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把诗歌当作一项“永恒的事业”，想用诗歌建立一个盛大的“帝国”。江非把诗歌当作一种“手艺”、一种“文字记录方法”，要“以诗歌记录的方式为那儿（平墩湖）的土地和人民做一些更好的文字服务”。如果说海子生前对“大诗”的雄心是一种史诗情结，那么江非的这种诗观（如果算得上的话）大可称之为“史官情结”。江非一再表示：当下，“身居广大乡村的村民朋友们”，“觉悟也在提高，意识也在变迁”，“也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是历史创造的一个重要主体”，从而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孩子”、“眼疾手快的好兄弟”，来记录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内心活动”，因此，诗人江非勇敢地承担了这一“历史的要求”（《致辞》）。他认为：“诗歌所当然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①史学性；②社会学性；③艺术性。”（《提纲》）可见，江非写诗如写史，难道他真的把诗歌的功用直接与“记账”等同起来了？
中国向来有“立言”的传统，在史官文化的浸染下，人们不但渴望青史留名，还渴望铺陈历史，进而成就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鲁迅说过煌煌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但是自从一代伟人宣布“历史是人民写下的”之后，写历史就转而成了写“人民”，于是，人民作家、人民诗人也应运而生。在这里，我无意怀疑江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不排除他的言论中含有谦逊的成分，我只是注意到了他的话语倾向，很显然，江非不希望自己的诗局限在“平墩湖白话纪”的层面上，他试图扩展那些声音的涵盖范围，所以他要采用一种“民族唱法”，体现出平墩湖与整个国家的合拍，与全体国民的共鸣。正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那来势凶猛的火车，是“人民的火车”（《火车就要来了》）；行动迟缓的公交车，也得慢得“像这个时代”（《这些慢吞吞的公交车》）；石头磨成了石碑，仍要“背负着历史的尘埃”；哪怕一粒沙子，“也是祖国的一部分”（《公路曲》）……江非似乎总在自觉不自觉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不断开拓平墩湖的时空背景：走在世界的田埂上，沿着祖国的黄昏走了三千里。
我背着这袋麦子
一只脚走在穷人的灯影里。
……
沿着乡村的黄昏走了三千里。
——《箜篌引》
这匹跛脚马的形象不是江非的自画像吗？世界—祖国—乡村—我——“一袋发霉的麦子”，在这种顾影自怜的比照中，江非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名胸怀天下、忍辱负重的承乏者，他要借自己的诗歌去以小见大，四两拨千斤。在另一首短诗《黄昏曲》中，江非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内心的忧患，在暮色中，“我和我的牛车”缓慢、艰难地离开“这个国度”，但是当他回头望去，仍是“村庄一片，粮食一片”，大地像“一只巨大的碗”。这个国度在哪儿？是村庄，是大地，是永远摆脱不了的乡愁。身在故乡，却染乡愁，诗人的业数即在于此。江非巨大的焦虑即来自于他对故乡的重新打量。他当然不满足于把平墩湖写得越来越小，而是要把它写得越来越大，使其不但能承载“一袋发霉的麦子”，更能承载“一些人类的历史”和“这个伟大的时代”。
留意一下江非的作为某大学驻校诗人发表的《致辞》，最显眼的就是那些“统战语汇”，在这篇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不到两千字的文章中，我们不但看到了战友（两次）、代表（两次）、伟大（三次）、组织、体制、挺身而出、战天斗地、与国际接轨、世界、人类，更看到了中国（四次）、历史（九次，连同“诗歌史、文学史、史书”共十二次）、时代（九次）、人民（七次，连同“民族”共十次），这些频频出现的“巨词”让我们看到了江非按纳不住的、急于“入围”的满腔激情，同时也看到他急于把平墩湖写入“皮书”、正史的史官心态。江非说，“在这场大雨里，我多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小蚂蚁”（《梅花阿姨》），江非说，“走在黄昏里，他尽量地缩小自己”，但是江非把自己变小的时候，却在瞻望那个庞然大物的“大”。所以，为了给平墩湖的俗世经验配上庙堂意识，江非常常不失时机地把一些“巨词”镶嵌到他的诗歌中：“那些（历史）里的盗墓者”、“引用人类的（历史）”、“菜叶子像历史一样发出刺鼻的臭气”、“火车／开回（历史）的始发地”、“被（历史）忽略的沟坎和栅栏”；
