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孝顺是真实的。起初他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他因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因而请求到安徽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以便于侍奉双亲。就这样，父母亲还是认为离得远了，于是包拯干脆辞职回家，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三年，仍不想离开故土。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后来在家乡父老的劝告下，已经三十九岁的包拯才正式登上仕途，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
那么，嫂娘的故事出自哪里呢？也确实发生在包拯的家中。包拯有子二人：长子名繶，英年早逝，其妻崔氏誓不改嫁。次子名绶，是包拯家中陪嫁的丫头所生。包拯去世时，包绶才五岁，由长嫂崔氏照管。包拯一生居官清廉，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遗产，崔氏于是清贫度日，一直把包绶抚养成人，包绶对崔氏则像母亲一样对待。崔氏后来受到朝廷的表彰，被封为永嘉郡君，制书由大文豪苏轼起草。同时朝廷还批准在她的家乡建了一个节妇台，并为她作传。
其二，传奇大案，均是虚构
民间传说中，斩包勉、铡庞昱、铡陈世美、打龙袍，是包公故事中最精彩的桥段，可是，这些事迹在真正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其中“铡美案”是包公系列故事中最冤的一件。据考证，这个故事中的陈世美是清朝的顺治年间的清官陈世美，他之所以被冠以忘恩负义的名头，并且被“判”以极刑，完全是官场斗争的结果。陈世美的家乡人丹江口（原均州）曾一度为其鸣冤，至今均县还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
铡庞昱倒是有点事实根据，却是张冠李戴，忠奸颠倒。真实的情况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时，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密报，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包拯经过调查，发现事实刚好相反，苛剥农民的是王逵，任中师则是个廉洁的清官。最后包公请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的钱粮还给老百姓。整个事件并无庞昱此人。传说中的庞昱之父庞吉，是从庞籍演化而来，但他并未当过太师，而且是刚直果敢的大臣。宋仁宗即位时因年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长大后，身为殿中侍御史的庞籍即上书，请求取消垂帘仪制。庞籍后来做过宰相，他仅有的一子庞元英，也没有被包拯铡死。
至于侦破狸猫换太子以及打龙袍均无据可考，而“斩包勉”一说，因为在包拯宗谱中没有侄儿包勉这号人物，也纯属虚构。
其三，包公也有糊涂时
断案如神是民间对包公的最重要评价之一，甚至在传说中还出现了“白天审人夜间审鬼”的离奇故事，前文所提到的“孙押司凶杀案”即属此类传说。但是因其只出于公案小说，且无正史记载，不足为信。
翻查正史和其他史料，发现包公断案如神的故事鲜有记载，倒是可以看到一则错判的案例。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载：包拯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有个富户犯了法，按律应处脊杖十七下。那个富户贿赂了开封府的一个书吏，书吏得了钱后说：“我豁出去陪你一起受一顿臀杖吧。”当时的脊杖要打击人的脊背，很容易将人打残，臀杖就是打屁股，比打后背要轻得多。到了包拯审案时，那富户按书吏的指使大哭小叫，正在作记录的书吏装作不耐烦，大声插嘴道：“不就是脊杖十七下嘛，干吗哭哭啼啼纠缠不清？”包拯一听就火了：一个书吏竟敢这样狐假虎威！于是下令把书吏拖下去臀杖十七下，对那罪犯却从轻发落了。包拯这样做，目的是想压一压小吏的气焰，殊不知正好中了书吏的圈套。
包公虽然在断案以及传奇性事件上得不到史书的支持，但他确实是个清官，是个刚直不阿的谏官。因此，他虽然文采不如同时代的欧阳修，政绩不如同为官的王安石，但却被老百姓铭记于心。人民需要“清官”，而世上又少有清官，这样，“包青天”应运而生，戏越编越多，人越传越神。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高贵人品。
一是端砚事件。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去端州（今广东肇庆）做知府。端州出产名砚端砚，当地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到任后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过要一方端砚。“端砚事件”很让朝廷赏识，三年后包拯就被调入开封。
二是不屈不挠的“牛皮糖”精神。
北宋是一个士大夫意识高度觉醒的年代，不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交锋，包拯就是一个让皇帝宋仁宗相当头疼的“牛皮糖”。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她的伯父张尧佐的官职因此一路飙升，不但位居财政部长，还身兼四大要职，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纪录。一干大臣为此吵闹不休，要求皇帝撤了张尧佐的职，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是主干人物。争论达到高潮时，包拯站在宋仁宗跟前，慷慨陈词，唾沫星子横飞，溅了皇帝一头一脸，加之众大臣在旁边帮腔，宋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后，一边举袖擦脸，一边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还在当御史！”
对张尧佐的弹劾在宋仁宗的偏袒下进行得并不顺利，因此，包拯等人和皇帝之间的“战争”就一直持续着，老张的官职就在拉锯战中上下浮动——弹劾风头最盛时他地位稍低，风头过后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张死后，整场战役才算正式结束。此后，二弹郭承佑、七弹“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牛皮糖”包拯树立起了绝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的光辉形象。
三是刚正不阿的政治态度。
包拯有一条直白又充满写实主义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贼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也。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意思是说，后世子孙若有做非法之事的，当逐出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
在他为官过程中，他也一直身体力行自己的道德原则。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掀起了“庆历新政”（1043—1045年，历时一年半）。朝中对范仲淹的改革有支持也有反对，不可避免地分为两派。当新政正值高潮时，包拯刚从地方调进中央，担任监察御史一职。
把包拯从端州拉到这个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王拱臣的举荐，很可能是为了给保守阵营壮大声势，并没有指望他能起多大的作用。然而，这场改革以吏治为第一目标，恰恰与包拯的政治观点不谋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这是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包拯就此上了一道奏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一针见血来势汹汹。顿时，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浑水摸鱼。
