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慈琪
中南民族学院附小坐落于一条长长的斜坡上头。那条路被春夏两个季节占领在我沿着它走过的时光里。从二月到六月，我一个人慢慢走上去，又一个人雀跃着飞奔而下。我不知道今日，它是否还记得，十年前一双小脚印的重量。
那时我真小，娃娃脸，双小辫，被班主任领到座位上坐着。
五年级下学期的课程，依然不是很难学。上学期闲游惯了的我也照样背着小书包天天晃去上课，不是忘了带书就是忘了作业本，有时候是忘了写作业。
一次当堂听写，我又忘了带听写本。万分无奈之下，我贡献了一本刚买的新本子，还是带小锁的那种，在我看来属于贵重物品。听写结束之后，我战战兢兢地拿上去交给老师。
不出所料地挨骂了。
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呀？你都五年级了呀！······
从来没被老师这么骂过，后面一节课我就一直坐在位置上哭。哭到最后老师忍不住了，在教室里转了两圈，停在我的座位旁，小声嘟囔了一句：“怎么那么能哭啊。”
旁边的女生很侠气地举起了手：“老师，因为她比我们小两岁。”
老师当即一副恍然大悟夹杂愧疚的表情，此后再也不骂我了。
不过我也没让她再有训斥的机会，后来一次本子也没忘带过，而且成绩迅速上升到班级前几名。
于是这位老师总是特别高兴地在大家面前夸我：“说了一次就好了，什么叫立竿见影？这就是立竿见影！”
那些一起上了四年学的孩子们对我感到很好奇，尤其是我的名字。他们故意发不好音，或直接喊另一个名字我对他们将我与那个负面历史人物划等号感到深深的耻辱再说她根本不姓慈！
刚开学的时候，有个男生老爱跑到第一排来，笑嘻嘻地向我打躬：“给太后请安咧。”
起初我恼火，瞪他，发现一切都不奏效后我看开了，待他再一次来到我桌前打躬时，我淡淡地说了一句：“平身，小李子。”
他当时就蔫了，此后再也没打扰过我。
但一个人好解决，一群人可难办了。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个充满教学热情的阿姨，致力于使我们记住盘古开天地以来每一年发生的事情。她的王牌之一就是编歌谣，每天像个语文老师似的领着我们摇头晃脑地背诵：
“······戊戌变法谭嗣同，吓得慈禧像狗熊！”
我不否认狗熊是种很萌的动物，人家还有个月亮熊的美名呢，但放在这里用于比喻就不可爱了。
把我的名字代入歌谣，更不可爱。
每次背到这一句，全班的声音顿时精神一振，中气也足了。次数一多，老师意识到了不对劲，便在一次集体背诵之后严正声明：
“咱们班只有一个慈琪啊，没有慈禧。”
可是一点也不管用。
撇开名字的负面影响，它还是帮我更容易地打入了这个班级，不比其他同学生生分多少。
有人比我更生分。
刚来不久，就有要好的女生窸窸窣窣地跟我讲：
“别理那边那人。我们没人跟她玩的。”
“为什么？”
······
女生诡谲的神色还在眼前，我却不记得她罗列的理由了。
也许根本没听进去。
转天，我就去找那孩子玩了。
忘了那天是全校体检还是什么。因日子渐暖而益发明亮的阳光落在每一个空旷的地方，空地前是座陌生的楼房，孩子们在各层房间的门口排着长而歪扭的队伍，拿体检单遮在眯起的眼睛上方，焦灼地伸头望着前方那凉爽阴暗的门口。
我早早排完了所有队伍，把那张龙飞凤舞的体检单交给老师后，跳上高高的台阶准备回家。
也许我可以替当时的我们，编一个更为戏剧化的，更富有内涵的相遇。比如我不小心看到那孩子排在队伍末尾，一脸不安地拿着自己空栏众多的体检单，我一个不忍心就上去帮她按流程迅速解决了各项检查啊；又比如说那一刻我们的目光铮铮相遇，顿时擦出了友谊的火花啊，如此之类的。
但我实在不记得真相了。
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我在民院附小里最好的朋友的。可能也是经过了几日、几周的认识和交往，充满好奇的试探。那些小小的情绪早已消弭不见了，如今回想起来，只是一刹那的事情。
没有过程，直接跳过春天，在炎炎夏日的斜坡上手拉手向下走着。
夏天的武汉非常动荡，云朵大片大片由南向北逃离我们头顶的天空，掠过一阵阴影又一阵阳光。
中午刚放学，我们磨磨蹭蹭出了教室，用卷子挡在头上，那些黑色与红色的数字透过纸面，被阳光一洗，变成了无关紧要的铅灰色。
“去买雪糕吃吧。”她目光炯炯地提议。
于是我们飞快地向斜坡下面跑去。几十米外的半路上是校外小店，门口的白色泡沫板上插着一把把金红色的辣豆皮，在阳光下油亮油亮的，叫人看着咽口水，并不由自主地咂咂舌，好像真吃了辣的东西。
这么热的天，我们没敢买辣豆皮，一人挑了一支雪糕往外走。后脚还没迈出去，晴天一声霹雳，把我们给吓了回去。
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干燥泛白的路面腾起一小片一小片炽热的尘雾，圆圆的藏青色水渍出现在路面上，很快一股一股地向坡下流去。
店里挤满了目瞪口呆的孩子，我们站在门口，被溅进来的雨雾弄得直眨眼睛。接着，是一片“我没带伞！”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两分钟后，雨停了。
三十秒后，阳光气势汹汹地夺回了全世界。
“五种。”我喃喃地说。
“什么五种？”她不解地望向我，顺便侧身避过急着往出窜的一帮男孩。
“晴转阴转雨转阴转晴。”我解释。
她明白了，而后立即纠正我：
“不，晴转雨转晴，三种。”
“是啊，一点过渡都没有，三分钟内一切结束。”
那天我们俩都牢牢记住了一句谚语：
“三伏的天，娃娃的脸。”
我们在笑容热烈的天空下行走，觉得天气变化得实在太快了。季节也是。我来的时候是初春，现如今已是盛夏。《同一首歌》开始重播去年的专辑，班上很多孩子都已经会唱开场的歌。
我还不会唱。我沮丧地承认自己记不住那么长的歌词。
“我教你！”她格外高兴地说。
然后她就一句一句教我。
“水千条山万座我们已走过。”
我一面记，一面想到五年级结束后，我就要搬到温州去了。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
每一次熟识之后，就立刻分离，我总无法拥有一个为期三年以上的朋友，也不知道从前的他们，现在都去了哪里。
“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
她还在认真地教着，路边石壁的阴影爬上她的裙边，一晃一晃，像一句说不出口的话。
“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多。”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她突然的泪水将我吓住了。她就那样蹲在一地灿烂的阳光中哭了很久很久，说：“你走了，我就再也没有好朋友了。”
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却仿佛已站在遥遥的千里之外，隔着无法触及的距离，凝望这个伤心欲绝的小女孩。
六年级或是初中的一个夜晚，温州的家里，我坐在电脑前看动画片。七点半，窗外准时响起了《同一首歌》的童声合唱。
起初我没有留意，随后，突如其来的难过与哭泣将我深深裹住，让那个夜晚瞬间与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令人难以接受地重合了。
（选自《少年时代》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