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轻人为前途问题而苦恼，我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并勉励他们：用十年挖一口井的心态去做事吧。
没上过大学又何妨
我从小就非常爱学习，成绩也一直优异。小时候，村子里还没有小学，我读的是书院。书院先生是个博学的人，受到乡里称道，不仅相邻的小岛，连大陆（指朝鲜半岛）也有人专程为求学而来。先生是乡里间的一块宝，我与弟弟一直跟着他学习，直到村里有了小学。
在书院里，“讲读”相当于现在的考试。所谓“讲读”，就是先生指定《童蒙先习》等书中的某些章节，学生来背诵和解意。我每一次“讲读”都很出色。
我在书院读书的一年多时间里，得过两次状元。而谁家的儿子得了状元，小小的村子都会被吵得沸沸扬扬。每当这个时候，父母都非常高兴。尤其是母亲——她向来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母亲总会准备丰盛的糕点，和家里的帮工一起送到书院，犒劳老师和我的同学们。每当这时我都感到无比的荣耀，直到现在这些记忆依然栩栩如生。
上小学以及后来在木浦商业学校读书时，我学习也一直很好。当时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木浦商业学校的，把所有的日本学生都甩在后面。对当时的我而言，读书学习是唯一的乐趣。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紧迫局势却不允许我再怀有这种读书求学的梦想。我最终没能上大学就进入了社会，对此，我常常感到自卑。因为当时上大学的愿望是那么殷切，未竟的梦想成为我心中的缺憾，我从事商业工作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书，一有时间，就钻进茶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翻开来读，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对学习的渴望，对与我无缘的大学的向往。我的这种态度曾一度成为人们的谈资。
我觉得，没有自卑感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生存于世，没有点儿自卑感的话，就会迟钝麻木，缺乏向上的意志。我们需要直面自己人生中的缺憾，需要这种因缺憾而产生的自卑感，有自卑感的压迫才有人生的突围。
不知诸君可听过“三上之学”的说法？所谓三上，指的是马上、枕上和厕上，即在骑马时、睡觉前后和上厕所时都应该见缝插针地学习。我从小就有随身带书的习惯，不管去哪儿，不管在哪儿，哪怕有一点时间，也会翻开书来读，这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处都能成为学习的场所，不论是在旅途、床头或厕所里。尽管我没上过大学，但是如果认真自学的话，说不定会比大学毕业生更有实力——这种想法一直鞭策着我前进。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我竟也得到了一些小小的认可，所写的文章也被《东亚日报》、《思想界》、《釜山日报》、《国际新闻》等自由党统治下的言论刊物采稿和登载。
不做无足轻重的发言
我真正克服掉因“大学情结”而产生的自卑感，是在第六届国会任职的时侯。我那时是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财经委”）成员，财经委兼有相当于现在的经济科学委员会与财务委员会两个部门的功能，由经济学博士、前经济部部长和国会中人尽皆知的“财政通”这些响当当的人物组成。
我真的可以和他们一起胜任财经委的工作吗？对此，我忧心忡忡，忐忑不安。我这个人多少有些“完美主义”，不管做什么，都想做得完满，做到最好。因此，我基本上没有做过未经缜密构思和充分准备的事。为了在会上发言，我认真地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研究，集中全力做准备，每天读资料到深夜。
现在也一样，没有充分准备和十足的自信，我是绝对不会参加会议和发言的。在发言时，我总是力求直指问题核心，力求一语中的，给出明晰的方案或给予中肯的批评。批评意见是针对方案本身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这一点是支配我整个政治生涯的根本原则。我的诚恳与认真取得了应有的效果，行政部的官员们尤其害怕我的提问，不敢掉以轻心，而下级公务员的眼睛里则总是闪着共鸣的神采。我一发言，下面不论朝野（执政与在野人士）都开始侧耳倾听。
最终，我的一次发言对财经委的工作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那次发言被许多新闻报纸同时评为“最优秀的演讲”。
我在委员会中提出和政府人员面对面问答交流的要求，顶住执政党议员们的反对，尽全力推进实行。这种面对面的问答交流方式，对问答双方都要求颇高，不论是提问的议员还是作答的官员，必须深入了解和熟悉讨论的内容，否则是无法胜任的。
记得当时，提问者在一个小时之内针对方方面面的问题不断发问，作答的政府方官员只好张皇失措地朗读预先准备好的稿件。所以不难理解我的这一提议为什么遭到那么强烈的反对。正因为此，这种提议才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冲击，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仅仅在财经委，我在国会会议中也是发言最积极的议员之一，而且每次发言都坚持一贯立场。我追求的是，与其讲十次无足轻重的话，不如一次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国会会议的发言，我投入大量时间准备。常常是台上一小时，台下十多个小时，因此我的发言才得以引人注目。据称，只要我一开始发言，休息室下围棋的议员们也会丢下棋盘，回到自己的席位上聆听。
得益于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我在国会活动中的表现得到国民和舆论界的认可，党内也开始频繁指定我来做重要发言，后来我又被委以党内政策委员会委员长的重任。要知道，当时，党内毕业于一流大学和留学归来的优秀人才比比皆是，与大学无缘的我却成为了副带头人；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我开了靠实力而非学历说话的先例。
