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学习
我觉得自己现在最好去国外学习一段时间，把目的地定在了英国剑桥，计划在剑桥读读那些向往已久的书，并整理好内心，为余生做出规划。
我不是去旅游观光，而是去真正地学习。在剑桥期间，我每天带着盒饭去研究室，在研究室从早晨待到深夜，读一整天的书。剑桥人开始以为一个从一线退下来的老人应当悠闲度日，所以对我的学习和研究热情感到吃惊。
我选择去剑桥，原因很简单。其一便是因为我可以用英语交流。此外，剑桥是一座校园城市，祥和、美丽的自然环境很诱人。当然了，剑桥大学的声名在外与悠久历史是吸引我的最大原因。
剑桥的树木覆盖率达七成以上，公园等绿化带也随处可见。悠久的建筑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散发着古典的气息，除剑桥大学中央图书馆外，没有一座建筑超过五层。一句话说，整座城市都是剑桥大学的校园。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期间，我得以与史蒂芬·霍金、恩索尼·奇丹思、约翰·德恩等仰慕许久的世界级大师交谈，并从中大受裨益；我每日从郁郁苍苍的丛林中穿过，触目皆是生命的新意；还曾在剑桥、牛津、伦敦大学等大学以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House）进行演讲并展开激烈的讨论，直率的提问与坦诚的回答洋溢着知识与激情的光芒，而我最高兴的时候莫过于问答结束之际韩国的留学生与访问学者说：“与大中先生同为韩国人，我感到骄傲。”
一次，我在牛津大学做演讲，主题发言结束后，进入自由问答时间，一位日本学生问道：
“二战之前，许多国家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但现在这些殖民地国家和当时的宗主国英国法国关系很好。为什么偏偏韩国对过去念念不忘，不能与日本和解呢？”
场内气氛开始骚动，日本学生的提问似乎引起了共鸣。
我这样回答道：
“我想请问您一句，英法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关系很好，为什么单单日本不能和当初的殖民地国家韩国处理好关系呢？我们来一起想一想，责任在日本，还是在韩国。
拿日本和英国法国一比较，问题就很容易看清楚。当年日本侵入韩国，实行‘创氏改姓’（将名字统一都更换成日本名字的形式），可是要知道，韩国人把自己的姓氏看得像命一样重啊。此外，日本还禁止韩国人学习韩国自己的语言和历史，并强制韩国人每天朝着东方跪拜日本天皇。而英国和法国何曾做过这样过分的事？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同是二战战犯国的日本与德国的态度。德国彻底承认战争罪责，给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数十亿的赔款补偿，而日本只拿出区区三亿就应付了事。德国的教科书里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当年的罪责，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自己的人民，从儿童到成年人；相反，日本则将大部分罪状隐蔽起来。您的发问不也是基于不了解历史实情吗？
不仅如此，德国坦然承认自己在二战中‘战败’，而日本则回避说‘终战’；德国把当时的联合军队称为‘侵略军’，日本则称之为‘进驻军’。按照日本的这种表达方式，人们是无法知道谁在战争中胜利，谁又战败投降了。日本一直以来都采取这种态度，让我们怎么信任这个国家？现在日本正在成为超级大国，对自己的罪责却丝毫不加以反省和改进，作为邻国的韩国当然会对它保持警惕。
因此，我认为日本是不能和英国法国相提并论的，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我的话音刚落，场内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而在牛津大学，无论什么名人演讲，在结束之前几乎是从不鼓掌的。
演讲结束后，提问的那个日本学生找到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事实是这样，真心向您道歉。以后我们会努力改进日本的政策的。”韩国的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们闻讯都拍手称快。
德国统一的教训
前面说过，去英国之前，我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模糊的想法倒是有一个，我想研究一下两德统一的经济文化问题。
德国统一后的现状令我眼前一亮，我心中暗想：“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研究对象。”刹那间，我一下子确定了自己应当何去何从。
我是这样看待德国统一问题的。西德宪法第25条规定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完成统一，对这种统一方式卡尔首相最初并不赞成，他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一致，提倡根据宪法第146条制订的东西德对等合并方案，而引领东德民主革命的组织“新论坛”也坚守渐进统一的立场。
然而东德人对西德的生活水平非常憧憬，东德在1990年3月19日的普选中，甚至提出早日被吸收合并的要求。这时，卡尔首相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开始倾向合并方式，向东德人提出“玫瑰之光”选举公约，支持率超过社会民主党整整一倍，而在野党的领袖团体“新论坛”只得到2.9%的投票。
长期以来，东德人通过电视等看到西德富裕生活，心生向往，艳羡不已。“合并又怎么样？只要快点就行了”——焦躁的心让他们摒弃了渐进、稳妥的统一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仓促、不稳定的统一。
此时，戈尔巴乔夫正掌控俄罗斯政权，也极力推进两德快速统一，再加上卡尔首相自己的政治野心等因素，一次冒进的统一便在顷刻间完成了。
结果呢，德国为这种激进的统一方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首先，超乎想象的巨额统一费用令德国经济出现危机。卡尔首相声称统一后每年需要的维护费用为500亿马克左右，实际上2000亿都不够。预计到2000年，十年期间消耗掉的统一费用约达2兆马克。
