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只好躺进棺材里／顺水而下，随波逐流／仿佛乘着一叶时代的扁舟”。“想……，却……，只好……”——这就是后现代的英雄语言学，这就是后现代英雄“暧昧的一生”，从一个时代到一个时代，从“不合作”到“与时俱进”，虽然他要流下“一个省份的泪水”，“一个村庄的泪水”，毕竟汇不成八百里水泊了，在江非充满夸张的叙述中，除了对现实的反讽，就是无奈的自嘲，除了对现状的不满，就是矫情的自恋。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所谓英雄不过是一位大话英雄，从踌躇满志牢骚满腹到自轻自贱口水连篇，这就是后现代阿Q的最终下场。
只是我要特别申明的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英雄帖》所传布的暴力美学、嗜血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那种以暴制暴、以血还血的复仇概念竟然被如此轻佻地示范出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只要打开这个“帖子”，那些刺激眼球的“猛料”就会把你麻倒。你会发现，这是一部被刀子（十八次）、枪支（七次）、炸药（五次）、砒霜控制的恐怖片，是涂满脑浆和血（十余次）的大屠场，是触目惊心的死尸之诗（死十九次，尸七次），看到那些提在手里的人头，挂在屁股上的人头，看到那些劈成两半的脑袋，漏风的脑袋，你又怎能处之泰然？让我惊讶的是江非对杀戮所持的欣赏玩味的态度：“我一勾扳机／你们的脑袋／瞬间成了一枚漏风的山药”，“我把刀柄轻轻一扭／你们的脖子里／随即喷出了一股腥臭的热气”，“把你们的双肋插上尖刀／脑袋一劈两半／喀嚓／流着热血／漾着脑汁”，诸如此类有声有色且有味的描写除了渲染一种仇恨、残戾的“大佬”精神，除了可能激起若干“愤青”的瞬间狂热，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把“拔刀相向”、“手起刀落”、“一刀杀了你”这类江湖浑话也不加甄别地化为“诗性智慧”，也未免太可怕！因此我才要说，平民与草莽只有一箭之遥，白道与黑道只有一念之差，所幸江非写下的只是一个反英雄、后英雄，只是一个气短的、落败的、虚构的英雄，试想，如果这样的英雄气粗了、得逞了、成精了，岂不更可怕？
通过《英雄帖》，可以看出江非对“人民”生存状况的焦虑，也可以看出他急于“解决”的责任意识，然而由于江非本身就处在焦虑的中心，所以不但很难摆脱当家做主的世俗观念，反而越陷越深，把英雄梦做成了一场杀人游戏。他的“英雄”只会有破坏，不会有建设，只会有仇恨，不会有救赎。或许只有在心里盛满大悲悯盛满大仁爱，他的歌唱才不会失之于“大话”，他的诗与思才可能超越平庸，获得大彻大悟。
所以我认为，《英雄帖》是悲剧性的，虽然它表面上有点玩世不恭，有点调侃有点戏谑，可是它确乎带着诗人的切身感受和真实思考，江非借用英雄之末路反诉了英雄乌托邦之不可能，江非就这样亲手揭穿了自己设下的英雄骗局。在《英雄帖》的结尾，他这样写道：“这一天／是一只蚂蚁想好了要离开村庄／它在天亮时分上路了。”不错，离开是必要的，上路是一定的，哪怕一只小蚂蚁，也要自己辨明方向。
七、花样民谣
最后要讨论的是，在这个非诗的时代，为什么江非的诗歌能从边缘走向主流，不但被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所喜爱，而且登上了大雅之堂，被正统诗歌界所认同？简要分析，或许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在于，江非的诗歌应和了现代社会回归自然、重视“人本”的精神需要。很明显，从江非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到纯正的乡野气息，体会到久违的“民间”滋味，获得心灵的熨帖。正像在通风不畅、空气凝滞的室内放了一盒清香剂一样，江非的诗歌能够疏通你的鼻孔，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嗅到一些精致的芳香。
