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时间证明了乐松生的选择正确无比。同仁堂虽是个大药店，但以往的经营管理方式陈旧，生产计划性不强，物资储存分散。对于大多数老字号，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公私合营后，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增加设备，改进技术，销售额也不断上升。乐松生很高兴，“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
同仁堂公私合营后两年，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国家领导人递交喜报。北京乐松生和上海荣毅仁迅速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最终得到了民族资本家的拥护，老字号和他们的掌门人实现了第一次历史蜕变。我们无暇一一回顾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忆，但在那个充满蜕变的时代背景下，展开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不止是乐氏家族。
蜕变：老字号的新征程
明清时期，北京涌现出一大批老字号。它们承载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在公私合营的时期里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
1954年之前，老字号们无一不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布鞋品牌“内联升”陈旧的经营方式跟不上新时代的节奏。在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内联升恢复生机，开始转变经营，生产、销售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鞋，并且因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鞋而一时传为佳话。毛泽东生前只穿内联升布鞋，周恩来偏爱内联升的“千层底小圆口”布鞋，邓小平则酷爱内联升的手工布鞋和手工缝制的软皮底鞋。
另一家老店“东来顺”则在政府的支持下，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职工队伍整齐，技术力量雄厚。东来顺饭庄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品尝清真风味佳肴的就餐场所，也是社会名流荟萃的风雅之地，同时经常承担国家领导人宴请外国元首、政要的任务。
上海，这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私营工商业者的最大聚集地，情况相当复杂：有一部分进步人士经过历史的洗练，开始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接受国家的赎买政策，总比被没收好，尤其是定息5厘7年不变（后来改为10年）、高薪不变、适当的政治安排不变等，给这些老店的掌柜们消除了后顾之忧；有的企业则其实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困难，这部分老店索性通过合营将包袱丢给政府，因此他们对公私合营并无异议；更多的小企业主日子不好过，面子上是老板，店铺经营得并不丰沃，虽然失去招牌在心理上有所不适，但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也未尝不可。
错综复杂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即：一是不太情愿，二是不太勉强。不太情愿，这属于人的本性；不太勉强，则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大趋势。
1955年秋，“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带头，将上海6家中小型绒线门市店联合起来，成立了公私合营商店。老字号“恒源祥”的掌门人沈莱舟得知消息，随即与同行业取得联系，商议更为广泛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全体同业大会上，沈莱舟和其他4人被推选为代表，向政府提出申请，不久即获批准。绒线商业作为上海市第一个全行业合营单位召开合营大会。后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跨越和发展。恒源祥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洗礼。市场搏击中，恒源祥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它因为持续推出一个内容极其简单的广告而成为妇孺皆知的品牌：“羊羊羊”这个单调的广告，“5秒广告”连播3遍的营销方式，被称作广告界的“恒源祥现象”。
杭州，300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成为公私合营的老字号代表。杭州市政府先是组织86家个体剪刀作坊联营生产，后又将杭州数十家剪刀作坊合并成5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毛泽东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指出：“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1957年，中央政府拨款40万元建新厂，1958年将5家制剪合作社再次合并，升级成为地方国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1963年初，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国，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的正是张小泉剪刀。
前途模糊不清，而在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老字号们完成了自己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历史蜕变。