统一德国的各种问题是政策失误导致的。两德货币的汇率为4：1，政府却无视这种实际差额，令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1：1交换，并在东德强制原封不动地推行西德的工资与社会保障政策，结果导致东德物价暴涨，企业倒闭，失业者挤满街头。如今，900万东德工人中约有400万失业者，东德经济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我在德国做实地考察，计划经济效率的低下令我瞠目结舌。东柏林的一家现在仅有800名工人的电子工厂，在统一之前竟有9000名从业者。可想而知，如此冗员，东德当然不会有失业者了。
我在英国期间，曾三次去德国考察，跑了很多地方，接触了大量不同阶层的人。我去过工厂，去过德国人家里，去过中央政府，也去过地方政府；接触过学者，也接触过工人与家庭主妇。但是我在那里看到的仅仅是40多年来生活在不同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东西德人民在理念、文化、生活方式上的对立与冲突。
合并结束的是政治上的对立，但是经济、社会的差异带来的内部分裂却愈演愈烈。虽然东德与西德消失了，但是东德人与西德人却俨然存在着。之前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统一之后却是一个国家两个社会。
东德人与西德人语言上是相通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上却有着巨大的隔阂。而西德人与法国人尽管语言不通，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上却没有差别。魏茨泽克总统曾无奈地对我说：“柏林墙虽然推到了，人们心中的壁垒却没有摧毁。”我想，德国人要克服掉民族内部这种异质性，至少需要三十多年。
我们民族也面临着统一问题，德国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1990年秋我访问德国时，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对我说：“韩国要从德国的政策过失中获得一些经验。我觉得，韩国比德国统一得晚，这对韩国人是件幸事。”
是的，不能像德国那么急躁，不能采取德国那种合并的统一方式，这是我从德国学到的最大的教训与智慧。决不是统一就万事大吉了，怎样实现统一非常关键。
朝鲜半岛的未来
把韩国的经济规模与统一前的西德做一下比较，我们将明白，盲目的合并统一政策是多么危险。韩国的经济实力只有西德的六分之一；西德的人口比东德多四倍，韩国的人口是朝鲜的两倍，也就是说平均四个西德人养活一个东德人就可以了，而韩国需要两个人负责一个人，依靠的却是仅有西德六分之一的经济实力。另外，在地理面积上，西德的国土比东德多出一倍以上，而我们仅有朝鲜的百分之八十。
不管怎么看，我们的条件都不及当年的西德优越，而西德仍然受着严重的统一后遗症折磨。
我们南北之间还发生过战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一样彼此憎恶与厌弃得这么深。不经历足够的缓冲与改善过程，在今天的状态下贸然合并，会带来严重的混乱与冲突，其严重程度比起德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从德国的统一经验中学到的不是“不能统一”，而是“统一要马上开始，但要分阶段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实现统一，避免后遗症。
过去，冷战思维笼罩朝鲜半岛，我们被套上了固守意识形态的脚镣，那时侯统一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现在，随着冷战消失，意识形态的脚镣脱落了。
现在我们的统一不仅有了可能，而是势在必行。冷战之后，我们的竞争对手都在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而只有我们将莫大的费用与人力倾注在南北的军事对决上。长此以往，韩国很快就会沦落为三流国家。
而南北实现统一之后，不仅没有了军事对垒费用，而且在南北的互助合作中，朝鲜半岛整体的经济会取得长足发展，更进一步，朝鲜半岛的经济影响力将波及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蒙古、中亚等，成为正在到来的亚洲——太平洋时代的主角，真正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因此在同一问题上，探索更明智的政策与更合适的方案便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课题。我从22年前就一直主张三步走的统一方案，德国的统一经验证明了我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我的三步走统一论，第一步是实现共和国联合制（国家联合），第二步是联邦制，第三步才是完全统一。
打个比方来说，第一步好比生活在一个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并各自为生（国防、外交、内政）。但是家和万事兴，有一点需要遵从，那就是彼此不要打架，而要和睦地共同生活并进行必要的贸易。这种国家联合阶段预计要走十年左右，十年之后重要生计（国防、外交、内政）合并为一，其余生计仍各自维持，这就进入了联邦制阶段，联邦由联邦政府与联邦国会构成。
第二步也进展顺利的话，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是完全统一阶段，这时候时机已经成熟，所有生计都能够合并起来了。
这条统一之路是平坦、顺畅、安全的，能够避免德国那种激进统一带来的后遗症。
最近韩国政府的三步走统一论与统一的第一阶段即采取国家联合方式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在根本上是采用了我的统一主张。可喜的是，朝鲜也正式提出将外交与国防合并的联邦制方案，说明他们几年前就开始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最终肯定了我提出的国家联邦制方案。此外，德国与美国的许多领导人也对我的三步走统一方案给予认同与支持。
在欧洲的六个月，我对统一问题的研究在眼界和成果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在柏林墙下暗暗发誓，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倾注在对祖国统一问题的研究上。为此，从英国回国后，我还专门把家搬到统一路附近的日山。
我甚至还这样想，老天让我败选，其用意是不是在于让我不单单把自己奉献给四千万大韩民国国民，更要奉献给我们七千万的民族同胞，为韩民族探索出一条成功的统一之路。现在，祖先们把对民族最大的奉献机会交给了我，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一种严肃的使命感，同时也更加雄心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