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要告诉你，巴黎和会其实是中国赢了，你很有可能会说我是胡扯。但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
在那次外交活动中，顾维钧们采用了拒签的办法，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中国外交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此举来维护国家的尊严。
难道仅此而已吗？或者说，他们此举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可以向列强说不吗？
倘若是这样，那我们就等于是把顾维钧看成了又一个松冈，无形中降低了中国外交官的层次和分量。
是的，顾维钧是拒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日本在山东的统治权无法获得国际公法的承认。
但另一方面，拒签不是退场。
当时由于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住院，实际已由顾维钧主持全局，而顾维钧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他注意到和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参加和约签署，就能成为即将成立的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所有和约都要签，而之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
老顾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我不签对德和约，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中国照样能进国联，参与国际事务。
退路，已经找好了，哪像松冈，跟个愣头青差不多，做的事那叫一个蠢，简直是自绝于世界人民啊。
结果第二年，国联成立，中国顺理成章地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进入（就像“二战”结束，同样以这个身份加入联合国一样）。这时的顾维钧已是名声大噪，国联里面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他的操持下，中国当年就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个事情当时是被大书特书的。因为按照规定，国联理事会设4个常任理事国，4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小国家能抢的就是后4个，那真是要挤破头的。
结果给中国抢到一个，作为一个标准的小国（不是以面积大小而论的），能跟大国们并排坐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那感觉不要太好啊。
中国国内为之欢欣鼓舞，连当时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的南方政府都专门发来贺电，庆祝这一外交胜利。
可是有谁知道，这一机会其实早在一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就已经被中国牢牢捕捉到了。
好运还没有结束。
第三年，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顾维钧官运亨通，先是被任命为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理事会主席（这两个位置有多重要，同志们就自己想吧）。
老顾成了国联里面炙手可热的高官了。这就表示咱上面也有人了！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其实都差不多，有人就好办事。
正好那一年年底开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往里面一坐，中国代表的声音都高了好几个八度——在座人等，谁不卖国联理事会主席三分薄面。结果山东问题竟成了那次议题庞杂的大会的主题，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前面的，后面的，一道打包，同时解决。
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5年外，会议要求胶州、青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当然这里面还留了点尾巴，比如日本实际一直保持着对青岛的影响力，但已无碍大局。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假设，要没有顾主席亲自坐镇，以中国这样弱小的国力和微不足道的国际地位，要达成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是相当困难的；换一个位置思考，日本就真的是吃大亏了，毕竟它参加一战的很大一部分动因，就是指望着给它山东，现在出了钱（军费），死了人（伤亡），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等于什么都没捞到，你说它冤不冤。
民国老记者曹聚仁就在《采访本记》中记载，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回国的日本代表曾备受舆论的指责，而日本军界闻知消息，也一片沮丧，相当气馁。
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假设。假使山东仍牢牢掌握在日本手里，那到昭和军阀“崛起”时，这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满洲，而山东一旦出事，对中国的危害无疑是心脏上又插了一把利刃。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下棋要布大局，看事要看长远，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以为，国联交涉和巴黎和会一样，别看当时好像被“将”住了，但真正被“将”住的不是我们，而是对手。
我说过，松冈作秀和日本退出国联，是一种自绝于人民的愚蠢举动，后面还要跟一句，那就是绝没有好下场。
