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格奎斯特
派·拉格奎斯特（1891—1974）瑞典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一九四〇年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一九五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中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色彩杂然并存，主要表现善与恶的斗争，并坚信人类最终能战胜邪恶。
拉格奎斯特早期作品充满迷惘情绪。他的诗集《痛苦》（1916）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瑞典文学作品中表现主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自三十年代起，他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方面的重要作品有：《刽子手》（1934）、《侏儒》（1944）、《巴拉巴》（1950）等。
父亲与我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时我快满十岁，父亲搀着我的手，一块儿去森林，去那里听鸟的歌声。我们挥手同母亲告别，她留在家里，因为要做晚饭，不能与我们同去。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精神抖擞地上了路。其实，我们并不把去森林、听鸟鸣看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好象有多么希奇或怎么的。父亲和我都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熟悉了它的一切，去不去森林，是并不打紧的。当然，我们也不是今天非去不可，只是乘礼拜天，父亲休息在家罢了。我们走在铁路线上，这里一般是不让走的，但父亲在铁路工作，便享受了这份权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直接去森林，无需绕圈子、走弯路了。
我们刚走入森林，四周便响起了鸟雀的啁啾的其他动物的鸣叫。燕雀、柳莺、山雀和歌鸫在灌木丛里欢唱，它们悦耳的歌声在我们的身边飘荡。地面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银莲花，白桦树刚绽出淡黄的叶子，松树吐出了新鲜的嫩芽，四周弥漫着树木的气息。在太阳的照射下，泥土腾起缕缕蒸气。这里处处充满了生机。野蜂正从它们的洞穴里钻出；昆虫在沼泽地里飞舞；一只鸟突然像子弹似的从灌木丛中穿出，去捕捉那些虫类，而后，又用同样速度拍翼而下。正当万物欢跃的时候，一列火车呼啸着向我们驶来，我们跨到路基旁，父亲把两指对着礼帽，朝车上的司机行礼，司机也舞动一只手向我们回敬。这一切都在瞬间完成的。我们继续踏着枕木往前走，枕木上的沥青在烈日的曝晒下正在溶化。这里交杂着各种气味，有汽油的，有杏花的，有沥青的，也有石楠树的。我们迈着大步，尽量踩在枕木上，因为轨道上的石子太尖，会把鞋底磨坏的。路轨两旁竖着一根根的电线杆，人从旁边擦过时，它们会发出歌一般的声音。这真是一个迷人的日子！天空晶蓝透明，不挂一丝云彩。父亲说，这种天气是不多见的。过不久，我们来到铁轨右侧的燕麦地里。我们在这里认识的那个佃户，有一块火种地。燕麦长得又整齐又稠密，父亲带着行家的表情观察着它们，随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态。那时，我对农家之事不怎么懂，因为我长时间住在城里。我们走过一座桥，桥下的小河很少有过这么多的水，河水在欢腾着流动。我们手拉着手，以免从枕木间掉下去。过桥一会儿，便到了护路工的小屋，小屋掩映在浓密的翠绿之中。四周是苹果树和醋栗。我们走进去。和里面的人打招呼，他们请我们喝牛奶。然后，我们去看他们养的猪、鸡和盛开着鲜花的果树。看完了，又继续赶路。我们想去那条大河，那里的风景比哪儿都好，而且很别致。河流蜿蜒着北去，流经父亲童年的家乡。我们通常得走好长的路才返回，今天也一样。