升华：市场改制后的新面貌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20年，老字号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公私合营后的经营状况改善，再到政治运动中遭受破坏，最后艰难存活下来，又看到新的曙光。
1978年开始，国家经济体制的变革带给企业以巨大影响。在一个更加开放、更为自由的竞争市场内存活，成了像同仁堂这样的百年老字号面临的历史新局面。
老字号企业大多历经从家族所有到公私合营、最后国家所有这三个阶段的体制转换，比其他年轻的企业经历了更多变迁。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应该更能自如地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是。然而，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时候，它们面临着和其他新生企业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放在全球化浪潮中，其实是中国企业的共同劣势——人才缺乏、创新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市场开拓能力较弱。问题不一而足，却都是现代企业以至于现代中国需要积极应对的困境。
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在于“老”，品牌中沉淀的文化成了其他新企业不具备的珍贵内涵。但老字号的弱点也在于“老”：体制僵化，观念陈旧，产品过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华老字号面临着整体衰败的局面，并不是企业已经老得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而是没有坚守住企业在百年发展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的是产品，不变的是精神。其实，当今称霸全球的世界500强企业，相当部分是“老字号”型企业。
同仁堂中兴功臣乐平泉在150年前就自觉进行商业创新，发明了今天依然在沿用的市场营销手段。100多年后，同仁堂和其他老字号一样面临困局，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不能再靠着吃老本存活，可是怎样进行创新，又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难题。
老字号年轻化是中国的百年老店最伤脑筋的事情，让那些品牌历史超过100年的老店改掉已经被时代拒绝的传统转而迎来新的局面，是一件充满了刺激与挑战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要做的就是体制上的创新。
体制创新谈何容易？
1998年，改革开放第二十年个年头，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作出三点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拉动内需激活经济、国企逃离困局。此后，国企进入全面改制的时代，拆分、重组、国退民进……一系列措施以后，朱镕基兑现了他的承诺，也兑现了他在“两会”上发出的豪言壮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因此他将体制创新称为“地雷阵”和“万丈深渊”。所有人都明白改革的必要性，但似乎只有朱镕基给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案，这个“拆分、重组、合并”的方案取得了良好成效。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经营不善的老字号杭州胡庆余堂被青春宝集团兼并，体制机制全面创新，仅仅一两年时间就扭亏为盈。随着民营企业的整体崛起，作为国企的老字号们也面临着新的历史局面——改制。1998年的国企改制，成了老字号们新的蜕变。
与大多数老字号的衰败形成鲜明对比的北京同仁堂一直高举着变革的旗帜。这个始建于清朝康熙八年的老字号，阅尽300余年的沧桑后，依然独步在中国中医药行业的潮头，发展为一个集科、工、贸、研发于一身，拥有境内、境外两家上市公司，海内外连锁门店、分店400多家的国有大型跨国医药集团。
以烤鸭闻名的北京全聚德的改革同样引人注目。这个始建于1864年、至今已有近150年悠久历史的老店与首旅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联手，组成新集团，收购了包括丰泽园在内的20余个中国餐饮老字号，实施全国化市场战略。而张一元茶叶在改制前的1992年，公司销售额仅800多万元，彻底改制后，2006年实现了3.4亿元的销售额。
改制，给了老字号新的生机。当时光远去，那些曾经依赖于国家政策进行企业升级的中国老字号们，大概会在下一次困局中无限怀念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家们——正是他们促成了老字号的市场化蜕变。
老字号难逃困局？
我们习惯于把改革开放以前的知名企业称为老字号。
为什么叫老字号？因为他们经历过世事变迁和风雨蹉跎，他们能够在时间的洪流中穿梭而过；因为他们在行业中的突出，他们或者坚持一件产品几百年从未动摇，或者以一种兼容了差异化和特色化的产品形象赢得了消费者的忠诚。照此说来，为中国老字号企业下一个定义就显得相当简单——那些拥有知名品牌、优质产品、周到服务，并且经过历史洗礼的企业，都属于老字号。
老字号远远走来，多少起伏中自有它自己的生存哲学。当我们站在无限绵长的人类历史中来看的时候，今天这个时代显然超越了过往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精神智力的进化，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看来，诞生于旧时代的老字号要在充满变数的新时代生存，需要一种智慧，一种经过进化和改良的新哲学。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成不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占据了生活的重心，且衍生出文化。米店、茶叶店、中医药店、钱庄、布料丝绸店、茶馆、饭馆等消费场所是主要的商业符号。商人可选择的行业很少，所以造成了卖家市场的充分竞争，也就是同行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各个店铺就必须有自己的过人之处。那些拥有优质的、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而能生存下来的店铺，通过长时间提供稳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获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并借助消费者的口头传播扩大知名度，这就是老字号一路走来的唯一模式。那个时代的老字号大多有极强的地域性，毕竟人口的聚集度不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生活用品逐渐进入中国，人们的选择一夜之间变得多元，生活方式也随之骤变。纺纱布料进入服装用品，还有很多工业时代的商品冲击着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市场，这些替代品或直接竞争品的进入严重压缩了中国老字号的生存空间。一些老字号就在这次冲击下无奈且无声地消亡。
