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老小苦口婆心的劝阻下，陈姓首领的满腔热血冷却了许多。他为之苦恼、愤懑、狂躁，却又显得无可奈何。经过与崇庆县商绅、民团和哥老会几次共同研究，计划找一个人来当同志军的头目，若武装起义成功，权力仍然还掌控在他们这伙人的手里；若失败了，则由“头目”去顶罪消灾。
办法是不错，可是由谁来当这个“头目”却大费周折。大家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孙泽沛。派人到牢房里去征求孙的意见，孙抵死也不同意，认为领导同志军等于是造反，与他先前杀富济穷的行为大不同，自己一个人死了不说，还将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派到牢房里去的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整整说了两天，从民族大义入手，晓之于理，动之于情，孙泽沛被磨得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了。
具体的出狱安排，由崇庆哥老会总舵把子黄福盛操持。黄邀约了几个著名的“龙头大爷”与灌县方面接头，买通衙门官吏和差役，暗中将孙泽沛的二弟孙二木匠带进牢房，然后放了一把火，孙泽沛穿了孙二木匠的衣服，在一片慌乱中跟随黑衣内应趁机溜出监狱，来到了位于城隍庙的同志军总部。
孙泽沛化装出狱后，先是以昔日哥老会兄弟为班底，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同志军，临时召集的这批雄纠纠的壮汉，武器装备很差，个别人有马刀，大多数人只有随身别在腰间的“小插子”（匕首）。为了解决武器装备问题，陈姓首领与同志军自编自演了一场苦肉计：在陈姓首领的父亲带着眷属出门逃难后的第三天，孙泽沛率领几十个同志军来借陈家的四门土炮和几十条枪。借枪炮是事先商量好了的，陈家留守人是陈姓首领，演出苦肉计纯粹是为掩人耳目，担心以后被当地绅商埋怨或攻击。陈家后代陈师雄在《记崇庆一支同志军的始末》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大约是上午十点钟后，孙泽沛坐在我家大花厅里，我才瞻仰到这个久已慕名的人物。瘦长的身材，微白而略胖的脸，长衫外拴一条黑绸带子，左腰挂一把剑，两腿之间斜放着一支洋枪，头上是青纱包头，左右两耳旁各吊一节青纱，额角上有个英雄结子，配着他的面貌，活像舞台上的一个小生。他的态度有些拘束，说话也有点不利落，常常说半截话儿，剩下的半截儿由师爷余显之补完。见面之后，我很失望，觉得原先心目中的英雄太平常了。”
1911年8月4日，秦载赓、龙鸣剑等人在罗泉井召集攒堂大会，孙泽沛接到加急的鸡毛信后，代表崇庆同志军赴会。回到崇庆，孙泽沛广为联络，短短几天崇庆县内出现了许多支同志军，旗帜上都写着一个“孙”字。
这些形形色色的同志军，明显有着占山为王的含义。举例说吧，有个木贩子叫王子尼，手下拥有木匠、砍匠、锯匠、抬工等数十人，算是他的基本队伍。同志军兴起，王子尼也扯旗为号，人马集中那天，敲锣打鼓以示庆贺，附近许多替地主收租谷的挑夫看见了，就拿扁担当武器参加进来，当天便聚集了一百多人。当时，一个放鸭篷子的一千多只鸭子正在秧田里觅食，正为粮饷发愁的王子尼一声令下：“打赵尔丰！”刹时间他的队伍四处散开，满秧田里去捉乱扑乱飞的鸭子。这些鸭子及时地解决了王子尼队伍几天的生活难题。在孙泽沛的旗号下，类似这样的临时聚拢而成的同志军不在少数。
有了人还要有枪，才能成为一支能打仗的队伍，对于特殊年代临时聚拢的这些杂牌同志军来说，武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许多史料证明他们对于武器的渴求近乎疯狂，为了抢到军火，几乎到了不择手段残杀同党的地步。
在赵尔丰派往各地剿灭同志军的新军中，有不少军官是同盟会会员，如姜登选、方声涛、程潜、张次方、陈锦江等。这些军官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作战并不出力，下令士兵的枪口对着天空，炮兵朝空旷地带开炮，无论炮火多么激烈，同志军都能做到毫发不损。然而即便如此，优势的新军却仍然面临死亡的阴影——哪怕这些新军军官是暗中支持同志军的同盟会会员也不例外。新军六十八标队官陈锦江带着一个连的士兵到达温江三渡水时，即遭遇到了惨不忍睹的厄运——
