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起，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蒋介石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蒋介石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蒋介石“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新桂系将领都召到一起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新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日不是假抗日。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摆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蒋介石发出邀请函，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次，怎么轮也得轮到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无奈，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扛抗战这杆旗的，要不然，你就等着砸牌子吧。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极力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
日本方面则杀气腾腾。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他们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上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青年去白费口舌。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嘚不嘚。怎么样，“支那”有你说的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芒”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33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进入了战时体制，战争机器隆隆开动。
平津之后，香月继续进攻绥察两省，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经过南口。
8月11日，南口战役打响。守南口者，为汤恩伯。
汤恩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
民国年间，“军事学东洋”潮得很，犹如现在的考托福雅思，拿着陆士文凭回来的，不说走路个个鼻孔朝着天，起码衣着得光鲜，有个“海龟”的样。
汤恩伯却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海龟”，也许叫他土鳖都是客气的。这位仁兄是个黑脸大汉，天气热的时候，两只裤脚，一只包着鞋跟，一只卷到膝盖，活脱脱一个老农的形象。只有穿上军装，别人才会知道他是当兵的，而他又是一个邋遢兵，军帽、皮带、军服的颜色竟然还可以从灰到黄分出几个档次，那就表示，有的是刚刚洗过，有的已经好久没洗了，属于生人勿近类型。
兄弟是个粗人！
把汤恩伯往士兵堆里一扔，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官，而汤恩伯也确实经常把自己扔到兵堆里去。他闲下来不是正襟危坐地坐在大帐里，而是主动去找基层的兵吹牛，特别喜欢找号兵，因为号兵对下面的事情知道得多，也能吹，大家其乐融融，有什么说什么，时间长了，老汤遂有“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
汤恩伯原先驻防绥远，接到命令后，他便率自己的第13军火速往南口赶，可是在张家口被刘汝明给拦住了。
刘汝明不肯让他去接防南口：这是我的地盘，说不能过就不能过。
这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华北有如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可是南口近在咫尺，你却不得其门而入。
汤恩伯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给刘汝明跪下磕头，可是那个土霸王却始终不肯松口。
老汤一路上考虑的都是敌情战术问题，他当时不仅准备接防南口，还有进入华北援助第29军的计划。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让自己人给挡了道，而且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战场之上，时间是耽搁不起的，几天之后，平津便双双失守。
汤恩伯捶胸顿足，痛心之至，然而这些内幕又不能跟部属们多讲，那些拼命三郎几乎个个性如烈火，眼瞅着哥几个都是去为国效命，又不是夺人地盘，你给来这一套，立马拎着斧头去找刘汝明算账都有可能，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只有自己闷在心里，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现在也哑巴了，即使亲近的人问起，老汤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打又打不得，过又不能过，后来总算找到了办法，却还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而是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刘汝明的老长官是冯玉祥，开了这个后门，刘汝明才答应放行，就这样，老汤以堂堂中央军中将军长的身份，还不得不一路赔尽小心，唯恐刘汝明又忽然变卦。
南口为长城要隘，南京政府早就拨下专款给刘汝明，用于修建国防工事。可是汤恩伯到了南口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别说国防工事了，刘汝明连个棚子都没搭！
向南口发起进攻的是关东军第11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少将（陆大第24期）。
在此之前，铃木刚刚击败第29军，而按照陆士届次，他又要比汤恩伯高上一届，这个时候，学长当然不会把他的中国学弟当一回事。
战场之上，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著名兵学家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那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相当的资历，否则绝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当时的国内，黄埔生虽已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