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开国之兵事，虽不能截清于元亡以前，然亦大致已定。此后成两种事状：一、迅扫之余孽；二、永久之防御。平汉、平吴、平闽，已略叙于前。元之两广，广东属江西行省，广西属湖广行省，广西又辖海北海南道及播州安抚司，盖以南方荒服视之也。平汉之后，已取江西、湖广两行省，然未暇遽问两广。至吴元年，即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始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取广西。而取广东则海道为便，故于平闽之师既取福建沿海诸郡，即移水师入广东，事在洪武元年，即至正二十八年。二月，广西稍有战事，广东则元左丞何真保境归降。何真亦由义兵起，平诸郡乱，元遂授以江西行省之广东左丞，有威惠，为众所归，知明祖之能定中国，兵至即降。取广东之师在后，而广东反先平，会湖广之师定广西，真之力也。两广之平，亦在洪武元年之秋，与北伐克元都为同时。至蜀与滇，仅能自守，无意于境外之事，故至洪武四年而后平夏，洪武十四五年而后平滇。此皆有征无战，以不嗜杀之心俾定于一而已。北方则大都下后，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方据山西，奉元帝诏图恢复，出兵攻大都。徐达不与迎敌，委大都于守将孙兴祖、华云龙，先本奉诏入山西，元年十一月，王保保兵由雁门缘边向北平（明取大都，改名北平），达军乘虚取太原，保保还救，又大败，保保走甘肃，山西遂平。二年三月，移兵入陕西，时陕西直辖甘肃境，其兵皆察罕同起之李思齐所统，大军以次削平，或降或斩，至是年八月，陕西悉平。唯保保入甘肃后，拥兵塞上，犹时时扰西北边。三年正月，再命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大发兵肃清沙漠。六月，大破保保兵，禽[擒]故元王公贵官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四千余人，马驼杂畜巨万计。保保挟妻子奔和林，而元主于四月丙戌崩于应昌，子爱猷识里达腊嗣。元主为宋少帝入元后所生之子，生于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距宋太祖开国之年为第六庚申。先是相传宋太祖因陈抟有“怕听五更头”之言，故全宫中四更末即转六更，终宋世皆然。六更者，更鼓将尽，作繁声以结之，谓之虾蟇[蛤蟆]更。宋祖未悟更之为庚，后于第五庚申而元世祖即位，越十七年而灭宋，第六庚申而顺帝生，遂以亡元，仍为汉人所得。帝北遁之次年，太行隐士葛溪权衡作《庚申外史》著其事。明祖诏书中亦称顺帝为庚申君；又诏宁王权编《通鉴博论》，直书瀛国外妇之子，绵延宋末六更之谶。清代学者颇主此说，全谢山并详考《元史》中，帝之生于塞外，及文宗徙之高丽，再徙广西，谓非明宗之子，帝即位，追封其生母迈来迪后及以皮绳马尾拴召虞集之事，佐证实多，非汉人思宋而托为此言以自慰也。爱猷识里达腊早为太子，嗣位于应昌，时李文忠追元主，克兴和，取开平（兴和、开平皆在宣府。开平为元之上都，非今滦州之开平），闻元主崩，疾趋应昌，元嗣主再北遁和林，用王保保自辅。文忠获元帝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诸王官属数百人，得宋元历代册宝等物，驼马牛羊无算，穷追至北庆州而还，又降元兵民数万。王保保辅元嗣主，屡扰边。五年正月，再命徐达等北征。五月与王保保战，败绩，死数万人，自是明兵不复大举出塞。八年，王保保卒。元嗣主篡夺相寻，十余年而五易其主。自二十年平海西，元左丞纳哈出降，元无复治理中国遗迹，亦遂去帝号而称汗。终明之世，时而顺服，时而侵扰，以致九边设备，解严之岁较稀。凡此皆濠、滁起事以来，以武戡乱之余波，故虽延及洪武年间，仍附于开国以前之武事，以明其所谓马上得之者如此。
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
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当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爱民，亦有容纳士大夫一二见道之语，然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元以兵力显，试观《元史·兵志》，止有佥军、补军、调军、遣军之法，别无养军、练军之法，是仍裹胁趋利之故技，其他非所问也。元以兵耀万古，于兵之无制度且然，其他刑罚、食货，一切苟简，所谓无规矩而信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无六律而任师旷之聪者也。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过差，遂各得数百年。明祖开国规模，唯《纪事本末》立有专篇，欲录之不胜录也，且即尽录之，亦尚未足见太祖制度之真相也。史载一朝之制度，各为专志，古人言：“读史要能读志。”此说是矣，然即读志而仍未能了然也。今于明祖创意所成之制度，于史志以外，略举他书，疏通证明之，见明祖经理天下之意。以一二端为例，学者可循是以求之。
国之兴亡系于财之丰耗，阜财者，民也；耗财者，军也。此就经制之国用言。若夫无道之糜费，如土木、淫祀、私恩设官、后宫滥赏，一切不如法而人人知为弊政者，不在议论之列。先言民事。
《食货志》：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其视户籍之重如此。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一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
案：此段又见《范敏传》。为敏所定之法，文字略同。唯文意当申言之，云：“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又云：“黄册年终进呈，岁命给事中、御史、主事等官厘校讹舛。”则十年造册，乃年年有所更改，阅十年而清造一次，非十年中不动也。其后黄册为具文，自指太祖以后。当太祖时，户部与司、府、县均直管此册，并郊祀荐天。黄面以充御览，遣科道司官负厘校之责，若有发觉飞洒诡寄之弊，干连者众，并且常在御览之中，夫子视此为国本，荐于郊祭。其后，造册之制，由清袭用而延至于今，唯黄册早为具文，已浸失太祖重民之恉[旨]矣。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帝以郡县吏每额外征收，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为粮长，专督其乡赋税。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八年十二月，并定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徙者，许纳铜赎罪。