因此也就有其次：是因为江非的诗歌写得明白晓畅，他不说拧话，不绕弯子，要么具有某种直指人心的禅意，要么就是有甚说甚，不会让你挠头。比如，他的许多短诗都是采取“小叙事”的方式，给你讲故事、说“过程”，就要把一件事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而不是故意欲言又止，更不故意让你反胃。所以江非的诗基本是直来直去的，没有什么玄奥艰深的卡子或绊子。正因如此，他的诗才会博得了好人缘，取得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良好功效。
当然，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江非注重诗歌本身的节奏、韵律、乐感，读来轻松上口。江非多次表示，诗歌要回归诗经时代，诗歌就是“风、雅、颂”，可见他对“古典”、“传统”的看重。而所谓的古典、传统，说白了，也就是我们的审美观念和欣赏习惯，江非正是领会了这一点，才把诗歌写成了小歌、小令、小曲、小调（许多诗就是直接以“××歌、××曲”命名的，而《沧海雀》、《短歌行》、《箜篌引》等诗题更是直接“复古”），使其既有古风雅韵，又有民歌民谣之率性真纯，堪称“现代乐府”。这就使江非的诗歌不但在内容上抚慰读者，在思想上通融读者，也在形式上抓住了读者。
总之，江非自有他的聪明之处，他懂得把俗事写得雅致，也懂得把严肃弄得通俗，他懂得把民谣翻唱出各种花样，也懂得把诗歌收拾得清新可人。有了内容、思想、形式的“三贴近”，江非才一路高歌，走出了平墩湖，踏上了“首都北京四通八达、宽阔平坦人民的马路”（《致辞》）。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江非试图在他的诗歌中完成从平民到精英的角色转换，试图超越“观察／歌唱——记录／表现”的“乐府—史诗”模式，从而营造“认知——表达——行动”的自足诗学体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自觉担当人民（穷人）代言人的时候，在尽情表达“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表达“我在想”（《提纲》）的时候，江非又似乎不自觉地偏离了真正的人文精神，露出了若许“民粹”倾向，结果就让情绪霸占了思想，倾向挤垮了立场，使他的诗歌大地失去了应有的坚实和厚度。再者，由于对史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的极端看重，又使江非耽于“现场直播”和“正面报道”的氛围中，使他只顾言说“实况”，反而容易出现一种自障式的失聪状态，失聪的同时意味着失语，使其只知道自己在滔滔不绝，不知道到底说了什么，既无从听取源自心灵的召唤，也无以面向内心发问。还有，因为刻意追求歌谣化，为了照顾节奏和韵脚，有时不免出现“凑份子、顺口溜”的词句，虽然口感不错，却伤了诗味。
“这贫乏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说过，诗人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可是在这饿死诗人的时代，大地何在，诗意何存？在这个地面沉陷，诗性沦丧的时代，做一个诗人该是何等孤绝？无疑，江非的诗正在露出地平线，正在溢出熹微之光，确是令人欣悦的。“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海德格尔的说法更让我对江非抱有高远的期待，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平墩湖的诗人，一个中国诗人，仅仅咏唱显然不够，仅仅记载显然不够，仅仅批判也显然不够。如何才能“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如何才能成为“大地的转换者”，把陷入历史迷误的大地转换成诗意的大地，把可见（人们意欲占有的物质的东西）转换成不可见（心灵内在的东西）？