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愈演愈烈，每个社会的人们对于自身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也愈加关切。早些时间，大家都纷纷谈论“综合国力”，而今注意力已经转而集中到国际竞争力的比较。通行定义说，“国际竞争力指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国际竞争力确实是个好东东，至少吸引眼球。不过要说清其中的内涵也不容易，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权威评价体系，它有八大要素：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研开发和国民素质，最终归纳为318项指标。指标如此之多，权重分配必然也极其复杂，我且不顾那么多，只谈其中的一小点，那就是人的意志问题。
在各种模型预测中，人的因素往往被一个经济人理性代替。于是，中国人与盎格鲁—萨克逊人有着同样的经济理性，大和民族与印度人抱着相似的计算逻辑。结果所以有差别，不是人的因素，而是他们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其实，我们若简单观察，生活不乏条件相似，而每个人所作的选择却有着天壤之别。同样遭遇困境，有的人呼天抢地，发泄一通；有的人铤而走险，祸害他人；有的人走上绝路，求个了结；有的人默默忍受，谋图东山再起。不同的选择，必然有不同的结果。
经济学家们大谈经济人理性，好些人因此而认为，经济学把所有人都看成千篇一面了。其实不然，同样的两个理性人，在意志、偏好、掌握信息、推理能力方面大有高下之别。他们最终所取得的成就，也必然有高低之分。信息、偏好、推理能力这些因素，不是本文所要论列的内容，这里所要谈的是意志或者说耐性，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达，就是折扣率。
折扣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经济学家将它用于个人预期，但成了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主观值。折扣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大的货币价值就越小，这也说明这个人的耐心越小；反之，耐心越大。
耐心能取得较好的结果。以婚姻为例，两个人若稍有不合，就分开，这属于耐心差的一类。还有一种，当时虽然不合，但因忍耐力较好，而极力维护婚姻的完整。两者孰优孰劣？我曾看到一则报道，说美国有研究发现，夫妻在感情矛盾时，如果当时能够坚持不离婚，日后生活的幸福多数要优于那些离异者。征诸于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我相信它是成立的。
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旗帜下，Baumol（1969）捣鼓出一个社会折扣率的概念，如此为经济学家大谈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方便。不过桥梁就是双向的，政治学者与社会学者又何妨借此来谈谈经济问题呢？现在很多文章谈国际竞争力，往往侧重于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政府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有意忽略人的因素，尤其人的意志因素，却极为不妥。我们看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崛起经验时，谁都无法否认这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意志。
直觉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时候，在其他条件假定都相等的情况下，这个民族必然是战无不胜的。但耐心对于一个民族的竞争力，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有待慢慢道来。
首先，耐心意味着这个民族愿意储蓄更多，用以投入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公共性，这面临着一个集体决策与集体行动的问题，因此私人无力或者不愿举办公共工程。不仅如此，公共工程还往往具有投资额巨大，回报周期长，利润率低等特点，这使得即使是由公共决策，也未必愿意举办。我们这代人凭什么就该付出这么多的苦，损失自己的福利，而为后代提供一种更为便利的生活？有的愿意及时享乐，有的更愿意储蓄，有的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建设，有的更愿意买公车，吃公款。至于谁更有竞争力，结果不言自明。
明治维新是日本崛起的关捩。许多中国人读这段历史时只看到制度的改革，而忽略了当时日本人发奋图强的精神。日本为了建立现代化海军，举国捐献，连天皇也不例外，勒紧裤腰带，每天只吃一个米团。很快，日本军舰的水平就超过了中国。而在中国，慈禧太后则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挪用海军军费来修颐和园，中国不败才怪。
1949年以前，中国人举世无双的忍耐力可惜都花在个人的谋生上。只有共产党建国后，才将中国人的忍耐能力用于公共工程的建设，从而为后来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必须提一下号称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的红旗渠工程。正当自然灾害时期，数万中国农民扛着简易工具，挑着破陋行李，推着锅灶，走入太行山中。这些现代愚公们每天每人就只能靠着0.5公斤原粮、1.5公斤蔬菜的供给下，饿着肚子苦干了10个春秋，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最终修成了人工天河。而今作者于饱饭之余，坐明窗之下，信笔时想见当时惨烈光景，真不知他们是靠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才能坚持下来？！
据新华网报道，红旗渠通水40年来，总引水量达85亿立方米，累计灌溉面积8000万亩次，粮食增产15.9亿公斤，直接经济效益达17亿元。一首歌唱红旗渠的诗写道：从此丰收有保证，幸福生活万万年。诗写得很土，不免夸张，但红旗渠有资格。写这首诗的人很可能就是当年凿山钻壁的一个。难为他几乎为零的折扣率，在他眼中的万万年收益，竟似乎将由他自身来享受。
红旗渠是唯一的，不过类似的故事却在毛泽东时代并不鲜见。在我的家乡，也有一座修建于那个年代的水库。老一辈的人都参加过当年那座水库的修建，流传下来的故事，不外是依靠极其简陋的工具，而更多就是靠人力完成的土方。这种依靠人力的大量投入的做法，相比较现在的机械施工，自然效率低多了。但在一穷二白的时代，竟然用双手立下了一个个利在千秋的工程。如果他们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的处境将远远落后于现在。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里的中国人生活的贫穷，实在不是我们所以嗤笑或者惭愧经济落后的理由。而应是后代人向之表彰的对象。正是他们勒紧腰带，才为今天的丰衣足食奠定了基础。中国崛起的历史，决不可忘写这一笔上一代的坚忍耐心。
其次，耐心意味着它能够为讨价还价赢得一个有利的位置。
我们且看鲁迅笔下的泼皮无赖：“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有这样的耐心，讨价还价还能怕了谁？
在南北战争起家的格兰特将军在结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环球旅行后，有人问他：在旅行中你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什么？他马上回答说，所看见的最不寻常的事情，便是一个中国小贩用精明的竞争赶走了一个犹太人。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几千年来，自犹太人流落于世界各地，他们依靠自身顽强的韧性取得各种各样的商业胜利，但却败在中国人的更为坚韧的耐性下。在过去的几百年来，这一评论所蕴含的道理已经为海外华商的历史所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