走了很久，几乎到了下一个车站，我们才收住脚。父亲只想看看信号牌是否放在不适当位置，他真细心，我们在河边停了下来，河水在烈日下轻缓地拍击着两岸。发出悠扬的声间。沿岸苍苍地落叶林把影子投在波光涟涟的河面上。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明亮、新鲜。微风从前面的湖水吹来。我们走下坡，顺着河岸走了一阵，父亲指点着钓鱼的地方。小时候，他常常一整天地坐在石上，垂着鱼杆静候鲈鱼，但往往连鱼的影子都见不着。不过，这种生活是很悠闲快活的。但现在没时间钓鱼了。我们在河边闲逛着，大声笑闹着，把树皮抛入河里，水波立刻将它们带走，又向河里扔小石块，看谁扔得远。父亲和我都快活极了。最后，我们感到有点累了，觉得已经尽兴，便开始往家里走。
这时，暮色降临了，森林起了变化，几乎快变成一片黑色。我们加快起脚步，母亲现在一定焦虑地等待我们回家吃饭。她总是提心吊胆，怕有什么事会发生。这自然是不会的。在这样好的日子里，一切都应该安然无事，一切都会叫人称心如意。天空越来越暗，树的模样也变得奇怪，它们伫立着静听我们的脚步声，好像我们是奇异的陌生人。在一棵树上，有只萤火虫的闪动，它趴着，盯视黑暗中的我们。我紧紧抓着父亲的手，但他根本不看这奇怪的光亮，只是走着。天完全黑了，我们走上那座桥，桥下可怕的声响仿佛要把我们一口吞掉，黑色的缝隙在我们的脚下张大着嘴，我们小心地跨着每道枕木，使劲拉着手，怕从上面坠下去。我原以为父亲会背我走的，但他什么也不说。也许，他想让我和他一样，对眼前的一切置之不理。我们继续走着。黑暗中的父亲神态自若，步履匀稳，他沉默着，在想自己的事，我真不懂，在黑暗中，他怎会如此镇定。我害怕地环顾四周，心扑通扑通地狂跳着。四下一片黑暗，我使劲地憋着呼吸。那时，我的肚里早已填满了黑暗。我暗想：好险呵，一定要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确实是这样起的。铁轨徒然地斜着，好像陷入了黑暗无底的深渊。电线杆魔鬼似的伸出天空，发出沉闷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地底下喁语，它上面的白色瓷帽惊恐地缩成一团，静听着这些可怕声音，一切都叫人毛骨悚然，一切都像是奇迹，一切都变得如梦如幻，飘忽不定。我挨近父亲，轻声说：
“爸爸，为什么黑暗中，一切都这样可怕呀？”
“不，孩子，没什么可怕的。”他说着，拉住我的手。
“是的，爸爸，真可怕。”
“不，孩子，不要这样想，我们知道上帝就在世上。”
我突然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仿佛是个弃儿。奇怪呀，怎么就我害怕。父亲一点也没什么，而且，我们想的不一样。真怪，他也不说帮助我，好叫我不再担惊受怕，他只字不提上帝会庇护我。在我心里，上帝也是可怕的。呵，多么可怕！在茫茫黑暗中，到处有他的影子。他在树下，在不停絮语的电话线杆里——对，肯定是他——他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才总看不到的。
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想着心事。我的心紧缩成一团，好象黑暗闯了进去，并开始抱住了它。
我们刚走到铁轨转弯处，一阵沉闷的轰隆声猛地从我们的背后扑来，我们从沉思中惊醒，父亲蓦地将我拉到路基上，拉入深渊，他牢牢地拉着我。这时，火车轰鸣着奔来，这是一辆乌黑的火车，所有车厢都暗着，它飞也似的从我们身旁掠过。这是什么火车？现在照理是没有火车的！我们惊惧地望着它，只见它那燃烧着的煤在车头里腾扬着火焰，火星在夜色里四处飞窜，司机脸色惨白，站着一动不动，犹如一尊雕像，被火光清淅的映照着。父亲认不出他是谁，也不认识他。那个两眼直愣愣地盯视前方，似乎要径直向黑暗开去，深深扎入这无边的黑暗里。
恐惧和不安使我呼吸急促，我站着，望着眼前神奇的情景，火车被黑夜的巨喉吞掉了，父亲重新把我拉上铁轨，我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他说：
“奇怪，这是哪辆火车，那司机我怎么不认识？”说完，一路没再开口。
