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县志》提到沈万三有“二子茂、旺”，但是根据沈家后人的墓志铭，沈万三有一个叫沈荣的儿子，由于记载不详，沈荣是“二子”之外的一个儿子，还是“二子”之一？不得而知。我们在此只根据沈荣的墓志铭推算沈万三的年龄，其他细节不做深究。
沈荣的墓志铭中说，沈万三的长子沈荣死于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享年七十一岁；他的儿子沈森与父亲死于同年，享年四十八岁。倒推上去，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的年龄应该在八十岁上下。这个年龄的沈万三既使看到了明朝的建立，也无力得罪朱元璋了，被充军流放云南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明军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才正式对云南用兵，次年平定该地，云南正式纳入明政府的版图。此时的沈万三如果活着，至少也已经在一百岁上下，如此高龄还活着且被流放，似乎不太可能。
沈荣的墓志铭里还提到：“初，荣父之先君子（即沈万三）游于故侍讲袁文清之门……”沈荣在洪武九年的时候去世，墓志在提到沈万三时，使用了“先君子”这个称呼，这已足以证明沈万三在洪武九年时早已去世。
如此，结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依据莫旦的记载和沈荣的墓志铭，可以推断沈万三死于元朝灭亡之前，大约活了六七十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元朝人。不但没做过一天朱元璋的子民，甚至极有可能没见过朱元璋，也不知朱元璋为何方神圣。
既然“明朝沈万三”是虚构的，那么，有原型吗？答案是有。他应该是江浙富户的一个代表符号。
沈万三传奇的版本极多，但大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出巨资帮朱元璋修筑南京城、犒劳军队、家产被没收，本人却遭流放。
元朝富翁沈万三自然赶不上修筑南京城这项大工程，更不可能与朱元璋“对半而筑”，或者独力承包三分之一的工程。南京城的修筑之所以会跟沈万三扯上关系，其实与朱元璋大肆强行迁徙江浙地区的富户来“充实都城”有关。
早在还是吴王的时候，朱元璋就将大批苏州的富户强行迁徙到濠州。建立明朝之后，这一政策变本加厉。洪武三年，将苏州、杭州、嘉州、湖州等地四千多家富户集体迁往濠州；洪武十三年的声势更大，苏浙地区四万五千多户富户被朱元璋强行迁到南京以充实首都的经济。
在大批的富户被强行连根拔离本乡的同时，南京城的修筑工程也正如火如荼。富户们带到南京城的大量财富被征用是不可避免的。南京城的许多建筑，像铁桥、酒楼、水关等等，或许都是用这些富户的钱财所建。这可能就是传说中将南京城墙以及其他建筑，都说成是沈万三一人所建的原因。
充军云南这段传说也可以找到出处。
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平定，朱元璋就不断从内地往云南移民，美其名曰“充实边疆”。这些移民当中，江浙地区的富户占了很大一部分。以至于移民人数多于当地土著，这些人的服饰、礼法、语言、习尚，都与南京类似。（见明朝谢肇淛的《滇略》）
在虚构的传奇里，富翁沈万三被朱元璋流放到了云南。在真实的历史里，一批又一批的江浙富户们，也正千里迢迢，拖家带口，像牲畜一样被赶往那烟瘴之地。
几乎所有的沈万三传说里，都少不了沈万三被抄家、或者被课以重税以致破产的情节，当时江浙富户们也同样遭遇到这样的悲惨命运。
强制迁徙、课以重税是朱元璋打击富户们的常规手段。罗织罪名将富户们牵扯进“朋党案”，则属于非常规手段。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事发，杀了三万多人，江浙富户被牵连者甚多，沈万三的女婿、豪富不逊于沈家的陆仲和，就不幸成了胡党成员，全家几乎被杀了个鸡犬不留。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谋反案，都是遍地人头乱滚，许多江浙富户一夜醒来，都莫名其妙地成了蓝党成员。
朱元璋是个对富人缺乏好感的人。一方面可能源于其早年的坎坷经历，做乞丐、当和尚，应当遭遇过不少富人的白眼；另一方面，和他本人对明帝国的整体设计有关。小农出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帝国是一个绝大部分由小农组成的社会，做过游民的他见识过游民们的威力——他们摧枯拉朽般推倒了庞大的元帝国，所以他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帝国是个静态社会。在这套设计蓝图里，没有富户们的存身之地——富户们作为地主，他们与生俱来的“兼并”欲望会破坏小农社会，小农们失去土地，又会成为游民，破坏静态社会；富户们作为商人，商业的流动性对静态社会的威胁显而易见；即使不农、不商，而仅仅通过权力“致富”，也无法为朱元璋所容忍，因为那样会损害他的统治。总而言之，财富，在朱元璋眼里是有原罪的，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扫荡江浙富户。
由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沈万三故事里的具体情节虽然是伪造的，但历史背景是真实的。
农业社会里，富户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其中有很多是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愤怒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们就有可能捏造传奇故事，以发泄自己的不满。依附在沈万三身上的那些故事，虽然不是沈万三自己的故事，但却是整个朱元璋时代，江南富户们集体遭遇过的故事，沈万三不过充当了这些故事的一个巧妙载体罢了。
这些传奇故事被后世治史者当真，甚至添油加醋，并煞有介事地传播，终于将传奇变成了“史实”。