“在（那个时代）疯狂地跑动”、“（这个时代）里突然爆出的一场大快乐”、“（那个时代）的摄影师”、“和这个（伟大的时代）一样”；
“（祖国）让一条乡区公路和秋天通过了平墩湖”、“昨天晚上／我歌颂了（祖国）”、“这一群孩子，住在了（祖国大地）的一角”、“站起来，眺望（祖国）和大海”、“我们为自己的（祖国）还有粮食吃庆祝一下吧”、“在（祖国）的上空／跳伞”、“（祖国）的边陲／公路的尽头”；
“尘埃属于（人民）”、“宽阔的（人民）广场”、“我们把手里的麦子分给那儿的（人民）吧”。
以上语句出自《箜篌引》（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在这部长达一百五十九节的大型组诗中，江非不仅展现了平墩湖的整体面貌及细微之处，而且动用了宏观调控手段，不但要让平墩湖汇入“历史、时代、祖国、人民”的经典巨制中，还要让它面向“世界”，“与世界接轨”。我注意到，“世界”一词在诗中出现了三十二次，其实不单《箜篌引》，在众多短诗里，“××世界”或“……世界”也是一个常见语式，可见江非对“世界”的看重。即使没有“整个、一个、这个、这、全”这样的前缀、界定，我们也知道，在提及“世界”时，江非基本是在指向“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这就和他的乡村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乡村的一切都在他的思维里染上了色彩，而这个词却没有，总之世界“很远”，乡村“很近”。在开过火车的铁轨上，江非看到的是“世界在平墩湖奔跑后留下的余热”；在外祖父身旁，江非看到的是“世界辽阔的阴影，和世界巨大的时光”（《外祖父》）；在麦子成熟时，江非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熟了”（《麦子熟了》）；在一头熊的身上，江非看到的是“整个世界一层薄薄的锈迹”（《一头熊》）；甚至在歌咏爱情时，江非也要让它“碰到上了世界的落日”（《小歌：爱情》）。就是这样，江非不厌其烦地、大义凛然地，对其揭櫫的“小世界”，赋予“大世界”的影像。
说起来，这般“祖国意象”、“世界意识”，海子或为始作俑者，像人类、世界等词汇在他的诗中也是屡见不鲜，不但有“祖国的河岸”、“中国的稻田”（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海子的诗》，第146页。），还有“宇宙的孩子世纪的孩子”（海子：《眺望北方》，《海子的诗》，第189页。），他不但写《秋天的祖国》、《亚洲铜》、《献给太平洋》，还要写：“我们各自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的孩子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洗了手／准备吃饭”（海子：《麦地》，《海子的诗》，第21页。），不但写“我在黄昏时坐在地球上”（海子：《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海子的诗》，第31页。），还要写“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海子：《麦地与诗人》，《海子的诗》，第109页。），写“天堂”，写“天堂的大雪”（海子：《太阳·弥赛亚》，《海子诗全集》，第1012页。），海子总是把自己融入旷世苍凉之中，从而找到“诞生的光明”（海子：《太阳·弥赛亚》，《海子诗全集》，第1013页。），成为“真正的诗人”（海子：《八月之杯》，《海子的诗》，第184页。）。可见，海子的“祖国”、“世界”常常是一种内化的、自省的心理环境，是为了言说存在的忧郁与孤独，而不是为了表现那种“心事浩茫连广宇”、“环球同此凉热”的豪放气概。至于江非，则是要把“家事国事天下事”统统串联起来，统统展示出来，所以，他不仅要写“一个村庄的麦地”，写人们的生老病死，还要“把一场大雨认作是这个国家的眼泪”，不仅要“朝着北京的方向／寄走了几首诗歌”，还要写“美国忧郁”，还要写瑞典、俄罗斯与车臣，还要写伊拉克、伯利恒、以色列，不仅要写普希金、萨特、狄金森，还要写阿拉法特，写“梦露麦当娜NBA纽约世贸大厦”，很显然，江非紧跟时代步伐，不避以新闻时事入诗，确是能让我们长点国际见识，也能让世界认识我们：有一些事物。