日本退出国联，就等于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此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而它自己，更加不知收敛，朝着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收都收不住了。
这就跟个人一样，没人管，然后吸毒、抢劫、杀人，什么都干，越干越离谱，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不是说了吗，上帝欲教谁灭亡，必先教它疯狂，至理名言啊。
你杀人、放火，为所欲为，以为真没人管，这个世界我最大？
错！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
先前英美法都只盯着一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就怕这孙子像一战前那样突然发狂，弄出乱子来。所谓绥靖政策，表面上都在让你，甚至不惜牺牲弱国小国的利益来迁就你，但这并不等于它们不防你。
为什么大家都堆着笑脸恭维你、讨好你？
你一定会脱口而出：那还用说，怕我呗。
当然没错。可是怕你的同时，他们在家里可没闲着，都在准备呢，就准备等你发狂制不住的时候抽你。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是没来由的。
“二战”爆发，为什么最后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
抛开正义和非主义不谈，实力也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都不进行积极的备战，打不打得赢德国人还真得两说，至少得多拖两年吧。
现在日本退出国联，把自己的位置就搬到德国一道去了。从此，英美警惕的国家就多出了一个日本，把它也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
一个不遵守国际秩序、不尊重国际公法的国家，难道不是最危险的敌人吗？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对日开战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日本当然挑衅在先，但一个巴掌拍不响，英美要是对日本好点，还会弄到那个地步？
这个道理，日本是直到水淹到脖子上的时候才清醒过来的。
据说，在鸦片之类的毒品还没大量面世之前，有人为了找刺激，就用砒霜来代替。
当然不能一次灌一大包，那是要立刻翘辫子的。它是“每天爱你多一点”，小剂量地服用，你还别说，吃下去也能找到一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此处依据资料，请勿盲目尝试）。
时间一长，吃砒霜就上了瘾，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心里知道不能再吃了，可就是停不下来，直到最后中毒而亡，宣布game over。
如果把“砒霜客”换成国家，“二战”中的日本肯定能够入选。某种程度上，它后来就是这样被自己亲手毒死的。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推后，看看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前后，民族英雄马占山的表现，因为他也一直在坚持着。
二次复出的马占山这次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要跟小日本死磕到底，为此，他把家里的几个老婆都给疏散掉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三四个老婆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你养得起），一人发个几千块钱，让她们自谋生路。女人们见此情景，抹眼泪的、擦鼻涕的、牵衣袖的，哪里肯走。
马占山把眼一瞪：老子是上前线拼命，可不是带你们去享福的，再这样就不客气了（“如不走者，当即死去”）。
真正的毁家纾难，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斩楼兰，誓不生还，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马占山迷途知返，不仅为自己正了名，而且使整个已趋于委靡的江省抗战形势重为之一振。
王者归来，英雄还是那个英雄，好汉仍是原来的好汉。
复出后，很多旧部已难以召回，马占山一开始能指挥调度的只有一个步兵第3旅（自兼旅长）和吴松林骑兵旅，仅相当于江桥抗战鼎盛时期人马的八分之一。但名将就是名将，他果断地使出两招，很快化解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第一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马占山敏锐地看到了东北义勇军所蕴涵的力量，不仅集中各县民团武装，还重点招纳了“胡匪”、大刀会等正规军一般不怎么待见的江湖人士，共集中11支义勇军，整编为9个旅，使所部在短时间内就接近5万余人。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虽然马占山并非东北义勇军首创之人，但能将正规军和义勇军结合起来，并使其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相得益彰者，马氏实为东北第一人。
第二招是在战术上见功夫。
事实证明，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的表现绝非浪得虚名。他重新出山后，仍然是东北抗日将领中最懂得打仗的Number one。
本来马占山还有两手棋，那就是在出走齐市时，留下了旧部程志远“代理省政”，这是准备里应外合时用的。同时，在嫩江驻扎的徐宝珍部也曾表示愿意响应配合，这支在江桥作战中以勇悍著称的部队已扩编为旅，如能得其相助，自然也是如虎添翼。
但这两手都落空了。程志远被日本人收买，转而以伪军的身份向马占山反戈一击，而徐宝珍口是心非，令人遗憾地选择了驻足观望，不愿再服从马占山的调遣。
只有靠自己了。
哈尔滨是当时日军重兵驻防的地区，从国内调来的第10师团（姬路师团）和从上海赶来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都在这个地方，关东军在东北4个主力师团，一个城市就占了两个，日本人认为肯定万无一失，除非吃了熊心豹子胆，否则任何抗日部队也不敢轻易来触这个霉头。
但有人就敢。
马占山找准的第一个目标，偏偏就是哈尔滨。
因为他发现，这座大都市虽然名义上驻有重兵，但内部兵力却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充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