用成就战胜自卑感
我做党内政策委员会委员长时，俞镇午博士时任民主党总裁——他是举国上下公认的首尔大学自建校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他自始至终关注着党内政策的制定过程，多次给我鼓励，并常常不吝赞赏之辞。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渐渐战胜了自己的自卑感。其实，所有的自卑感都源于每个人自身，因此解决问题的处方也得从自己身上找。关键在于，在自卑感面前，我们是俯首称臣、自暴自弃，还是迎头赶上、踏踏实实积累起不落人后的实力，从而一步步朝自己的理想迈进。
1971年大选时，我与竞选对手朴正熙进行政策较量，展开了一场值得永远载入韩国史册的比拼。当时报纸连日对我的政策提议与朴正熙的“善心公约”进行比较：朴氏只会从我提出的政策中寻找瑕疵并藉此挑起争端，自己却拿不出像样的政策来。
我当时提出的许多政策，现在仍广为人知，包括朝鲜半岛四大国和平保障、韩国朝鲜的全方位交流、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农业发展基础上的工业化、大众经济体制、乡土预备军制等等。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我提出的这些政策令人耳目一新，赢得大量国民的注意和支持。
不仅如此，我的这些政策还引起巨大的国际关注，美国政界有人评论说，这是“一场在美国也难得一见的卓越的政策较量”。而且，尽管提出时受到执政党的猛烈攻击，但渐渐被之后的军事政权直接采纳，或被作为他们的政策方向。可喜的是，二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些政策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尽管还没有完全落实，却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选举结束时，报纸和学界一致发表声明，认为我虽然败选，但其实是赢得了胜利，他们对我在与朴氏的政策较量中提出的政策内容与选举运动中明确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尽管没念过大学，但从没有任何人怀疑我的见识，也没有人因此而小瞧或无视我；相反，有许多人甚至给予我“政治家中最具知性的优秀议员之一”的谬赞。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可能恰恰因为我没能上大学，这种与大学无缘的自卑感不仅没有压抑住我，而且还升华为一种自我开发的意志。后来，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我最终取得了自己心仪很久的博士学位。不是名誉博士，而是在莫斯科国立外交大学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
现在我被授予莫斯科大学终生名誉教授席位，每年至少过去讲一次课，而校方不断要求我增加授课量。英国剑桥大学的卡莱尔学院也将我评选为教授会终身会员。
与诸君分享如上这段经历的用意，并不是想孤芳自赏或炫耀自己，而是想通过我的事例，告诉那些没能上大学的年轻人，不要因此悲叹不已，而应该通过自己的持久努力积聚起实力，开拓出比大学毕业生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了给他们一点激励，我大言不惭地写下了这些近乎自我炫耀的话语。
靠实力，而非学历
美国有位实业家说过，人获得成功的秘诀有两个：一个是出身贫寒之家，另一个是没上过大学。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应该上大学，在今天这个知识产业时代肯定是无稽之谈。然而反复咀嚼这句话，便能品味出这位实业家的真意。他想说的是，一味埋头学习的话，便会被特定的知识框架所束缚，丧失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陷入固定的思维模式。读大学的朋友们尤其应该警惕这一点。
我看待事物，努力整体和部分两不偏废，并联系过去和未来，在时代的流变中力图预测到事物的发展趋势；此外，还经常提醒自己动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想象力，因此一直能够较为准确地看待事物和预测未来。
诸如朝鲜半岛四大国和平保障、三步走统一方案、修正宪法之后朴氏政权的没落，以及对“5·17军变”、“6·29民主胜利”做出的准确预测等等。核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案是1993年4月在英国时就通过发表文章、做演讲提出的主张了。如上这些无不得益于我这种最自由的思考方式。
尽人皆知，韩国的高考严酷程度在全世界可谓首屈一指。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太看重学历，甚至不惜单纯用学历来界定一个人的能力。建立合理的升学制度很重要，而矫正社会中普遍的看重学历的意识结构更是迫在眉睫。
世界正在从“文凭时代”向“资历时代”迈进，这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而我们的社会依然被系缚在一张文凭上。多少人仅仅凭着一张大学文凭而沾沾自喜，疏于持续努力和奋斗；又有多少人因为没能上过大学而承受着低人一等的失败感煎熬！
文凭只不过代表了一个单纯的事实而已：持有者在哪所大学就读了哪个专业。工作时，重要的不是文凭，而是实力。一张文凭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实力。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去读大学，能读的话大学当然应该读，只要我们不能把这当作一种特权，也没有必要因为没能上大学而感觉低人一等。没读过大学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没上过大学又怎么样？只要有实力就行了。暂时没有实力并不可耻，放弃能够促进自我发展的学习，才是可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