我已对邻居家的孩子说过了。
我还要给那些草原上的孩子指出它们的光芒。
我还要让非洲的孩子。
非洲以北。
欧洲的孩子。
以及小姨家读幼儿园的孩、表叔家上中学的孩子。
看到它的乳房和悲伤。
——《箜篌引》
“指出……”——“让……看到”，这就是江非用意之所在？我们知道，在史诗情结的催化下，海子曾倾尽心力创作了规模宏大的《太阳·七部书》（未完成），他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洞察的过程，因此他的写作不是着眼于“史”，而是着眼于“诗”。从作品的制式上看，江非似乎也在有意营造一种“大史诗”，《箜篌引》就称得上非常庞大，而且副题“平墩湖白话纪（1999～2003）”中的“纪”字及时间起止似也贴上了“史”的标签。但是比起海子的史诗性写作来，江非采用的只能说是一种“诗史式”写作，由于整部作品只是由许多独立的短诗整合一起的，更由于江非只是像史官一样对“现实／事物”进行增删剪裁，为了编写“文明的第二史册”（《提纲》），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忠实于“时代”，既要对得起“人民”，更要对得起“祖国”，所以，像《箜篌引》之类的大型组诗，就不得不就事论事，围着“现象”绕圈子。
六、大话英雄
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江非只是一个速记高手，无论如何，都不可否认他对那一片乡土寄予的悲悯和热爱，不可否认他的古道热肠，同时，也不可否认他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在他的骨子里，实在埋伏着不少的火种和铁流。所以，在江非的诗歌里，就不单纯有田园小令，不单纯是赞美和歌唱，在所谓乡土情思之外，江非更有锋利、骁勇的一面。实际上，他从未沉醉于平墩湖的小农情趣中，他看到了乡村世界的自然之美和世俗生活的人性之美，还看到了人间疾苦，看到了黑暗、丑恶和不平，因此，他往往会忘掉“记录”的本分，不光要“表现”，还要“表达”，甚至不惜直来直去，挑明自己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而忧愁忧思、时而壮怀激烈的江非。
显而易见，江非并不甘心在平墩湖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诗人，也不满意在平墩湖碌碌无为地苦过一辈子，虽然平墩湖也通公交车，有卡车有火车，也有飞机飞过，但是江非总是持有疑问：飞机上运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
飞机要飞到哪里去呢——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在地面上。
飞机上的人看我们。
就像我们仰视天空上的一只小鸟。
我们生下的孩子。
也老比一只鸟蛋还要小。
这样一来，我们哪里还会知道。
飞机为什么要飞得那样高。
飞到哪里去。
而在哪里，才有一条。
平坦、宽阔的跑道。
那些铺在地下永远不会起飞的石子。
为什么要敲得和鸟蛋一样大小。
——《箜篌引》
在这里，江非终于以可望而不可及的“飞机”榨出了“我们”的“小”，虽然江非以“我们”这一集体名词掩盖了“个我”的感受，但是对他来说，小时候那张“屈辱高贵的脸”才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无时无刻不盼着“发明”一种“新的生活”（《一只蚂蚁上路了》）。正像他在诗中所说，“即使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他也会心存荣登王位的妄想”（《短歌行》），“要干一场大事”，“活得满面春光”（《箜篌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而“怀揣山河”、“流浪的国王”才是诗人的自况，“居住在祖国中”，却“寄宿在平民的屋檐下”，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可是无奈“我的天空死得太早”（《无名氏之歌》），当他无法实现“上山当一个有情有义的土匪，下山抢一个柔情似水的压寨夫人，生一大堆儿郎，欢度一生的童年理想”（《致辞》，我相信这是江非的肺腑之言），无法“杀掉国王”时，至少也要成为“祖国的荷马”，至少也要在诗中建功立业，像荷马那样“写一部史诗”：“等我死了／村庄哭歌三日／祖国三年致哀”——或许这便是江非生发“史诗情结”的缘由，在“火把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无名氏之歌》）的时候，他只能自称“黑夜让我双眼失明”，只能退而求其次，用诗歌照亮“祖国的前程”。
