文人是不可想象的。要香艳入诗，自有梨花、海棠、桃花等入诗，而梅花则属清流无疑。但狂僧一休才不管这些，自谓“名妓谈情，高僧说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他的诗集也叫《狂云集》。一休的诗中，梅、桃、菊、雪等四季之物都有入诗。梅诗，也体现出日本人人格的多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