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户口从小就挂在外婆家里，我的整个求学时代就是在那边度过的。那边房子稳定，也因为那时人小，还不容易引起成人的警惕与反感，就和照料一只小猫小狗似的。
我父母则在这个城市里不断搬家，居无定所，到周末接我回去过一下。临时住所的环境当然好不到哪里去，还得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凡做了房东的都有权力表现嘴脸狰狞，而他们也总不会忘了行使这种权力。我的一个皮球不小心从寄住的阁楼上滚了下来，就会引起楼下房东老太婆哇啦哇啦的连声恶骂（虽则也是亲戚，但在上海，亲情这东西还不如纸薄。），那屋前屋后空间狭小，同龄人也少，没什么可玩的。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一个人住在外婆家。
外婆家是这片小区内的一间底楼套房，南北共有两间。北面一间是我阿姨一家三口住的，南面大间是外公外婆和我住的，进门开在两间当中，一条走道供人前后通行，卫生间开在走道一侧，走道里另有少许空间放一张吃饭的方桌。
我跳上楼前的那三级阶梯，跑到走道底，从左侧进门，再从过道走，经过那张旧红木桌子时注意侧一侧身。进入大间，我的书桌就放在对着天井的窗前（后来一度移到内阳台，类似一个小隔间，这也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可以自由地写作看书，玩到很晚也没人说话），那时天井里一半是一间小小的杂物间，里面放着木盆，木板，席子和一些幼儿玩具。另一半是空的，阳光从正面水泥漏窗的花形缝隙里透洒下来，斑斑点点的金澄，邻居老太太家养的地雷花越过围墙，斜斜地投下几小垛浓荫。
底层屋子里的天色总是阴霾的，而我进来的时候就连夕阳的最后一丝余辉都已收净了。然后是吃饭，饭后外出散步，回来扭亮书桌上的台灯。
打开铅笔盒，一张抄好的课程表就粘在盒子的一个面上——都说是偏科不好，但一眼扫过去，总有些课名让人还比较期待，有些课名就让人提不起兴趣来，那些讨厌的课名出现的频率还特别高，也不排除是因为出现得太多惹来的反感。
对着课程表，从书包里拣出明天迫在眉睫要交货的作业，迅速处理完毕。有些特别可爱的手工不愿意如此应付，会别出心裁地挑些好看的原料来完成。比如用绉纸穿铁丝做的康乃馨假花，红白相间就特别出挑。语文数学总不过如是，不如音乐手工等副课可爱，但它们因与升学有关，始终比副课受尊重，家长送礼时也有选择性，主课老师便得尽青睐。三年级以后它们与英文一起就成了课程表上三巨头，直至一切副课影踪全无——那是五年级的时候。
灯下忙碌过两，三个小时（间中吃点零食，东摸西弄，每一本作业完成都要自我调节一下心情再换下一本。电视机就在书桌旁边，幸好外公外婆不比父母会管东管西，他们在看，我也就这么天天搭伙看，电视剧从不错过一集。）后，关灯睡觉。
那时候外界一切惊扰对我的睡眠都没什么影响——有时外婆在南间（就在我睡的床旁边）里搭张圆桌拉群牌友，哗啦哗啦地彻夜搓麻将。北间里，我阿姨两口子或是拉了一群狐朋狗友喝酒吹牛（还有喝着喝着打起来的），或是深夜忽然爆发争吵，扭打起来，我阿姨一边操着大嗓门叫骂，一边呵斥我弟弟：“你听啥听？睡觉去！明朝还要读书的，爬不起来看我把你怎么样！”她应该是希望我外公外婆来替她撑腰。不过他们两夫妇打架的频率实在太高了，后来就没人理他们。我阿姨每每在“两人战争”中大喊大叫：“阿拉爷娘全死掉的！听我给人欺负！连头也不伸一记。哇啊啊啊！……”放声嚎哭。他们总是在半夜莫名其妙地吵起来，凌晨莫名其妙又和好了，转过头来我阿姨哈哈哈地与之调笑，就好象这两人从未发生过口角一样。他们打架时，我弟弟夹在中间吃过几下亏，气头上被我姨父狠揍，以后见到他们吵架也就白眼睛，明哲保身地一动也不动。过后又被我阿姨抱怨：“你个小没良心的，我喊你你也不帮我，我给他打死了呢？看我给不给你买那个变形金刚喏！”我姨父：“我偏要买给他！就买给你看！”过几天他从他爸爸这里得到了这个玩具。