显然，江非并未像里尔克追求的那样，“把这个羸弱、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再一次‘不可见地’苏生”（［德］里尔克：《杜伊诺哀歌》附录之四，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目前的江非还是逡巡在“摹仿世相、捕捉感觉”的小路上，不但没有触摸到大地的神经，也没有开掘到内心深处，只是用自己的思维惰性饲喂着读者的理解惰性，相互串演着一折“人人说俺家乡好”的“千古绝唱”。因此，对江非来说，面临着告别与回返的双重抉择。可是，假如需要告别，应该告别什么？假如需要回返，又该回返何处？我也一次次这样问过自己，却又无从回答。大道无形，逝者如斯，或如苏格拉底所说：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的去路好，唯有天知道！
叫喊或命名：走向拯救之途——曹有云诗歌论
曹有云（1972－），青海人，著诗集《时间之花》（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9年卷），现居格尔木。）
一、引言：何为诗
初读曹有云诗，似与故旧偶遇，既有熟识处，也有陌生感。那种粗犷、旷远的高原气象，那种圣洁、朴拙的神性色彩，在诗中若隐若现，让你不由得心生丘壑，好像也突然具备了“道说真实景象的力量”曹有云诗，以下其诗句引文不再注明。）。然而这种力量却不是说来就来的，对曹有云而言，或许正因居于青海，身上又流淌着藏人血液，才使他宿命地戴上了“诗歌的王冠”，把“痛苦的黄金”和“词语的石头”一同戴到了自己头上。何为诗？何为诗人？曹有云有过这样的回答：诗，或一切艺术都是伟大的时间之母借人（所谓作者）的血肉之躯偶然而必然地创生的精神之花。所以，他将此生创造的所有诗篇都以“时间之花”命名。缘此，此生他一直将在“时间之花”生成的林中路上孤独寂寞地行走。
确实，读他的诗，你无法回避“时间”的存在，更无法忽略那个“举着信仰和语言不灭的灯盏，向着诗歌，向着光荣和梦想的彼岸匆匆行走”（曹有云创作谈：《何为诗》）的诗人形象，他独孤，执著，豪壮而又忧愤，像一位高举圣杯的布道者，不但要咒诅“黑暗世界何其贫困”，还要带着光荣的忧郁，去宣布“一切都重来”，都要“重新命名”。
鉴于此，我也算找到了一个撬起曹有云诗歌的支点，只是不知自己是否握住了“由词语和幻想／熔铸而成的杠杆”……
二、隐喻的时间——在存在的深渊里叫喊
显而易见，在曹有云的世界里，“时间”无所不在，“时间”是他最为得心应手的一个法器，他用“时间”度量自我，用它度量沧桑凡尘，甚而用它度量一切。他曾这样“命名”时间：“我们把太阳和众多的星辰／循环、闪烁的光影／叫时间”，在他眼里，时间就是笼罩在人类头顶的“巨大的罗网”。然而，究竟什么是时间，应该如何认识时间？从古至今，人类从未走出时间的困扰，也从未停止过对时间本质的探求。柏格森即认为伟大的哲学家一辈子所想的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海德格尔正是这样，他把“时间”作为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并把时间与存在放在一起观照，似在向人们阐明，存在即时间，时间即存在，不过，尽管他堪称“时间大师”，也还坦言不知道什么是时间。是的，只要人类存在，对时间的追问就不会停止，谁能给出一个通透的答案呢？很显然，曹有云也是这样一个追问者，一个明知没有答案还要追问的追问者，于是，“时间”也就凝成了一筐无穷无尽的咒语：你可以随时“说出”，但是一经出口，就无从把握它的原意，也不知它会指向何方。因此，我无力，也无意借助某种哲学来肢解曹有云的诗歌，只想找一条可行的思路，把本文引向更为切近的现实。
面对时间，梦中漭漭的流水；
你无能为力；
愤怒或者恐惧；
都无济于事；
——《感知》
时间不动；
只是我们在不停地衰老，不停地衰老；
幻变的只是光线，只是光线；
忽明忽暗，忽明忽暗；
——《时间不动》
时间是生命的主宰，是无法抗拒的命运，人只是时间的影子，或“影子的影子”，通过“时间——你／我／我们”这种互为因果、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他像庄子那样看到了“生也有涯”，像曹操那样看到了“譬如朝露”，也像上帝那样看到了“一切都是虚空”，可他还是要把这一道谜面撕开，让你看那散落在祭台上“乌有的子弹”，全然不顾是不是看花了眼。或许，这正是曹有云将其所有诗篇总称为“时间之花”的因缘所在？依我看，在曹有云的诗学体系中，“时间”只是他的“十万忧患”中最为方便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当然也应包括“十万欲望、十万春天、十万江山、十万天梯、十万道路、十万太阳、十万叶片、十万生命、十万花朵、十万香烟、十万财宝、十万心念、十万灵魂……”如此等等数不胜数的“十万”大军，都是时间的影子，正像敬畏时间之无量一样，他也极端钟爱“十万”这个庞然大数，并热衷于以之比附不可确指或不可确知的“存在”。