新人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保守派大臣喜出望外，以为包拯是自己这一伙的。但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大跌眼镜。
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就在这个当口，包拯又写了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应该维持范仲淹提倡的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保守派们对此瞠目结舌：此人犯浑吗？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理，没有党争，只有实情。
六年后，官升知谏院的包拯，并没有以范仲淹改革的倒霉下场为前车之鉴，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佞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起用贬逐之臣——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
群臣这下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的官场异类。因此，当包拯弹劾宋庠时，没人觉得惊诧了。宋庠文采风流，做宰相七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暴政，三没道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但是包拯说，无错，是因为你没干事，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就是“尸位素餐”，当然应该弹劾。
四是勇于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像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沉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从主观上说，包拯的改革主张，目的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他也因此为天下百姓所爱戴。
前文所提到的不屈不挠地弹劾皇亲国戚张尧佐，以及随后的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等就是针对冗官灾害的举措。
1057年阳春三月，五十九岁的包拯担任开封府尹。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改革诉讼制度。北宋时期，平民告状必须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到任后规定：裁撤门牌司，大开正门，告状的人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此事非同小可，无论从百姓申冤还是办案效率以及公正性上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良性改革。此举一出，顿时民心大悦：“开封有个包青天！”
包拯在开封任上只做了不到两年，就接到了仁宗又一项重任：出任三司使，打理国家财政。在这个位子上，包拯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变“利率”为“和市”。当时，朝廷向百姓征用过度。包拯说，进贡物品也是商品，朝廷应该按照一定价格，在“和市”上向百姓购买；至于急需物资，跟富翁们要。此举为老百姓来说是极大的善举。此外，北宋时期，朝廷收税只要现金不要实物。百姓只得把粮食卖给官府“折变”为现金，官吏们趁机压低粮价，以至于到了灾荒之年就民不聊生。事出凑巧，包拯主管财政这两年，江淮、两浙灾荒不断。于是包拯一连上了四道奏章，请免江淮、两浙折变。
经济改革的成效让皇帝愈发信赖包拯，两年后（1061年），包拯又出任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当时包拯六十三岁，已是风烛残年之体，不久即病倒，宋仁宗亲自到他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5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五是为官清廉，大公无私。
包拯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生活依然和当普通老百姓时差不多。他的铁面无私更是让他名声大振，即使在他死后，其威名依然不堕。据说，宋神宗时期，有一个少数民族官员归顺了宋朝，他听说包拯是忠臣，于是请求准许改姓包，取名为包顺。另有传说，有一次，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情急之下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恰巧这位女子生病，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前去探望。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后，巫女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限士兵们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士兵们以为是包拯显灵，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除了为政清廉，包拯在外交活动中也可圈可点。
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宋仁宗下令，派包拯为正使出使契丹，祝贺即将到来的契丹元旦佳节。当时契丹典礼官对包拯说：“宋国的雄州城新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招诱我国叛逆之人以刺探边疆情报呀？”雄州处于今天的河北，位于当时辽国的边境，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契丹人故有此问。包拯反问：“你们国家的涿州城不是也曾经开过便门吗？其实，刺探边境情报何必用开便门的方式呢？”那人无言以对。
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回顾真实的包拯，会发现他的仕途和生活其实很平淡：没有悲惨的童年，没有发明过三口威风的铡刀，没有铡过负心的驸马和骄横的贪官，身边没有英姿飒爽的七侠五义，甚至没有一张黑脸和额头上的月牙。他干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就事论事给仁宗写报告。他更多的时候，是个埋头苦干的良臣，他带人挖过井，给百姓免过税，他用实际行动，一点一滴，将他的改革进行到底。
神化了的包拯可以说集中了好官的所有特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断案如神，执法如山，忠孝两全。
包拯的被神化，除了其自身本事过硬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老百姓希望有这样一位“青天”。历朝历代贪官酷吏众多，而有作为的良吏清官则屈指可数。老百姓受尽欺压盘剥，一旦有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官出现，他们自然欢欣鼓舞、爱戴有加，自然愿意用自己心中最美好的形象来装扮这位“青天”。
如今，我们不断揭开历史真相，为历史翻案。然而，有些传说虽然已被证明是神化，但我们依然愿意相信。包青天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