穷则思变。洋务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直到新中国建立，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民族企业。中国人由原来简单的生活方式转变为相对复杂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需求造就了一批近代民族企业。尽管战争和动荡导致大部分企业昙花一现，但生存下来的企业最终铸就了一段段知名品牌传奇。
新中国，私有企业收归国有和纳入计划经济，产生了一批新的具有老字号特质的品牌：上海牌手表，飞鸽牌自行车，永久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商品匮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继而决定了企业的生存，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企业就成了新兴的“老字号”。
哪些老字号经得起时间考验？哪些老字号依旧有生存空间？
答案是那些和人们生活消费习惯保持同步的老字号。在老字号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有一些老字号是一直都没有改变过的，那是人们某些方面的生活方式没有变。同仁堂、九芝堂等等医药老字号的延续，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中医的高度认同，因此这类中医老字号依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对于那些身处巨变的生活领域中的老字号，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中医药老字号、中餐老字号得以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国人的医疗文化、饮食文化始终没有改变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老字号懂得与时俱进，根据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经营方式和产品形式，也改变了原来的传播模式，由被动式的口头传播变为主动的现代市场营销。
变与不变，得辩证把握。只要品牌不变，老字号无论是身处传统领域，还是新兴地带，都能通过积极应对的心态守住品牌价值。然而，尽管老字号企业意识到了变革和与时俱进的力量，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局面是，大多数老字号没有像同仁堂这样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大多数老字号的衰退，令国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尽管有时候这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必然规律。
2007年，出于民族感情上的考虑，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市场需要，商务部同文物局、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10余个相关部委，联合研究制定了一份关于促进老字号发展的文件。
这不是国家第一次出面保护老字号企业了。
有资料显示，全国老字号的授牌可以追溯到1993年。1993年由原国家内贸部组织评定的1900余家老字号企业被授予“中华老字号”金字招牌，自此以后，“老字号”才从民间说法上升为官方说辞。
除了商业上的考虑，国家保护老字号品牌还有传统文化因素，虽然经历过两次历史蜕变，但面对新的更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拥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字号品牌的衰退已然无法避免。国家在想方设法帮助这些企业。
悲喜交加之间，百年老字号不能总是听天由命，依赖政府的保护苟延残喘。解决目前老字号新一轮经营困局的办法，众说纷纭。
有人看法比较片面，“老字号需选择适度规模的经营方式，以老字号的企业品牌为核心，走规模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道路。”还有人则对此抱有疑虑，“相当一部分老字号企业受资源、原料和人手等无法逾越的条件限制，做大反而会失去特色、陷于困境，甚至由于过度扩张而关门倒闭”。①
无论外界如何评论，老字号忘掉历史的长度，有可能会使自身得到更大空间的发展。同是百年品牌的可口可乐，当消费者看到该品牌的广告，品尝可口可乐的时候，又有谁意识到可口可乐是个老字号呢？
给品牌一种时代感，赋予老字号一种当代语义，用工业手段包装日益远去的农业文明，或许是当下所有老字号需要进行的又一次蜕变。
延伸1954：中国的“百年老店”
人生百年，遭逢际遇所为何来，又何谓恒久？
不变的东西才是恒久——人性、伦理、爱情、江湖、生死……百年老店要做成千年、万年老店，姑且不论是否可能，至少需要一个不变的核心和模式才会更加长久。中国的历史存在着特殊性：朝代更换频繁，但运行模式一成不变，于是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中国的百年老店却远没有这么幸运，几经风雨，数度沉浮。这就是中国商业的命运——伴随着从未打断过的“重农抑商”传统，商业屡屡受挫。虽外部环境频繁变更，但中国的生意人、企业家也常有“百年梦”，可要坚持下来往往是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