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那些最传统的东西里，往往又最具有叛逆性。
这就像《资治通鉴》是一本语言伟大的好书，其中却充满了尔虞我诈、专门教人整人的丑陋哲学一样。
在中华文明这只“大水母”的笼罩下，过去最美的东西一直被认为是权力（或对权力的成功逃避，独身起身）。
封建之美本身就有着最迷人的身段和最恐怖的毒性。
当然，这么去解释一幅长宽一米左右的画，其实说得太远了点。
我说的这些也并不是什么创作过程，实在是勉强在解释。
艺术无法解释。
我之所以画这些，仅仅就是因为当时我想画而已。
《单向街》：当代艺术通常都会表达某种意义，所以很多时候，阐释和作品本身同样重要，而这些阐释通常和现实、或者意识形态有关，你的作品是否不在此列？杨典：首先，我一直反对“当代艺术”这个伪名词。
好像艺术又被时代所宰割了。
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这些本来都是意识形态。
而且，最近中国艺术家们都跟吃了药似的，以为只要抓住了“当代艺术”或者“后现代”这么一些名词，就有了全球通的绿卡，可以在艺术上畅通无阻了。
这很荒谬。
话又说回来，没有一种艺术不在其当代。
但目前中国人似乎全被“当代艺术”这个时髦的词搞晕了。
有好几次，与一些策展人谈到我的绘画，他们都会说，你的画似乎不属于“当代艺术”。
我不知道我的绘画属于哪一代？难道是古代？这很尴尬。
我毫无疑问是当代的人，我的艺术只能是当代艺术。
好像当代艺术就是目前那种千篇一律的大脑袋、死鱼眼、胖婴儿和政治波普画的艺术，就是那些装置死人尸体、假装关注“文革”、妓女和黑煤窑现实惨案的艺术。
不是在衣服上画，就是在地上、墙上、瓶子里或者画照片。
要不就学里希特，要不就重复毛泽东时代的符号。
其实大家都把图像的本质忘了。
如果这就是当代艺术，那这个当代艺术就太单一了，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而观众眼里看不到新的图像。
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多信息极端丰富，但知识极端匮乏，手段非常多样，但思想非常单薄。
这一点就是栗宪庭、艾未未和陈丹青他们，也都似乎没有进行过多少认真的批评。
艺术家不读书或者无思想，导致想象力非常稀薄或者说肤浅。
目前阶段靠一些符号、时髦手段、中国特有的文化等，暂时蒙混一下西方的画商是可以的，但再过些年，马上就会捉襟见肘。
事实上最近两年来艺术品市场的低迷，就已经是这个问题在初露端倪了。
我的作品中如果有意识形态，也是属于文化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都是临时的，甚至文化都是临时的。
只有心和性情是长远的。
而且，不是只有静物画或者风景画才是现实主义。
神秘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
我觉得我画的恰恰就是现实：即我心灵的现实。
如果我个人也有一个美学思想，我相信它是由我的速度、愤怒、爱恨、性情和宁静等情绪组成的，而不是靠一种什么知识。
《单向街》：能否描述一下你的文和画、音乐之间的关系？杨典：我的创作无论文学、绘画和音乐，都属于散点千面，密集而又庞杂——如所有的树叶、枝条、花朵等都朝向不同的方向，但又都被一棵树的主干所抓住。
即我的思想本身。
但是也和树一样，别人可以看，或远或近，任何角度……而我自己无法解释我自己。
如果不敢质问大的问题，那还是摇滚吗？30年来，U2总是在思考他们所身处时代的大问题。
音乐史上，恐怕没有人比 U2更能展示摇滚如何产生政治力量：深刻信念、动人的音乐，戏剧化的舞台效果，形成看起来最“真诚”而动人的表演。
在一场又一场演出中，他们在舞台上向歌迷展现萨拉热窝的战火、非洲的贫穷、以及北爱尔兰的暴力，用音乐打动他们，希望听众和他们一起改变这些时代的悲伤与不幸。
爱在烽火蔓延时整整 30年前，4个听着朋克音乐长大的都柏林男孩组成了U2。
如同许多神话，起初当然没有人知道未来这几个家伙会改变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不只是音乐世界，也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世界。
如果第一张专辑 Boy还只是他们的初试啼声，第二张专辑《十月》就显示出他们试图对抗时代的气魄。
对于专辑名称“十月”，波诺说：“我们出生的 1960年代，是一个物质丰裕的年代。
但 1980年代是一个更冷漠的时代，只有物质主义没有理想主义，是秋天之后的寒冬。
这让我想到一句歌词：在十月，所有树木都脱去了树叶。
那一年，我 22岁。
世界上有多少人失去工作、陷入饥饿，而我们却还在利用最好的科技建造更大的炸弹。
”然而，这张《十月》还不是列宁革命般的红色十月。
要到下一张专辑《战争》，他们开始成为最深刻思考时代的乐队，写下可以列入万神庙的抗议歌曲经典。
1980年代初的世界，各地战火纷飞，世界充满不安。
英国和阿根廷正结束福克兰群岛战争；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巴比·山地（Bobby Sands）在狱中绝食致死，以争取北爱尔兰独立的尊严；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爆发内战，从 1980年到 1992年共死了 7万多人。
在美国，里根上台，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以及积极发展军备，使得冷战态势再度紧张。
而《战争》是一张如此热切回应时代的专辑。
他们强劲的歌曲节奏和强烈的姿态，展现出的不是温柔地乞求和平，而仿佛是要进行一场追求和平的圣战。
“人们对战争已经麻痹了。
每天看着电视，越来越难区分事实和虚构。
所以我们试图掌掴人们、唤醒大家。
”因此，这张专辑的哲学是“激进和平主义”（militant pacifism），而这正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精神，波诺如此说。
专辑第一首歌就高举反暴力的激进主义大旗：《血腥星期天》（Sunday Bloody Sunday）。
这首歌有着让人亢奋的战歌节奏，但这不是如滚石乐队的 “Street Fighting Man”的鼓吹革命之歌，而是一首彻底的反恐怖主义之歌。
歌曲最早是由乐队吉他手 The Edge起头，当时他刚跟女友吵完架，因而想把他所有的愤怒放进歌中。
他写下这么一句歌词：“不要跟我讲 IRA , UDA 的权利 。
”歌曲确实是关于北爱尔兰情势，具体来说是 1972年 1月 30日在北爱尔兰，英军开枪杀死了 56个（也有说 27个）和平游行的平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