那天，陈锦江带领100多名士兵正在一面山坡上扎营，忽然从四面八方传来“呜嘟呜嘟”的号角声，紧接着是一片翻江倒海的呼啸声，打着蓝布包头、穿着各色各样短衣的同志军像蝗虫一样涌来，随着“砰砰”的枪声响起，站在陈锦江附近的一个姓周的队官被击中了，身体徐徐倒下去，额头上的血窟窿汨汨往外流血。新军士兵们乱了，有的在跑，有的在上刺刀，士兵们没有接到陈锦江的命令，没有人敢贸然向同志军开枪，他们的目光盯着队官。陈锦江几步跑过去，跳到一个子弹箱上，挥动双手，扯开喉咙大声喊叫：“同胞们，我是革命党，是六十八标的队官陈锦江，我们是一家人，有话好说，和平交涉……”在他嘶喊的当儿，几十根梭镖已经抵上了他的胸口，上百张凶巴巴的脸恶狠狠地眼着他，一张张嘴巴在喘着粗气。
被梭镖抵在胸口的陈锦江要求与同志军的首领对话，对方乐呵呵地回答说，他们的首领名叫孙泽沛，是川东南一带响当当的传奇英雄，狗熊想见他？门都没有！这种带侮辱性质的话说出口后，同志军中响起一阵阵哄笑，陈锦江试图反驳，却被几十根梭镖死死抵住胸口，不知道是谁吆喝了一声，一根梭镖狠狠朝他心窝里扎去，其他的梭镖也不示弱，接下来是一顿乱捅，同盟会会员陈锦江的胸前成了一团血红的蜂窝。
残酷的杀戮场景触目惊心。几棵老黄桷树周围的空地上，遍地都是用马刀、腰刀、柴刀砍杀的死尸。可以看得出来，每个死尸都不是一刀丧命的，到处显露出那些新军士兵临死前挣扎的痕迹，在头颅、肚腹、腋下、腰眼等部位，几乎所有的尸体都有十几处刀伤，或者是梭镖戳穿的血窟窿。三渡水的河岸，到处有鲜血在流淌，成了一片惨绝人寰的屠宰场。而这一场对生命的大屠杀，其根源仅仅是为了争夺一批武器。
这次大屠杀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清新军内部部分同盟会员军官的反目为仇，使得战事迅速朝不利于同志军的方向发展。据史料载，陈锦江等一百多新军士兵被杀的消息传来，姜登选闻讯大怒，认为同志军愚蠢而狂暴，立即挥师攻打新津。在著名的新津保卫战中，姜登选命令部下使用炮火向同志军猛烈进攻，并焚烧县城东门外民房千余间，配合攻城。在新军的强攻下，同志军被迫放弃新津，分路向外州县转移。
姜登选（1880～1925），字超六，早年留学日本，受黄兴、宋教仁影响加入同盟会，保路运动兴起后，姜登选一直站在保路同志会一边，却因为同盟会员好友陈锦江的惨死，掉转枪口杀戮同志军。这段乱相丛生的历史充塞着数不清的政治符号，惟独缺少对生命的珍惜，背后实在掩埋着太多的悲凉。
让我们来看一下孙泽沛以及他所率领的这支同志军的结局。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赵尔丰将政权移交给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等人，孙泽沛闻讯后率军奔赴成都，驻扎在西郊城外，派代表进城祝贺共和。立宪派首领蒲殿俊心向和平，执政后发出布告，要求同志军放下武器，仍回农村种田。这对于孙泽沛的同志军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那些哥老会成员，当初参加同志军就是希望升官发财，谁也不愿意轻易解散。于是孙泽沛采取观望的态度，仍率兵驻扎在西郊。
之后不久，清巡防军兵变，孙泽沛率兵入城平息叛乱，剿捕乱兵，以维持治安相号召。尹昌衡任都督后，吸引了蒲殿俊的教训，采取就地改编为保安义勇队的办法，安置滞留在省城的数万同志军。新成立的四川军政府慑于孙泽沛的名声，以及孙名下三四万名杂牌同志军的武力，拟将其部队改编成一个旅，任命孙为协统（旅长）。参谋部派人来同孙协商，孙连连摇头说：“不干，不干！我管不到那么多人，只管一个标就够了。”后来任命孙泽沛为川军第四师的一个标统（团长），孙表示非常满意。
在一个占山为王、有兵就有政权的混乱年代，孙泽沛这种安于本分的作法与许多贪婪的军阀不太相同。严格说来，孙泽沛就是一个纯粹的袍哥兄弟，没有太多的政治野心和权力追求，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流中，他扮演的是随波逐流的角色，一会儿被高高抛起，一会儿又被无情地卷入漩涡。后来，在民国年间四川军阀错综复杂的权力争斗中，孙泽沛不仅失势，而且如临深渊，栗栗自危，不久只好打起铺盖卷，回崇庆县石观音镇老家去“养病”了。
孙泽沛手下部属的结局分作两类：少部分善于钻营的人，攀附新的权贵，择高枝而栖，成为民国年间军政界中的人物（如孙的师爷帅级三，飞黄腾达当了雅安知府，也有的营长连长后来不断升官）；大部分人遭到遣散，回到老家重新经营从前的营生。如木匠出身的王子尼，在孙泽沛的同志军中功勋显著，但在军队改编中依然被裁减，因为手上积攒了点银子，有人劝他回家买田当地主，王子尼说：“我是做木贩子的命，不是做官的命，还是做老本行靠得牢。”王子尼带着三四十个人，沿途砍倒路边的电杆柱子，将零乱的电线收拢，一起运回了崇庆茨街子老家，当作木材卖掉，逢人使夸口说，那些木材和电线换了几千银子云云。还是这个王子尼，因为破坏战时通讯的缘故，被关进陆军监狱里一年多，遭受了种种拷打和电刑，腰杆也几乎被轧断了，幸运的是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