我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栗，这话自然是对我说的，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猜到这话的含意，料到了这欲来的恐惧，这陌生的一切和那些父亲茫然无知、更不能保护我的东西。世界和生活将如此在我的面前出现！它们与父亲那时安乐平安的世界截然不同。啊，这不是真正的世界，不是真正的生活，它们只是在无边的黑暗中冲撞、燃烧。
爱情和死亡
一个夜晚，我和我的恋人在街上漫步。我们走过一幢阴郁的房屋时，门骤然打开，一个爱神从黑暗中跨出一条腿。这并不是寻常的爱神，而是一个高大的汉子，他长得笨重而强悍。浑身是毛，活像远古时代的射手。他站在那里，拉紧那把粗糙的弓，瞄准我。他射出一支箭，箭击中我的胸部，随后他收回那条腿，关上阴郁而黑暗的城堡似的门。我倒在地上，我的爱人继续前行。我以为她发现了我倒在地上，如果她发现的话，一定会停住脚步照料我，因为她继续在走，我才明白她并没有注意到我倒在地上。我的血顺着路旁水沟追逐了她一阵，但是，当它流尽时，便停止了追赶。
（李笠 译）
魏斯
魏斯（1916—1982）瑞典德语作家，生于柏林近郊诺瓦韦斯犹太商人家庭。一九三四年为逃脱希特勒的迫害，随父母流亡布拉格，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前流亡瑞典。一九四五年加入瑞典国籍并参加瑞典共产党，作为导演从事电影工作，同时从事绘画和写作。一九六〇年起专事文学创作。《马车夫的身影》（1960）、《告别双亲》（1961）和《逃亡》（1962）是三部半自传体小说，《反抗美学》（1975第一部），是长篇自传体小说。魏斯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创作方面。剧作《马拉遇刺记》（1964）受到广泛好评，剧本《调查》（1965）反映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刽子手所进行的法兰克福审讯，曾在当时的东、西德和纽约等地上演。魏斯曾获亨利希·曼奖（1966）和毕希纳奖（1982）等多项文学奖。
告别
我常试图想象我的母亲和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且总是以一种好恶掺半的心理去进行思考。但我从来把握不住，也永远说不清楚我生活中这两个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到底是什么。当他俩几乎同时去世时，我发现，我同他们之间有着多么深的隔阂。我并不为他们而悲哀，因为我几乎不认识他们。使我悲哀的倒是无可换回地失去的那一切。由于这个缘故，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几乎象一片空白。我感到悲哀，因为我认识到，一种共同生活的尝试已彻底失败：一个家庭的成员数十年之久只是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而已。我悲哀，还因为我认识到我们兄弟姐妹们聚集在坟墓旁已为时过晚，我们匆匆相遇，又匆匆分手，每个人都各奔前程。母亲去世后，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并因此而为人称道的父亲，试图再吹唤起从头开始的假象。他独自前往比利时，据他说，是为了建立业务上的关系。但实际上，他是准备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在隐匿中孤独地死去。他出门时已经老态龙钟，走路很吃力，离不开两只拐杖。接到他在根特去世的通知后，我乘飞机到了布鲁塞尔。在机场，怀着抑郁的心情踏上了一条漫长的路。我父亲也曾走过这条路，并且不得不拖着他那两条因血脉不通而行动艰难的腿，在楼梯上爬上爬下，穿过一个个大厅，一条条走廊。那是三月初，天空晴朗，阳光灿烂，一阵阵寒风刮过根特的上空。我沿着铁路旁的一条街道向医院走去，父亲的灵柩就安放在医院的小教堂里。在一排光秃秃的、经过修剪的树木后面，一列列货车正在调轨，一节节车厢呼啸着飞驰而过。我来到那个形同车库的小教堂前，一位护士替我打开门。父亲就躺在一个蒙着帆布的托架上，身旁放着一口覆盖着花束的花圈的棺材。他穿着那身过于肥大的黑色西装，套着黑袜子，两只手叠放在胸前。怀里，是一张镶有黑框的母亲的遗照。他那瘦削的脸庞十分安详，几乎还没有变白的稀疏的头发鬈曲地贴在额上，表情里有一种我以前未曾看到过的高傲和果敢。