满人入关后，推行“剃发令”，此令一行，天下哗然。有的边哭边剃，有的宁死不屈。对于不合作者，清王朝采取了强硬的举措，既然“衣冠发型比命重”，那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时间，清初护发抗清运动风起云涌。腥风血雨中，有了“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汉人的血流成了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清末民初，辫子又成了落后、愚昧的象征，剪辫子成了全国范围内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与当初留发一样的风起云涌，大动干戈。
强迫汉人剃发留辫子，被认为是清代最显著的“愚民”政策，是满人对汉人的污辱，但是这个愚蠢的“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却是个名叫孙之獬的汉人。
如果不是因为剃发这件让人至今为之诟骂的事情，孙之獬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占据一席之地，他会和无数先人一样，默默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然而，为虎作伥的“剃发”事件让他声名狼藉，遗臭万年。
孙之獬是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迁侍读。起初他投靠宦官魏忠贤，过了一段吃香喝辣的好日子。1628年，崇祯皇帝继位，惩办魏忠贤阉党，下令毁掉由阉党编写的以排斥、诛杀异己为目的的《三朝要典》。孙之獬不识时务，居然抱着《三朝要典》哭告太庙，结果被列名逆党，削籍回乡。随后十几年一直赋闲在家，为士林所不齿。
清兵入京后，孙之獬认为翻身的机会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清廷派明朝降臣王鳌永招抚山东，孙之獬投降。为了赢得清政府的宠幸，他散家财，组织军队镇压了明永镇的抗清义军，得到山东巡抚方大猷的赏识，旋即被招入北京，擢升为清廷的礼部左侍郎。
清朝入关之初，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下来，也还没有像后来那般严格规定汉臣上朝必须穿清廷规定的朝服。所以汉臣和满臣上朝时，服装是不一致的，满臣身着满服，汉臣皆博冠大秀，汉人装束，而且满、汉大臣各站一班。
求宠心切的孙之獬投降后就剃发、改穿满服，却两头受歧视。自认高人一等的满臣不认可他，不让他站在满人的队伍。汉官对他的行为感到不齿，也不让他入班。在两边都不受待见的情况下，孙之獬恼羞成怒，向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上了一道奏章，奏请给汉人剃发，并且说，如今汉人的衣冠束发之制仍保持以前的习惯，那就是陛下你顺从中国，而不是中国顺从陛下。
孙之獬的话击中了多尔衮的神经。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政府颂布“剃发令”，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从者治以军法。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态度非常坚决，对反对者的处罚极其严厉。1654年，降清后一直深受多尔衮信任的汉臣陈名夏只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即遭人弹劾，并被处以绞刑。
对于习惯了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的汉族人来说，剃发易服是不能接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对于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汉人来说，衣冠发型比命还重。很多汉人视“剃发易服”为一种侮辱，认为这种文化习俗上的改变是数典忘祖，是对祖先的不敬，死后会没有面目见先人于地下。因此，“剃发易服”成为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并且加剧了汉人对满清的敌对情绪。
发布剃发令之前，当时的汉族老百姓和大部分官员已经基本接受了满人统治的既成事实。然而，剃发令让部分汉人遭到了比改朝换代更加强烈的刺激，他们保卫本民族精神和风俗的立场空前统一，清政府遭遇了比改朝换代更为激烈和持久的反抗。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爆发起反抗的怒潮，各地的义民纷纷揭竿而起，杀死清军安排的地方官吏，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其中著名的领袖有嘉兴的徐石麒、松江的沈犹龙、常熟的何沂、太湖的徐云龙、昆山的朱集璜等。清廷对此采取了血腥的镇压政策，数百万人头因此落地，整个中国大地陷入“留发与不留发”的血雨腥风之中。
清朝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大多历史学家认为是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族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以便更好地维护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满族统治者的这一目的后来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时，居然有些汉人不愿剪辫子，其中有不少人恐怕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孙之獬的建议让百万人头落地，但他自己的结局也并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