走在这个世界上多么不容易啊。
在三个好人中你选出一个英雄。
一个穷人活在路上。
一个刺客死在远方。
另一个诗人，却坐在一把。
旧了千年的椅子上。
——《短歌行》
三个好人，其实只是一个分裂的江非，这个分裂的江非，其实最渴望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如果说“穷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身份（出身），那么“刺客”就是与这一身份的彻底决绝，而“诗人”则是对这种命运所做的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与修正，于是三者的分值也随之得出：一个活、一个死、一个坐（实为不死不活），究竟是在路上、在远方还是在椅子上，成了江非最为痛苦的选择，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折中策略，将三种身份集于一身，把“身体里的黑暗、命运、肠胃、骨头们”和“炸药、耻辱、泪斑”（《三十岁序》）混合在一起，把肉体与灵魂的对抗统一起来，把分裂的自我揉和成一位孤胆英雄。江非说：“骨头埋进青山，马儿留给闪电／这是一个英雄所干的事。”（《箜篌引》）果然，他又有了一部长诗——《英雄帖》。
对江非来说，《英雄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一反平时那种简约清雅的风格，而是采用了一种模仿“无厘头”口吻的“大话”方式，因此可以当作一件自我颠覆、自我解构的“样品”，从而看到江非的突破与局限。
从内容上看，可以说《英雄帖》就是一张黑色判决书，它控诉罪犯，揭露罪行，既骂贪官污吏，也骂为富不仁，既骂背信弃义，也骂行尸走肉，总之把这个时代的阴暗面翻了个底朝天，极力宣示了一种批判的乃至激怒的情绪。这让我想到任不寐在《灾变论》中提出的“灾民理性”（生存恐惧、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利益崇拜、梁山社群主义和诗性智慧），在这组诗里几乎都能找到恰切的例证。因为“满世界的胃都坏了”，“整个人类泪光闪闪”，江非定然要义愤填膺、疾首蹙额，定然要“瞪着那双干旱的眼／瞪着整个世界一双／冷漠的无情的无耻的眼”，江非不但要拉出这种势不两立的架势，还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人喋血、快意恩仇，极尽“英雄”之能事。但是，试问英雄者何？恐怕江非也说不清楚。在《英雄帖》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试做英雄的情绪，是面对社会痼疾、人间不平所做的一种宣泄或发泄，最多也就是出出恶气，获取心理上暂时的快感和满足。虽然诗中那个主诉人一再宣称“我从来就没有和你们在这个时代一起生活”，呼告人们“别在平墩湖苟且活下去了”，但是他所做的也就是毙几个无赖宰几个泼皮，在梦里杀掉几个假想敌，虽然他一再拒绝投降拒绝下跪拒绝“无耻的生活”，要求“人的一生”，但是结果总是“在台前表演／在幕后沦丧”，“在平墩湖继续种粮／在平墩湖继续打鱼／继续晒网／继续佯装一个无仇无恨的孩子”，“忍气吞生过着忍气吞生的日子”，“忍气吞生写着忍气吞生的诗”，然而，“想写一首好诗／却找不到它的开头……想拜几个把子／浪迹江湖／纵横春秋／桃花却已落尽／挑树却已砍光”，于是：只好去买一座山丘；
修几处寨子；
种几行果树；
试着在平墩湖落草为寇；
在平墩湖虚掷光阴；
举杯浇愁；
可是没成想；
却招不来上山的喽罗；
养不起看门的恶狗；
只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只好自己给自己磕头；
只好自己抱着自己；
站在车零马稀的门口；
只好在梦里再开一次小差；
做一回壮士；
进一次班房；
当一回死囚；
可是却不知道何年举旗；
何从下手；
何地行刑；
何处斩首；
——《英雄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