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荣县独立前后的情形，就能更加明白同盟会当时在四川的作用、影响以及意义。
荣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是个偏僻落后的农业县。20世纪初，土地面积1900余平方公里，人口48万余人，绝大多数为农民。地方工业处于原始阶段，只有一些土法生产的小型铁厂、盐厂、煤窑、土陶厂等，商业以煤、盐、糖、油、酒、酱油、土布、土陶等为主。
1908年，由于川汉铁路上马加速，川人纷纷被动加入“铁路捐”，地方财政越发困窘，各州县开设征经局，开征酒税、糖税、油捐、肉厘、牛羊皮税等。过去征税的项目也加重了税额，有的甚至加至十倍以上。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虽然说以个体生命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不是被逼上绝路，一般人不会去走这条路，但是在民众被逼到无路可走之时，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也会乘势而起——尤其是在革命和暗杀大为流行的20世纪初，面对腐败透顶而又拒绝改造的清政府，民众暴烈的情绪一触即发。
王天杰（1890～1913），字子襄，出身在荣县一个巨富之家。1908年，王天杰18岁，还在读书，经谢奉琦、熊克武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与谢、熊等同盟会首领屡次谋划叙府、泸州、广安、重庆、成都等地的武装起义。保路运动事起，王天杰鼓动荣县民众罢市罢课，先后说服父亲和岳父，筹集经费购买了大量枪支，在荣县城内文昌宫成立民团训练所，招收学生数百人，“阴为发难之地”，局势稍一成熟之后，又召集民团子弟千余人竖起义旗，捣毁县经征局，拘留县令柳荫春和县局委员多人于民团训练所，借“荣县民团训练所督办”的名义，起兵于荣县五保镇。
此时，另一个同盟会员龙鸣剑正在与曹笃、朱国琛等人向全省各地发“水电报”，号召同志军举行武装起义。得知王天杰起兵的消息，龙鸣剑立即赶回老家荣县，参加并领导荣县起义。王天杰利用自己哥老会首领的特殊身份，用鸡毛信发出紧急通知，号令各场镇哥老会立即组织同志军，自备武装和钱粮，在荣县双古镇集合待命。一夜之间，号令传遍荣县48个场镇，同志军5千余人在双古镇训练三天后，在王天杰、龙鸣剑、范燮的率领下，手持毛瑟枪、土枪、大刀、长矛等武器，浩浩荡荡向成都进军。沿途不断有起义的人员加入进来，抵达成都附近时，这支队伍已达两万人。
王天杰、龙鸣剑率领的荣县同志军攻入仁寿县城，与秦载赓率领的另一支同志军会师，两支队伍联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由秦载赓、王天杰分别担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这支同志军转战于仁寿、资阳、井研、内江、宜宾、威远、自贡、叙府、嘉州等30多个州县，到达嘉州时，遇到了遵宋教仁之嘱回四川省主持长江上游同盟分会工作的吴玉章，进行了一番长谈。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荣县双石镇人。他1903年留学日本，留学生涯源于一场家庭战争。1902年，大哥吴永柯5岁的女儿到了缠足的年龄，大嫂准备按照老规矩给女儿缠足，吴玉章和二哥吴永锟坚决反对。可是大嫂认为年龄愈小脚愈软，容易裹成三寸金莲，准备好蓝布、棉花和针线，端来一脚盆热水，硬将女儿强按在短板凳上进行缠足。看着年幼的侄女哇哇痛哭经受残酷的折磨，吴家兄弟也无计可施，抗争没有结果，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踏上了赴日本求学之路，此时，吴玉章与妻子游丙莲已育有一子一女。
在日本留学期间，吴玉章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在日本创办《四川》杂志宣传革命。但是该刊物只出版了三期就遭查封，吴玉章也因为此事被捕，判处了半年徒刑。回国后，吴玉章积极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在几次购运军火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危险。黄花岗举行起义时，吴玉章正在购置军火的途中，听到消息后一面派人了解情况，一面搜寻武器和制造炸弹的材料，准备再次行动，挽救这次起义。结果却是无功而返，吴玉章只好暂时避开风头，逃到了香港。
吴玉章返回四川途中，巧遇荣县同乡王天杰、龙鸣剑，浓郁的乡谊将三位年轻的同盟会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史称“荣县三杰”。在绿荫遮盖的一间简陋农舍里，他们进行分工，王天杰率部分同志军随吴玉章返回荣县，龙鸣剑率领同志军余部，继续围攻成都。临分别之际，龙鸣剑拉着吴玉章的手说：“你回来主持工作，事情就好办了。同志会由蒲殿俊、罗纶那些立宪派领导，作不出什么好事。我们必须组织同志军，领导民众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要到前线去，为国捐躯本我心愿。革命之一切大计请你细心筹划。”送别战友出城门时，龙鸣剑拔剑立誓：“不杀赵尔丰，决不再入此门！”
