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我并未见过继林的姐姐，我说过，和平路小学一千多号学生，除了同班的很少知道其他。真正见到，是赵阿姨生病了我赶去看望才见过面，继林的姐姐也是闻讯从她下放地赶过来的。赵阿姨那场病比较严重，是心脏问题，搞不好也就是分分钟的事。那时候通讯只能是写信，我与赵阿姨写信，也给当时的教养院长写信，知道赵阿姨生病也是院长来信提到的。我们村到教养院走小路十五华里，走快点二个多小时走到，步行串联时我计算过行走速度，应该是每小时6公里，那还只是均速，有道路旁的路标可参照。乡间小路的距离则是乡人历代口口相传，只能是大概接近数。
接触赵阿姨多年，我一直心里固执地认定最初的断定，她是那种仿佛周身充满与生具来的“大家闺秀”气质，这种气质不可能靠后天培养产生。认识以后，我经常给她写信，谈些我的所知所识，她也回信，信里常对我谈到的内客加以评判，真的让我收益良多。给她写信，必须认真，必须正楷，不夸张的说，当时我写的字还能说的过去，毕竟有临过几本字贴的功底，所以得意忘形，一次在信封上写赵阿姨名字用了“行草”，被她批评了好久，让我当时羞愧不已许久，从此再也不敢重蹈覆辙。下放那几年，特别是我父亲去逝后，头脑里总是绷着一根弦，颤颤惊惊，小心谨慎，于是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将来往信件附之一炬，包括当年我父母的来信，同学的来信，当然还有赵阿姨的来信均在此例。逝人已亦矣，不思量，自难忘……
赵阿姨那次生病病情是相当重的，惊动了大家，我相信不然院长不会给我写那封只有几行字的短信：赵XX生病，速来！（亲们也许注意到了，我写到赵阿姨从没提到她的名字，我是故意这样为之的，我不想也不敢将自己敬重长辈们（包括父母）的姓名掛在嘴上胡咧咧，那是对他们最大的亵渎，不得不用时，才被迫用上XX代替，请亲们理解）。后来问到院长怎么会我写那封信，院长说的很干脆，说赵阿姨到了这里，除了继林等子女过来外，只有我时不的过来看望，不找你找谁？
我不记得我和继林的姐姐谁先到的，反正是前后脚，我并不认识继林姐姐，但她一出现我就立刻认了出来，是从她眼神上看出来的，眼中那种发之内心的忧伤、恐惧、耽心，除了最亲的人不会再有其它。赵阿姨躺在床上，脸色很不好，看我来了，很是吃惊，脸上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让我更加难受。
我父亲去世后，我周围充满了歧视和厌恶，包括那些过去很熟悉的人。从公教一村搬出来时我不在家，最初搬到丰富路14号，那是一个封闭的院子，打开大门两边是象门房一样的屋子，然后是一个天井，天井进去是过道，两边各有住房，而后再是天井，再是过道，而边各有住房……只到第七进是个小院，院里没有建筑，除了正中的位置是个水井。院里没有自来水，巷子边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老虎灶”提供开水和自来水，自来水一分钱两铁桶，“老虎灶”提供挑水工具，遇到挑不动的人，“老虎灶”会有人专门送，但每月在水费上加一点力资。搬家时70年11月中旬，父亲那时还在正常工作，于是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你从没有住过社会上真正民众居住的场所，要尽快适应这一切……71年初，中央一号“通知”，各地的气氛突然提高了一个层次，父亲被重新隔离，就再也没回来。春节前我回来住进院里，总感觉到邻居怪怪的目光，仿佛总是被监视中。住在我们对面的那家人是从西甲搬出来的，以前算我父亲的部下，她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西甲的邻居单身带了个女儿，分到“万景台”，于是提出与我们换房，以便得到她们之间的互相照顾，那时父亲刚去逝，于是一拍及合。到双方派出所手续办地很是顺利，于是搬家，装车完成后，却被院里老太太集体拦下了，并叫来了民警，说我们家有问题，居委会布置了监视任务，我们跑了，她们任务就没法完成了等等。来的民警四十来岁的样子，大概见惯了这些居委会积极分子，听完反映后，只是挥挥手让我们车出发了。那些老太们只能算可恨，我并不想去记恨她们“朴素的阶级觉悟”。