案：明粮长之制，屡革屡复而终革，原其为制，非永制也。始以定里长之法而革粮长，以里长代之，旋又复。景泰间，革湖广及江北各府及福建等处粮长。自都北京后，南粮运道太远，宣德间改军民兑运，民运止达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粮长更无召见之路。后来非官累粮长，即粮长扰民，革之犹不尽，时时赖臣工条列其弊，以禁令为之补救而已。然在太祖定法，则以此为天子自与人民亲接之一端，见之史者，如《孝义·郑濂传》，濂以粮长至京，帝问治家长久之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言。”帝称善。据《今言》，洪武时又有诏天下民年五十以上来朝京师，访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则宴赉而遣之。自是来者日众。二十六年，诏免天下耆民来朝，则见《本纪》。此则来者任其自愿，不用其言，亦邀宴赉，其来遂无限制，久而不得其益，乃罢之。此皆唯太祖可行之制。充太祖亲民之意，不欲专就选士俊士中求言，绝非后来帝阍难扣之象，而一时浮收中饱，惠泽不下之弊，早不禁而自绝矣。
《元通鉴》：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辛巳，吴下令禁种糯稻，以塞造酒之源。
洪武元年，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九年，定布绢与米麦相折之价。
案：此用《食货志》文。据《杨思义传》，为思义任户部尚书所请定。当时四方军事正亟，而劝课之为尤亟如此，乌有听其荒废或任种有害之物之理。
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纱绢布；务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纱（出《农政全书》）。十八年，谕户部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业本必先于黜末，自什一之涂[途]开，奇巧之技作，于是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织而万夫待衣，欲民之毋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出《洪武宝训》）。
案：阜民以节俭为始，治世皆然，何论国难。但必非在上者以奢导民，而徒以禁令束民所能使其耳目归一，不自厌其质朴也。姑就《纪事本末》所载者证之，至正二十六年（时太祖尚称吴王）六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因谓侍臣詹同等有曰：“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十二月，以明年为吴元年，建庙社，立宫室，己巳，典营缮者以宫室图进，太祖见雕琢奇丽者命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圣，雕峻而亡。吾节俭是宝，民力其毋殚乎？”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癸卯，新内三殿成，曰奉天、华盖、谨身。左右楼曰文楼、武楼。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序列，皆朴素不为饰。命博士熊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侈丽！”言者惭而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蕲州进竹簟，命却之，谕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唯服食器用，无玩好之饰；今蕲州进竹簟，未有命而来献，天下闻风，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献。”八月，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特命以铜为之，有司言：“费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十月甲午，司天监进元所置水晶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上览之，诏侍臣曰：“废万几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先是至正二十四年，平汉后，江西行省以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耶？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穷奢极侈，安得不亡？”命毁之）。十二月己巳，上退朝还宫，太子诸王侍，上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观之所，诚不忍重伤民力耳，昔商纣琼宫瑶室，天下怨之；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国富民安。尔等常存儆戒！”六年十一月，潞州贡人参。上曰：“人参得之甚艰，毋重劳民，往者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朕俱止之，国家以养民为务，奈何以口腹累人？”命却之。凡此皆洪武初年之事。太祖唯率先恭俭，而后立法以整齐一国，则人已以朴为荣，以华为辱矣，况复有法令在耶！其中如毁元宫刻漏一事，此亦中国巧艺不发达之原因；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发展科学与世界争长，唯机巧用之于便民卫国要政，若玩好则仍禁之，固两不相悖，决不因物质文明而遂自眩其耳目。
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黄册之制，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于是以鱼鳞册为经，凡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凡赋役之法定焉。其有质卖田土者，备书其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于是始无产去税存之患。
鱼鳞区图之制，为田土之最要底册，明祖创之，清代仍用，然在江南则有之，江苏之江北即不能皆具。要之，此法沿自明代，今各国之所谓土地台账，即此法也。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所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当时未措意科学，而尽心民事者自与之暗合；苟不勤民，即科学发达，人自不用，此以见政治科学即由勤政精思以得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