那两只匀称的手上，指甲闪着淡青色的光芒。当我抚摸这冰冷、发黄、皮肤绷紧的手时，那个护士就站在几步远的门外，在太阳地里等我。我回想着我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时的情景：在埋葬了母亲之后，他躺在卧室的沙发上，身上盖着毯子，泪水模糊的脸显得发灰，嘴里不停地小声念叨着母亲的名字……我久久地站立着，任凭凛冽的寒风吹拂着我冻僵的身体，耳边响着从铁路那边传来的汽笛声和机车喷出蒸气时短促的响声，我面前这个人的生命之火完全熄灭了，他那旺盛的精力已化成了彻底的虚无。在我面前，在异乡一间靠近铁路的车库里，躺着一个人的尸体，他将长眠地下，再也不可企及。这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曾拥有过许多营业所和工厂，曾作过无数次旅行，住过无数家旅馆；在他的一生中，他有过规模宏大的房屋和豪华的住宅，有过许多间摆满家具的房间；在这个人的一生中，他的妻子总是陪伴着他，在共同的家里等待着他；这个人的一生中也有过许多孩子，他总是避开他们，从来不会和他们谈点什么。但是，当他外出旅行时，他也会感到对孩子们温存的爱，希望见到他们。他总是把他们的像片带在身边，在旅途中，在夜晚住宿的旅馆里，他常常端详这些已经揉皱、磨损的照片，并且相信，在他回家后他们会对他报以信赖。可是，每当他回到家，发展的却总是失望和相互间的隔膜。这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曾作为不懈的努力来维护他的家庭，使它不至于崩溃，即使在优虑和疾病中，他也同妻子一道勉为其难地维护这个家庭的产业，自己却从未从这份产业中获得过一丝幸福。这个人现在就躺在我面前，永远地安息了。他从未动摇过对于现有这个家的信念，然而却孤独地死在远离这个家的一间病房里，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瞬间，当他伸手按电铃时，他也许突然感到了一阵寒冷和空虚，想唤来某种东西，得到哪种帮助或者宽慰。我端详着父亲的脸，还活在人世的我，心中保留着对他的纪念。这张被阴影笼罩的脸变得陌生了，他正带着满足的神情躺在这里，永远脱离了尘世，而与此同时，他的最后一幢大厦还矗立在某个地方，里面铺满了地毯，摆满了家具、盆栽花卉和绘画。这是一个失去了生命力的家，是他经历了多年的流亡和频繁的迁徒，克服了种种不适应的困难，饱尝了战争忧患拯救下来的家。这天的晚些时候，父亲被殓进了我从殡仪馆买来的一口普通褐色棺材。在那位护士的关照下，他妻子的像片仍留在他的怀里。在货运列车驶过的隆隆声中，两名杂役旋紧了棺材盖并将父亲的灵柩抬到灵车上，我则乘坐一辆出租汽车跟在后面。在通往布鲁塞尔的公路上，过路的农民和工人有夕阳的映照下向那辆黑色的灵车脱帽致意，这是父亲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所作的最后一次旅行。在市郊的一块高地上，座落着设有火葬场的一座公墓，寒风吹拂着墓碑和光秃秃的树木。父亲的棺材被抬进了礼拜堂的一间圆形大厅里，安放在一个台基上。我站在一旁等待着。壁龛里的管风琴旁，坐着一个面带醉意的老人，他开始演奏一支安魂曲。此时，墙壁正中的一扇门突然开了。载有棺木的台基开始微微移动，沿着嵌在地板上几乎察觉不到的轨道缓缓地向门后一间空荡荡的四方形房间滑去，然后，门又无声地关上了。两个小时后，我拿到了父亲的骨灰盒。我捧着这只嵌有十字架、上宽下窄的盒子，在工作人员和客人陌生的目光下走过，父亲的骨灰随着我的脚步在盒中发出轻微的响声。我回到旅馆，先是把骨灰盒放在桌上，然后移到窗台上，接着又放在地板上，放进大橱里，最后，放到了衣帽间。我下楼进了城，到百货店买了些纸和绳子，将盒子包好。当天，我陪伴着衣帽间里父亲的骨灰在那家旅馆里过了夜。第二天，我来到父母住过的房子，同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及其妻子、我的亲哥嫂以及我的姐姐、姐夫一道商量了送葬、执行遗嘱和分配遗产等事宜。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这个家终于解体了。
（荣裕民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