在荣县独立的过程中，波及四川全省的保路运动始终是幕后推动这个过程的神秘力量。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一件事：有一次，荣县城里的大富商张子和设宴请客，邀请了许多地方贤达和绅商，其中也有吴玉章。席间，有人提出要到县衙门去禀告，县经征局被土匪王天杰、龙鸣剑等人劫去了八百两银子，地方绅商应该联名上书，声讨这帮同志军的匪徒行径。吴玉章当即站起来反驳：“同志军到前线去打仗，是给川人争路，为国家争权，为民众除害，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怎么能说他们是土匪呢？”吴玉章这么一说，满座的绅商哑口无言，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了。宴席散后，吴玉章召集各方人士商议，通过了按租捐款的办法，为前线的同志军解决了粮饷问题。
吴玉章、王天杰率领同志军返回荣县后，决定宣布起义，脱离清廷，独立自理县政。经过细心筹划，打开牢房释放被捕党人，并率队驱逐清廷官吏，于1911年9月25日在荣县衙门内召开各界人士大会，由吴玉章宣布荣县独立，成立军政府，行使军、政、财、文大权，建立荣县军政府。在安排军政府人事时，大家推举吴玉章担纲，吴考虑到本县人管理县政容易惹起纠纷，便建议前来向吴请示工作的同盟会员、广安县人蒲洵担任知县。同时对军政府各部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安排，知县蒲洵兼掌民政，刘念漠掌军政，王勋甫掌财政，赵叔尧掌邮政……这些主要负责人全部都是同盟会员。
荣县起义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是辛亥革命中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对于四川武装起义以及武昌首义均有所推动，史称“首义实先天下”。
孙泽沛的同志军
人称“绿林英雄”的孙泽沛被关押在四川灌县的监狱里，他被指控先后涉及两桩命案。
孙泽沛（1876～1923），名绍培，四川崇庆人，父亲孙雨村原籍灌县，应友人之约赴崇庆当塾师，并定居于此。孙家有三子二女，泽沛为长，极尽孝道，有“孝子”之美誉。年岁稍长，孙以木匠为业行走于江湖，其间加入了哥老会。
孙泽沛生活的时代，哥老会密布四川全省，以崇庆一县为例，全县36个乡镇即有哥老会组织34个，辖163个分社270个支社。孙泽沛加盟的一支哥老会，虽说也起于绿林，但有严格的“四不”规约：“不烧杀，不奸淫，不倒打码子（内讧），不抢正经商人，专整巨富官商。”有一次，孙所在的哥老会组织龙头老大约请几个成员秘密谈话，说要清理门户，将屡次为非作歹、欺压善良，最近又新犯乱伦罪奸淫朋友妻子的害群之马王廷娃杀掉。孙泽沛自告奋勇地担当了这个任务，杀掉王廷娃后，为躲避官府缉捕，远飏他乡。孙泽沛担当刺客角色纯属出于一个“义”字，却因此而在江湖上出名，成为人们心目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会党英雄人物。次年风声渐熄，孙泽沛返回崇庆老家，会众拥戴他为舵把子，在一次“拉肥猪”的活动中，将王寺镇富绅童兴哉的独生儿子绑架，塞在一口木箱子里，然后去谈判赎金。岂料当童兴哉筹措好赎金时，孩子已被闷死，孙泽沛见势不妙，仓促逃逸，潜入深山野林。童兴哉丧子后伤心欲绝，分头到崇庆、灌县、郫县等几个县的衙门告状，官府出重金悬赏，不久孙泽沛终于归案。
从灌县知县的案件卷宗里得知，孙泽沛被缉捕后始终颇有悔意，尤其是对富绅童兴哉之子怀着深深的内疚，孙在供词中交待，那天上午出门谈判赎金时，他将红木箱的盖子扣上，起初并没有上锁，走出门时忽然担心那个孩子逃跑，又折回身来上了把铜锁。孙泽沛在交待这个经过时，眉头紧锁，眼眶里滚落出了几滴泪珠，他说肠子都要悔青了，对不起童家，对不起那个孩子。
如果不是保路事起，孙泽沛也许会因为以上两桩命案坐牢终身，也许会绑赴刑场，在“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豪言壮语中进入轮回。
成都罢市的风潮席卷而来，四川各州县闻风而动，在同盟会的宣传鼓动之下，崇庆的哥老会和地方商绅多次开会商议，也决定将同志会改为同志军，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但是武装起义就是谋反，一旦失败就会被杀头，甚至会带来灭族之祸。原先推举的同志军首领姓陈，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衣兜里每天装着一支“掌心雷”牌六轮小手枪，经常邀集几所小学的教员秘密开会，密谋同志军起义事宜。这事被陈家人知道了，陈父震怒至极，声称“要到州府去揭发造反的逆子”。陈家为之惊恐不已，陈母带着一群女眷，齐齐跪在陈的面前，求他别去同志军中承头，担心将来会遭致满门抄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