可是，如他在《年》这首诗中所写：“迎接时间／恐惧时间／遗忘时间／遗忘恐惧／遗忘存在”，“年”——时间，这“古老的神”，这“熟悉而陌生的怪兽”，又怎能遗忘得了？恐惧——存在，又怎能遗忘得了？相反，不但无法遗忘，还要迎候，还要庆贺，还要纪念，这就是生存的常态吧？人类有两种原始时间经验：标度时间经验和时间之流经，我注意到，诗人不仅好对渺茫无际的“时间之流”大生“逝者如斯夫”之类的慨叹，同时也对可以精确地定时定位的“标度时间”异常敏感，尤其是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特殊时日，更是让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诸如《千年之春》、《年》、《元旦来临》、《十月——十月最后的一天》、《一个瞬间：金色的西班牙吉他响起》这样的“感时”诗，写下了海子辞世十周年、十五周年忌日这样的“记时”诗，写下了“公元2003年7月29日星期二3时28分”这样的“计分”诗句，而且在几乎每首诗后都清楚地标明了写作或修改的日期（甚至时分秒），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诗人的时间情结，也表明了他企图驾驭时间、铭刻时间的诗学冲动。然而一旦冷静下来，又总产生怀疑和困惑：“时间只是愚蠢的幻想／流逝更是肤浅的错觉／节日何有／庆祝何为”？不仅对刻度时间的器械（手表、时钟）失去了信心，将其抛弃、砸碎，也厌倦了时间本身，把它质证为造成衰老／毁灭／死亡的罪魁祸首。在《时光之刀》这首诗中，时间就像冷面杀手一般出场了：“时间／用一把异常清醒的刀又在切割／一个婴儿一只飞行的昆虫／甚至一朵斑驳的花……”作为鲜活生命的婴儿、昆虫和花朵，不仅无法逃脱时间之刀的“切割”，而且“在时间饥饿的城堡／我们永无逃逸之出口”。可见，“时间”何其强大，何其冷酷，它一意孤行，不容冒犯，在时间的监控下，人类只拥有“渺小而卑微的身子”，只能“渺小而恐惧地走过”。时间如此不可一世，睥睨万物，为什么诗人仍对它那么那么偏爱？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书写它，歌咏它？难道在曹有云那里，“时间”仅仅是“钟表虚无且忧郁的叹息”吗？当然不。他之所以一再为时间张目，恐怕还是看重了它的神秘莫测、不可捉摸，从而为其言说打出诱人的幌子。
所以我认为，曹有云的“时间”指针最终还是指向了现实存在，指向了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大宇宙，指向了人类赖以生存、赖以延续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一切都是时间匆忙的虚构”，诗人借用时间这个“巨大的隐语”，藏匿了我们这个“日夜居住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在他的时间谱系中，既包括了“乌黑的马匹”、“乌有的子弹”、“飞奔的箭镞”、“漆黑无边的森林”、“无边的冬天”、“奥斯威辛”、“俄狄浦斯”这些穿透自身和自身无法穿透的表面征象（它们构成了“存在”的界限，如无物之阵，让你无法拒绝，无法超越），也包括了“皇帝”、“魔鬼（撒旦）”“上帝（神）”等象征“第一推动力”的宰制者（它们至高无上，掌控一切，谁也不敢冒犯，不敢废黜），这样，诗人所言的时间之维就在冥冥中张开了一面无形的大网，既罩住有限（人），也撑起无限（神），从而彰明了他的“绝对逻辑”：道路绝处；
苍穹打开；
语言绝处；
音乐升起；
人绝处；
神创生；
有限者绝处；
无限者显现；
坍塌处；
拯救永在；
——《绝对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