72年也是春节回来，一次从“兰园的”家出来回“万景台”，骑车从兰园绕到南工现在叫东南大学家属区从后门进入，然后再从西门进入太平北路是一必走的惯路，那天流年不顺，被门卫拦了下来。我看走出来的门卫，酒气熏天，不象善鸟，于是准备调转车头改从大路回去。门卫一家就住在传达室，是那种职业看门人，我经常出入，也算面熟的一类人，估计应该有意挑衅。门卫动作很快，不等我反应过来，一下把我车子钥匙拔下锁住，并准备扭送校保卫科。车子钥匙在他手中，又是酒到不讲理的状态，只好跟着他走，在西门遇到早已等候在那里保卫科长，我一下子看到一个熟人，小学同班同学的母亲，也是个居委会积极分子。
科长问我是干什么的，于是积极分子献宝似的抢着答到：他姓毛，是个下放的，他父母都有问题。看着“丑恶”面容滔滔不绝，我心里全是想着所有的负面词诅咒她，刚好一个年青的警察骑车从旁边经过，也被她叫住，于是又是滔滔不绝，然后问警察要不要将我带回去？我真无语。那个警察我后来也认识了，那是79年我父亲落实政策时，他已转业到了曙光机械厂，在组织科当科员，并娶了那同学的妹妹叫张什么的。警察不想过问不相干的事，骑车走了，于是“丑恶”面向那个科长等待有什么“幸灾乐祸”。那时我幸亏有点急智，抓住了科长的一句语病，化险为夷。科长当时听完了“丑恶”的后，回了一句：我就知道他是下农村的。我严肃地对科长说：伟人指示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听你的意思，对这个指示很有意见？科长当时知道失口，回头看门卫早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掉了，只有“丑恶”仍在一旁死皮癞脸一肯离去，于是叫我跟他走，“丑恶”也想跟上，被科长不耐烦地挥手赶走。
保卫科在南工校区里，离南工园顶大楼很近，保卫科只有科长一人，我没想到进门之后，科长热情地给我砌了一杯，和我聊起了天，讲他也有两个孩子下放在农村，并强调对伟人的指示是十分拥护和响应的云云，解释门卫之所以失态，因为是工资问题在闹情绪，不要在意，下次该怎走还是怎么走，不要产生顾虑……
从保卫科出来，顺利的从门卫处拿回自行车回家。路上我在想，如果说丰富路14号的老太们是无聊的话，而“丑恶”绝对应该说是无耻！
院长爱人是教养院的医生，我去的时候她就在赵阿姨床边忙碌着，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当医生的人总能面对患者的病痛甚至死亡淡然处之，这是这个行业的基本素质，我不能，只能走了出来。
教养院分内外层结构，弃儿和孤寡在内层大院里，晚上有锁将里外隔各开；外层则是工作人员的宿舍区，都是那种统一样式的平房，不同的只是在内部房间的分配有区别。院长房子有四间，进门堂屋连着一间厨房，从侧面看个是连在房后的毗房，有个后门，赵阿姨只有两间，堂屋与卧室，堂屋同样通向后面连接厨房。
走出厨房，听见低低的抽泣声，抬头一看，是继林的姐姐背相站在那里，只好走近，劝慰她说：院长爱人说赵阿姨好多了，不会有多大问题，特别强调说，这个时候不能哭，赵阿姨知道了会影响她的病情。我不知道我的话继林的姐姐有没有听进去，我知道面对这些，我能找出的劝慰语言总是那么苍白，但那是我当时能做到最大的劝慰，我其实只想告诉她，她们并不是独立无援的。
两天后，赵阿姨能下床活动了，我才放下心里那沉甸甸的石头回去。
78年初，我们从市政府拿到了一套房子，在光华门篮旗街，赵阿姨也在里分了一套，五楼，最高的那一层。我去看她时，她笑着对我说，每天爬五楼有点累，看来只能当“高楼老太太”了。我依稀看到，当年笼罩在赵阿姨身上“阴籁”，真正除去不少，但我那时还贪心地希望能除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