这个居民小区的深夜里经常会有此类插曲发生，熟人社会里只要认准是老户头，谁都见怪不怪，也没那必要给予任何反应，之后便有人租了此处的空公房来搞卖淫嫖娼，惊诧过后，居民同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夜里再添上了许多哭叫声。
楼房依旧平静，一天深黑，几户灯光，月光从这头移到那头，换成了清晨的太阳。
外婆家的天井墙外那一条石子路从早晨6：30分就开始人声鼎沸。
上学日都是附近的适龄孩童背着书包从各自的家门里走出来，一年级的小朋友由家长领着，许多小皮鞋，小跑鞋和芭蕾舞鞋的踢踢踏踏声一路响过去，书包里的水壶哐啷哐啷，伴着大人的催促，从“第一天上学要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到“快点快点，又要迟到了。”/“功课全带好了没？”/“今朝要小测验，你生词默得出伐？”……踏过路口的公共厕所时，路中间三个阴井盖下发出轰隆轰隆的连续闷响，方井盖们震撼不已——它们的确曾经溢出来过，出事的那几天，人人掩着鼻，小心地绕道而行。
马路对过就是我就读的伊甸小学。
我在那里读了五年。
那扇校门比较低矮，是银灰色的。它每天7：00准时打开，门外等候的学生就一窝蜂地涌进去。此时左右各四个高年级小学生（各班轮一个星期，一般是班干部顶上）早早地站在门口，检查学生的红绿领巾，头发指甲，以及不时高喊：“同学们好~”，“老师好~”，喊到老师的时候还要敬礼。
我也站过那个校门，我们班那八个同学还被一个裤子经常忘记拉校门的秃顶校长言鞭喊得太小声，活似在军队训练——“有气无力，没吃饱饭啊？”（这话没错，起得太早，本来就没吃饱，吆喝敬礼也是个体力活。）。但更多的时候是我被那门口站的给拦下来，一，二年级的问题是手指甲太长，三年级之后就大多是“红领巾没带”这一桩。处理方式很不人道，不仅要记名字记班级，还得像犯了什么大错误一样低着头站在一边，目送人来人往，本应7：30以前进校的，却等到8：00关校门了才给放进去，进教室前在班主任那里还得吃一番排头。她们自觉颜面有失，对孩子更严厉，有让迟到者在教室外站半节课的，有冷冷地丢一句话：“我不会要你们的，随便你们在外面站到几时。”会这么情绪化的多数是女老师，男老师反而是客气的，所以我一度对年轻女教师存有阴影。
有些小孩没有耐心被四脚悬空流放太久，终于找个间隙自己钻进去了，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有时候班主任就默认了，有时候还会闹上一阵，作势拖着人胳膊往外拽，大骂学生，吵闹不休，因为她觉得自己的雌威受到了冒犯。现在想来，这些“不听话”的学生应是最早懂得以本能维护自己受教育权的一群人。而对于班主任来说，这么乱来决非明智之举——首先，你并没有权力不让学生进教室上课，这本来就是公然违法在先。而且在你下了这么一个荒谬的命令后，不要以为你就耍成了狠，学生小心肝战战兢兢一阵子从此就会对你永久性服帖。被孤立于群体之外的恐惧感也只有起头一阵子，上课也并非什么很有趣的事，一旦习惯了罚站，再不以为意，就在教室外溜来溜去，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在每一个教室外跳一跳，窗户上露出一张人脸，脸上写着“老子到此一游”，神态得意，反把在教室里上课的当动物参观，人多时，难兄难弟们聚在楼梯转角处掴香烟片子，玩得不亦乐乎。被校长巡楼时看见了，觉得影响到别班，便去与班主任商量把他们请回教室去太平，碰上老油条还要搭搭架子：“是你让我在外头的，我现在不想进去了。”班主任更是气急败坏：“我让你去死你去不去？！”这就叫自打嘴巴，越发没脸。而耐不住性子偷偷溜进教室的学生一多，再因顾忌一个法不责众没有加以处理，你的话反而会权威大失，就形同放屁了。至于拖着学生胳膊硬把人往外拽着赶的更是白痴行为，也只有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气力不如你，而且就这么打起来了，或是出了校门在外头出点差错，人家家长还是吃素的？再说了，就为这么点子小事你还能闹上天去？到哪里都讲不赢，最后还得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